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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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有目标。他和什么也不相似。我之所以说人，我之所以说他，只是比拟而言，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最高的天才甚至不再是人。　　　　
　　　　但是“与虚无仅有一线之差”的臻于完美的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目的和抽象概念。像一切理想一样，它应该体现在需要饮食、具有生命、能感受痛苦的人的身上。在他长期退隐中为发表而写的唯一作品《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中，瓦莱里做了这种赋予形体的工作。台斯特先生，即“头脑先生”，是个好思考的人，是现代的莱奥纳多，可是他却是个几乎完全失去人性的生物。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要，不担任任何职务，几乎与社会隔绝（尽管如此，社会还是继续养活他）。他朝人们看着，好像他们并不存在。夜里，当他回房就寝时，他和三个现实单独相处：思想、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他患有难以治愈的头痛病。——我们读这故事时不免要问自己，为什么天才要落到这种不近人情的地步，对他们来说只有受苦才是唯一的现实？为什么天才似乎要生存于封闭的房间那病房的气氛之中，房间的遮光帘总是拉下，不让街上的活动和阳光进来，房间里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没有一朵盆栽的天竺葵？一切都似乎指向同一方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失明，普鲁斯特的哮喘病（尽管一半是想象出来的但仍然是真实的），甚至艾略特反复抱怨的身体衰弱，说他像个“干旱季节里的老人”——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好像生活在向这些人报复，因为他们把生活从他们的考量中排除。这些人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文豪，他们彼此相似，都提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前途，冷得就像碰到的冰冷的手一样。　　　　
　　　　我们并未丧失对他们的崇拜之情，可是我们转到一旁，想知道和我们同年龄的作家们究竟在法国干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有天才，但他们肯定年轻一些，可能更温暖一些，并可能与我们自己更接近一些。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巴黎快车

　　　　3．巴黎快车　　　　
　　　　我并不想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我或我的朋友们在欧洲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寻求文学上的指导。我用上午的短暂时间进行写作，研究莫里哀和拉辛，坐在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当我们有足够的钱时就去旅行——总是有新的城市可去，在那里生活更愉快或更便宜些。在巴黎呆了一个月之后，在第戎的葡萄架下呆过之后，我朝南到蒙彼利埃去，在那里我注册进了大学。指导教授问我是否认识米切尔先生，他也是一位可爱的美国年轻人。我当然认识：他就是诗人斯图尔特·米切尔，在哈佛大学时和后来他在纽约担任《转盘》的总编时我都和他熟识。　　　　
　　　　我在三月份参加考试，取得法国研究的文凭。我本打算继续在大学学习，但是五月里的地中海海滨阳光强烈得令人难以忍受；街上行人都戴上墨镜；阳光下的蒙彼利埃好像是个盲人的城市。我和我的妻子朝北方漫游，在巴黎又呆了一个月，在布鲁塞尔呆了三个星期，在慕尼黑呆了两天，在维也纳呆了三天。维也纳之行是负有某种使命的；我随身带着戈勒姆·B·芒森和马修·约瑟夫森为他们的小型期刊《脱离》第三期所编排好的材料。在维也纳花二十五美元就可以印上五百份这种刊物。接下来，我们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伊姆斯特呆了六星期，在那里我们听说约瑟夫森即将担任另一份期刊《扫帚》的副总编，这份期刊用高级纸张印刷并向投稿人付稿费。那是在伊姆斯特的旅馆的邮局里，旅馆主人的妻子问我是否认识Herr　Braun　von　Amerika①。我回答说：“Jawohl，gn　　dige　Frau②，我认识美国来的布朗先生，我和他很熟。”他就是威廉·斯莱特·布朗，即格林威治村和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的比尔·布朗，也就是那个和肯明斯一起被监禁在那巨大的房间里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人。在那些日子里，美国青年作家们在西欧和中欧到处漂泊；他们从经过的列车窗口里彼此招手。　　　　
　　　　我们又朝北旅行：这是1922年10月，德国正进入通货膨胀最疯狂的时期。我们越过国境线时，德国马克的卖价是一美元八百马克；在慕尼黑贬值为一千马克，在雷根斯堡是一千二百马克；第二天早晨在柏林一美元竟能买两千纸马克或一件全毛呢大衣。约瑟夫森和《扫帚》的发行人哈罗德·洛布到车站来接我们；他们两人在共同编辑这份期刊，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每月费用是多少马克或美元。艺术是流动的产品，它流过国界去寻找最低的价格。约瑟夫森每月的薪水为一百美元，这些钱使他能住在跨两层楼的公寓套房里，雇佣两名女仆，他的妻子能去上骑术课，他们专门在最昂贵的餐馆里吃饭，给乐队小费，收藏绘画，救济挣扎度日的德国作家——在柏林的外国人过的是疯狂的生活，在那里没有人会快乐。我们急忙乘上坐满走私贩子的国际快车回法国去。一名英国军官带了七个新手提箱，里面装满德国黄油，他打算到比利时去卖，每公斤获利四先令。一个法国人在座位下面藏了一辆德国婴儿车，被一名法国海关人员发现了，他只得一面抗议一面付税。——La　Patrie①号召人们生孩子，却要他们付两次钱来买一辆婴儿车！哎呀！这太不像话，这是愚蠢的，这是亲德行为。——我想，这也不坏，能听到法国人再一次提高嗓门大声辩论有关爱国主义、金钱和良心至上的道德律等问题。　　　　
　　　　我们在吉维尔尼度过冬季，八十高龄的克洛德·莫奈仍在这个村里作画。他的继女嫁给美国画家西奥多·勃特勒，勃特勒的一些朋友也在附近定居；在战前，吉维尔尼是个艺术家们的聚居地，几乎像卡茨基尔山中的伍德斯托克一样。留在吉维尔尼的大部分美国画家现在变得庄重而有学究气，他们不欢迎新近纷纷来到的粗野的年轻人。这个村庄位于不到十二码宽的埃普特河畔，这条河历来是诺曼底和法兰西之间的分界线。在河的西岸是一些分散的小镇，它们是农民兼强盗的家，这些人谁也不怕，既不怕上帝，也不怕法兰西人；在河的东岸是一些村庄，为了精神上的温暖和保护自己，这些村庄紧紧地挤在各自的教堂周围。吉维尔尼属于诺曼底，谈到河对岸不到一英里之处的马或女人时，村民说：“那匹马是废物，它是一匹法兰西马，那个女人是法兰西人，她和全世界的男人睡觉。”我们住在一家铁匠店楼上的三间房间里。我上午写作或读书；在冬天下午的短暂时间里，我骑自行车到法兰西那边去，或眺望山坡上空交替移动的暴雨云带和阳光。二月初杏树开花了，之后不久，我开始在河里钓鱼，谣传河里有三条鳟鱼：我在六月里钓到其中的一条。我每周一次，有时每两周一次，在巴黎度过白天。　　　　
　　　　我那巴黎之行是精神活动无比活跃的一段时间。……你天不亮就起床，喝一夸脱牛奶咖啡当早餐，刚好赶上一列支线火车，里面坐满穿着整齐去赶集的农民，然后在联轨站换乘巴黎快车——行色匆匆、睡眠不足就像可卡因似的使人兴奋。你在车厢里坐不住，于是在拥挤的过道里小心地走来走去，看塞纳河随着火车吱吱嘎嘎越开越快而伸展开来；许多想法、诗句、情节在脑子里闪过，可是根本没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巴黎到了！你跳进车站外面第一辆没有乘客的出租汽车，叫司机赶快。巴黎的地下铁道列车慢得不像话，出租汽车也总是开得不够快，而你却要赴一个接一个的约会，从画廊到书店，在那里你没有时间逗留，然后赶去听音乐会，可是你根本不可能听完——再快一些，再快一些，总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如果你不接连敲玻璃隔板叫司机再开快些，你就会永远把它错过。巴黎是个巨大的机器，它能使你神经兴奋，使你感官敏锐。图画、音乐、街上的喧嚣、店铺、花市、时装、衣料、诗、思想，似乎一切都把人引向半感官、半理智的心醉神迷的境地。在咖啡馆里，色彩、香气、味道和醉意可以从一个瓶子或许多瓶子里倒出来，从方形的、圆柱形的、圆锥形的、高的、矮的、棕色的、绿色的或红色的瓶子里倒出来——可是你自己选的饮料是清咖啡，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随着晚上的时间消逝，就更会使人醉倒。深夜，你乘上最后一列开往诺曼底的火车，回到乡下的日常生活使你高兴。　　　　
　　　　那是在巴黎的一个星期三，我第一次被介绍给达达派的人。我在那周写的一封信里说，“马蒂·约瑟夫森说得对，他们是巴黎最有趣的人。安德雷·勃勒东已经三十开外了，他那一头浅棕色头发从高高的额头朝后梳——勃勒东是他们的现任chef　d’école①，他发现了一出他赞许的戏。至少他不是半心半意地赞许，他带了二十位朋友连同他们的夫人和情妇去看戏。他去看了彩排和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的演出；我在第四夜和他们一起去看戏，这时达达派在楼厅仍然占着三十个座位。有一出愚蠢的独幕开场小戏，达达派报以嘘声；然后那出伟大的疯疯癫癫的戏开场了。剧中主角说：‘注意啦，注意啦！’达达派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这句台词可应用于达达派的任何成员写的任何一本书、一首诗或是一篇故事，于是他们拍手欢呼，声音响得使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勃勒东向正厅前排观众作了半小时的演说。观众分成了小组争论不休。实在是有趣极了。”　　　　
　　　　这是1922年12月初的事。到下一年二月，我以更严肃的态度来叙述这些达达主义者。我发现他们分为敌对的两派，其中以勃勒东为首的那一派人数较多，态度更不妥协。我写道，“巴黎是个来到时兴高采烈，离去时并不懊悔的城市。我最后一次访问巴黎时，大部分时间是和达达派一起度过的。在十八个月中，查拉、里贝蒙…德塞涅和皮卡比亚首次同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追随者会面。当然，他们互相争吵，但最后决定发表一份联合宣言。我们约有二十人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对文学的爱好超然得令人惊异。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提出，在以后的三个月里，除了达达派的刊物外，他们谁也不得为任何刊物写稿。达达派的刊物看的人不多，稿酬很少。要不是二十人中有一人反对，这个建议本会通过的。同他们会面令人又疲劳、又兴奋。我离开巴黎时有五十种新想法并对groupe　Dada②感到厌恶。他们是一种可卡因，他们除了同自己人聚集在一起取得刺激外，不使用兴奋剂。上星期三所有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去参加了一个茶会，大家喝得酩酊大醉。参加这种法国人的三小时的聚会远远更令人感到刺激，尽管在这种聚会上甚至连水也不供应。”　　　　
　　　　令人又疲劳、又兴奋，疯疯癫癫，有趣极了。……我开始觉得达达主义运动是巴黎的精粹。这个运动的高度大大低于乔伊斯的抱负和瓦莱里的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对自我的探索，但是至少这个运动是富有朝气的、大胆而具有人情味。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达达主义简史（1）

　　　　第五章　　　　
　　　　达达主义之死　　　　
　　　　1．达达主义简史　　　　
　　　　特里斯丹·查拉说，达达主义在1916年诞生于苏黎世的有歌舞助兴的伏尔泰餐馆。关于这个地点和时间有些争议，但查拉的话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达达主义毕竟是他创始的。他是罗马尼亚人，身材矮小而举止文雅，出身于原来是富商的家庭；他在法国和瑞士受教育，他采用法语作为他的本国语。这一新的文学、艺术流派由一位彻底放弃原来的国籍以致本国语说不上三个字的年轻人在一家歌舞餐馆里创立，这真是再恰当不过的。达达主义转移到塞纳河两岸也是恰当的。　　　　
　　　　但是查拉在1918年3月写达达主义宣言时，他人还在瑞士。那时，安德雷·勃勒东和路易·阿拉贡正在前线服役，后来他们两人成为法国达达运动的领袖。停战之后，这两名很年轻的士兵回来和菲利普·苏波、保尔·艾吕雅及其他人合作创办了《文学》杂志，这份杂志很快就以达达派的评论性刊物而知名。1920年初，他们正式邀请查拉去巴黎。　　　　
　　　　这是达达主义公开露面的时期。在1月23日的一次聚会上，查拉被介绍给公众。他朗读一篇报纸上的文章，这时一个电铃响个不停，以致谁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大展览馆举行了一次集会；有几千人参加了这次集会。查拉后来在为《名利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