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2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丹·查拉举办的剧场义演，就像我去看过的那场演出一样，可是这次演出以舞台上发生殴斗并以喊来警察而告终。几年以后，发生了路易·阿拉贡和《新文人》之间的著名事件——他有言在先，如果这份报纸再一次提到他的名字，他就要捣毁编辑室；他的名字被提到；编辑室遭到捣毁。在这次事件之后，阿拉贡威胁说，他要给评论他的新书的评论家一顿好打，凑巧这本新书是一部佳作。没有哪位评论家敢评论这本书——结果又怎样呢？达达主义者的行动表现尽管猛烈但无效果，因为它不以任何社会阶级为对象，也得不到任何社会阶级的支持。他们的一切有意义的姿态都是不了了之。
有些达达主义者费了几星期或几个月琢磨，并有意识地使几行诗臻于完善；这些人热情歌颂下意识。另一些人写些雄伟的文章来辱骂批评和批评者，其中有不少极为尖锐的批评性卓见。还有些人致力于自动写作，并把他们的试验结果，据说是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众。有不少人总是故意地表现得情趣低下，这也是一门艺术。有一段时间里，忙碌得 à l'américaine①也成为时尚：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事例，一位达达主义者，他同时既写小说又进行四起恋爱事件和一次结婚，又投身于最疯狂的商业冒险——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他都得在一家疗养院里疗养。我记得，有一个人追随高更的足迹，乘船去了塔希提；还有一个乘船去了里约热内卢。有一位很有才能的诗人，他除了给朋友们写明信片之外什么也不写。有一个达达主义者收藏纸梗火柴：他的藏品之多堪称世界第一。他是个颇为机敏而文雅的青年，他决心到美国去碰运气。他借到了旅费，带着一件浆过的礼服衬衫和两手提箱的介绍信到达纽约。他递交了一些介绍信，干了一段时间的非法贩酒生意，发现干这一行的人太多，就去收集赫斯特公司的报纸上的连环画，娶了个美国妻子，吸上了毒，最后自杀——这人是雅克·里戈，他死后成了一名达达主义的圣徒。我把日期弄混了：实际上雅克活的时间长得足够使他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的圣徒，但是这两个流派有许多共同的教义和共同的成员，难以区分。在他死后不久，有一大批原来的达达主义者声明放弃诗歌，改信共产主义；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还没有严肃到足以使共产党吸收他们的程度，共产党怀疑他们很快就会转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去。他们中有极少人多年以后成为认真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多数人一面等待着一场革命，任何革命都可以，一面把时间浪费在互相争吵上。
但是这些争吵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这些争吵是本不可避免的：它们是运动从一开始就固有的原则之争。我说过，达达主义者是从狂热的道德信仰得到活力的。他们认为生活应该鲁莽而富于冒险性，认为文学不应该带有不纯的动机，特别不应该带有商业的动机——这样一来，为一份商业杂志写稿（就像我引用过其中段落的查拉为《名利场》写的那篇文章）就几乎是对圣灵的犯罪。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按照他们所宣扬的去做。他们并不是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之中，他们也不属于现实社会的统治者之列。他们大部分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需要自谋出路的穷青年。他们迟早要背叛他们的那些高尚原则；他们中间宁愿饿死的人不多。那些不妥协的人辱骂并严厉指责其他人，然后他们也依次被迫妥协，让别人来严厉指责自己。达达主义运动开始分裂成越来越小的派别。其中的一个、保持最多人数的派别，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在一段时间里变得很出名，有着不少追随者，但是分裂为派别的过程在继续着——几年之后，留在运动之中的有才能的作家只有路易·阿拉贡，他一直是最活跃、最有才华的达达主义者，和安德雷·勃勒东，他是性格极坚强的人。这两人从童年起就是朋友，但是到后来，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争吵。可以说达达主义死于原则：它是自杀身亡的。
至于艺术的宗教，这种以达达主义为其极端表现的较广泛的倾向，它似乎即使在达达主义逐渐死亡之时，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起来。它的追随者逐年增多。它的最重要的作家，它的圣徒的作品读的人不多，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公众来说太难懂了；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很广泛，他们享有极高的秘密威望。
埃德蒙·威尔逊解释说，这种传统的作家之所以在战后获得声誉“大半是由于文学之外的偶然事件”：
当这场战争的共同巨大努力以欧洲有关各国人民的贫困与疲惫，和对政治的普遍绝望之感而告终时……欧洲人思想上特别容易接受一种对行动不感兴趣、对集体漠不关心的文学。此外，不少关心社会的作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在理智上陷入混乱，结果无可弥补地丧失了声望；而其他一些作家——叶芝、瓦莱里、乔伊斯、普鲁斯特——却保持了完整无损的声誉。
应该补充一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知识界是在重复一个老的模式。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创立的，那时法国知识界的气氛与流行于战后欧洲的气氛并无不同。不少法国作家在情感上或行动上牵卷进了1848年革命——例如，波德莱尔就站在工人那一边战斗——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对社会事业丧失信心，开始在艺术中寻找他们不再指望能在生活中实现的那些理想。1871年，兰波和其他人在巴黎公社时期和之后有过同样的经验：这位伟大的个人主义诗人一度试图草拟一份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1914年的大战和凡尔赛的背叛以后，这一过程以更快的速度在国际范围重现。
与社会相敌对的文学之所以在当时风行一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艺术的宗教绝不是穷人的宗教：寻求绝对美学的那些人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在1930年以前的十年间，有比以前更多的作家和画家，特别是更多的美国人，有空闲去思考艺术问题和自我问题，去表现自己，使自己富于创造性。而且艺术家们现在被一群有文化的艺术爱好者包围着，这些艺术爱好者没有自己的信念，他们以艺术家们的作品为自己的情感来源，以艺术家们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并鼓励艺术家们的恶习。在一个人人都感到不知所措、失去方向的世界里，艺术家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被迫成为教士。
可是艺术的宗教已经接近尾声。自从它首先在法国、然后在整个西方世界，在文学方面起重要作用以来，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它曾激励有才华的人去献身，不惜牺牲地创造出伟大作品，并使诗歌和小说的写作方法更臻优美——甚至着手寻求绝对，这种绝对使他们面临走出艺术领域的危险。这种寻求由他们的后继者更为狂热地继续进行下去。可是在达达主义运动之后，所有岔开去的道路都已经明显地走到了尽头，而这些尽头永远是相同的——似乎每一条道路都引向无比忙碌的徒劳，有如萤火虫在暮色中飞舞一样。在达达主义运动过去之后，这一运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它忙忙碌碌的鬼魂。因此，当达达主义死亡时，它并不是单独地死去。这一事实已足够说明其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宗教整个地随着达达主义一同死去，而且埋葬在同一座坟墓之中①。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个人历史（1）
3。 个人历史
但是在1922年冬和1923年春，在我亲身了解达达主义运动之时，达达主义还在费力地活着。已经使运动分裂的那些争吵似乎并不是致命的分歧。达达主义的追随者稍带向往之情回顾早期的伟大表现——如阿拉贡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时他们忙碌而激动得甚至不能和他们的情妇睡觉——但他们也朝前展望一个更忙碌、更有意义的未来。
那时，我经常和达达主义者见面，两派的人都有，不仅我在巴黎度星期三的时候，而且在吉维尔尼度过漫长的数周期间。阿拉贡在吉维尔尼呆过两个月，写他的新书。下午我们在樱草花和雏菊初放的草地上漫步，他连续几小时地背诵诗歌或阐述他的写作理论。查拉经常在周末带一位很漂亮的美国姑娘来看我们，这位美国姑娘每天吸六十支卷烟，这使法国政府的烟草专利得到莫大的好处，查拉在这时候则编些双关语，发明些游戏，因为怕输，他天真地改变游戏规则。有时，但不是当查拉在村里时，安德雷·勃勒东的朋友们在星期日来到，他们整整是一个达达主义者的演出团，带着他们的妻子或情妇，或两者都带。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他们是伙严肃、忿怒的青年，但他们笑声不绝，过得快活，使人没法不喜欢他们。
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达达主义者。我试图冷静地判断他们，不参与他们的争吵；我到底是个外国人，不久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尽管如此，我不禁吸收了他们关于文学行为的见解，就像是从大气中吸收的一样。一天晚上，我妻子不在家时，多斯·帕索斯和肯明斯从巴黎来到。我们和阿拉贡一起到一家餐馆去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喝了好几瓶酒；然后回到我那在铁匠店楼上的工作室。我作了一次演说反对对书籍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结果是不管我在哪里住下，书籍似乎越积越多，使我不胜负担；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人家送的，有些是寄来的，还有些书不知怎么来的；它们就像亲戚似的进到你家来，很快就把你的房子挤满。我和德·昆西有同感，他常常租上一间房间，等到房间里堆满了书就把书丢下搬走了事。这里是法国，我的美国书卖不出去，当礼物送人也没有人要，可是我感到一种不可理喻的、几乎是中国人敬惜字纸的心情，以致不忍把书毁掉。我们都有这种弱点，应该采取激烈措施来克服这种弱点。……我走到书架前面，抽出一批拙劣的写书评的赠阅书和我不再需要的法国大学课本。我扯烂一些书，然后把它们堆在火炉前的石棉地板上；接着，我划根火柴，点燃这些书。这是达达式的姿态，但这个姿态并不成功，这些书只是冒烟，没有燃起火焰。烟越来越浓，我们一面谈论一些拙劣的作家；然后肯明斯证明了他是个更好的达达主义者——至少是在别人的工作室里——他走过去在火上小便。
杰克·惠尔赖特带了许多奢华的行李来这里小住一些时候。杰克的父亲是剑桥的《嘲讽》杂志大楼的建筑师，杰克自己也已经出了名：他是唯一因拼错一个词而被哈佛大学开除的学生。这个词是“恶心”（nausea），他本不该用这个词，那时他已经陷入困境。他犯了一连串的小过失之后，又因只不过忘记参加他的一门课程的期终考试又受到察看处分。任何受察看处分的学生都必须出席每一堂课，否则就必须提出能使教务主任认为有说服力的理由，而教务主任是很难说服的。杰克缺了一堂课，后来他拿着书面理由出现在教务主任办公室里：“我昨天英语14旷课一节”——或随便什么课程——“因我看完影片《残花》后恶心（nausia）难忍。”他就此被人送回后湾的老家。现在他出现在吉维尔尼，带着一捆他自己的诗，诗中不乏新鲜的形象和独创的拼法，和一捆戈勒姆·芒森编辑好的下两期《脱离》的手稿；杰克打算在意大利印这两期杂志，那时意大利的物价比维也纳的还要便宜。我不知这两期杂志印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由不懂英语的意大利印刷工人排版，然后再由甚至不能在哈佛大学毕业的拼法极差的人校对（虽然他可能在拼字比赛中和普林斯顿大学的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名次并列）。我很想打个电报给芒森，“让杰克交出校样”，可是我又想，如果不将校样寄去，这至少也是专断的、令人惊异的和十足是达达式的。
重读我这年春天和初夏写的信件和笔记本中的记载，我能看出我的思想受这些新朋友的影响的程度。我在7月5日从诺曼底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对肯尼思·伯克说，“这非常美妙的两年快要结束了，我完成的工作极少，学到的东西却很多。这两年的重要性不在于使我看到许多书籍和文章，而在于帮助我形成我自己的哲学。”我用了一个大字眼。我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或者充其量只是些信念，有些是我自己逐渐形成的，有些则仅仅是从我的法国朋友那里移植过来的。我们姑且把这些信念写下作为个人历史。
首先，我认为文人唯一像样的抱负是做个文人——不是专门做个小说家、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