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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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变了，那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流放者为情况的改变起过作用。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种简单的工作不需要天才来做；他们只是去旅行、比较、估价，然后把他们所看到的忠实地记录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自卑感不知怎么地消失了——与其说卸下了担子，不如说它像沙一样地从扛在肩头的袋子里漏掉了——突然间，自卑感的重担没有了，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人们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去创造一个美国的上帝或神话来代替生意人的神话；相反，流放者们创造了一个“迷惘的一代”的国际神话。　　　　
　　　　这些美国青年人一开始时发现了一个疯狂的欧洲，在那里和他们同样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美国的知识分子更遭到失败、更士气低落。随后，他们断定，除去战争的影响，所有的国家都差不多相同，有的以某一种特性见长，有的以另一种特性见长——德国人长于机械效率，法国人长于自信，英国人长于政治敏锐；美国人以富有资财见长，但在大部分品质上美国人却处于中游状态；美国也无非是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记录下这种印象之后，流放者们准备去查明一个事实：人们教导他们去羡慕的那些属于欧洲国家的品质，他们自己的国家全都具备。美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类型——谁会认不出人群中的一个美国人呢？——美国有自己的民间传说、传统以及体现民间传说和传统的歌曲；美国甚至产生出连欧洲人也乐于借用的新的艺术形式。有些流放者在他们的冒险经历中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他们正准备开始一个重新发现的航程。他们就像是站在埃菲尔铁塔上，越过博斯的麦田和让雨水浸润的布列塔尼的山丘，朝西南方眺望，直到在雾霭中看到他们童年时的国家，这个童年故国此后将成为他们的艺术国土。美国题材，正像其他题材一样，经天才之手能具有完全一样的尊严。　　　　
　　　　……这就是普遍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经过一个历时多年的过程和不同的说法才得出的。的确，有过好几阵浪潮似的流放者，或者说，相继的几批流放者，他们的不同观点反映在一整系列的被流放的小型刊物中。迷惘的一代的神话为第二批流放者、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朋友们所采用，他们在1924年为《大西洋两岸评论》写稿；这份刊物对于用通俗口语写美国题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随后出现的《转变》更具有国际性。这份刊物的投稿人中有许多彻底的移居国外者，他们蓄意切断他们和祖国之间的联系，但一种联系除外：他们的收入仍然来自美国。他们犹如跳越围栏然而并未挣断系绳的马驹：等到有一天拉紧系绳，他们又只得跳回来。我们自己的较早一批流放者为《扫帚》，《怪状滴水嘴》和《脱离》之类的刊物写稿。我们在欧洲生活的那些岁月既富于冒险经历而又忙碌，我们回到美国之前先经历过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层次分明，犹如一场精心准备的辩论。　　　　
　　　　就我而言，这一过程是在第戎的一个葡萄架下开始的，那时我试图弄明白我到欧洲来时带的是什么思想。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形式与内容（1）

　　　　4．形式与内容　　　　
　　　　1921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我一早就着手写一篇关于“这最年轻的一代”的文章。离开纽约已六个星期：让新的智力气候所影响为时尚早。但这篇文章把这一年的流放者打进行李、免费带过大西洋的思想表达得够清楚了。　　　　
　　　　“作为有一定见解的有组织的团体，”我写道，“美国文学界的最年轻的一代并不存在。没有团体，但有个人。他们并不是团结一致的，但他们有共同的思想习惯。某些大家共有的特点使这些最年轻的作家的作品统一起来，他们是刚满二十岁的一代人。”　　　　
　　　　我发现，这些特点大半是消极的。“人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这些新作家并未在门肯后面集结成紧密的队伍向我们的清教主义发起进攻。可以肯定，他们自己不是清教徒，但是他们愿意让他们的年长些的同胞去打这场仗，而自己则去从事其他的事。同样，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争论没有使他们激动。女王去世时，他们还穿着短灯笼裤，大多数的布朗宁俱乐部却随着女王一同死去了。时间的推移使他们有足够的观察力来对丁尼生稍加赞许而对布朗宁大为赞扬。”　　　　
　　　　那天早上，我在葡萄架下写文章的时候把这些话全都记下来了，那时候情况比较简单，你可以在一句话里把一位国际知名文人的毕生事业一笔勾销，用不着害怕也轮到自己被别人一笔勾销。“据此可以推论，”我写道，“他们对于英王乔治时代人的为时过迟的反叛很少同情。对于英王乔治时代小说家的大量的、毫无灵感的纪实小说很少同情，这些小说提供很多资料然而形式拙劣，有如烹调食谱。对于威尔斯先生的天才，报刊文章很少同情。对于英王乔治时代诗人的fausse…na　　veté①毫不同情。不能根据这些就说他们厌恶大西洋两岸的英王乔治时代人中流行的运动，可是人们极少遇到女权主义者、弗洛伊德的信徒或共产主义者。　　　　
　　　　“我们来描绘一下二十五岁的美国作家吧。”实际上我自己很快就要过二十三岁的生日，然而并不早熟。“他接受了他上一代人所热衷的东西，”我写道，“然后又一个一个地抛弃——至少他在心里不再把这些看成是使他热衷的东西。你不能把他描绘为王尔德式、威尔斯式、萧伯纳式、英王乔治时的或门肯式的人，不能把他描绘成唯美主义者、狂喜出神者或自然主义者。上一代人的文学大辩论他已经用最简单的逻辑予以解决；他置之不理。这样，他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反清教徒，既不是浪漫主义者又不是现实主义者。他有很多的文学偏见，他不难写出以‘我讨厌那种……的人’开始的小文章，或以‘我厌倦于……’为叠句的俏皮诗。不幸的是，他既讨厌，又厌倦于这种空洞的文学。他没有自己的运动可去支持，他没有读者。……这是一幅十分消极的年轻人的画像；但这仅是情况的一方面。”　　　　
　　　　于是，我开始描绘一些积极的特点。“这最新的一代作家对过去的作品更为尊敬，如果不是景仰。战前有一个迅速传开来的信念，认为文学和戏剧是在娜拉第一次砰地一声关上玩偶之家的门的那一夜一起开始的。你要当一个传统的背叛者，只消说你喜爱莎士比亚胜于易卜生和萧伯纳。……最年轻的作家们不仅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甚至可能喜欢读琼森、韦伯斯特和马洛的作品，拉辛和莫里哀的作品。他们对斯威夫特和笛福比对塞缪尔·勃特勒更感兴趣。他们对新俄国作家的热情是适度的，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换句话说，他们所尊敬的过去大约到四十年前就结束了——离娜拉离家出走不久。　　　　
　　　　“如果必须进口现代的异国之神来崇拜，这些神很可能是法国的，而不是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的或英国的。可是，在这方面最年轻的作家们是在发展，而不是背叛老一代人的倾向。上半个世纪的美国文学可以作为远离伦敦的级数用图表来表示。这种对法国散文与诗歌的新兴趣使这个级数趋于完整，因为就智力而言，没有哪个城市比巴黎离伦敦更远。　　　　
　　　　“他们读福楼拜的作品。他们读雷米·德·古尔蒙的作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通常是作为他们学习现代法国文学的入门书；这是两个固定之点，从这两点出发，他们各人开始读各人的书。古尔蒙的《有关面具的书》可能使他们去看从波德莱尔和拉弗格起，直到最近的、也是最复杂的巴黎各学派为止的法国诗歌。或者他们可能从于斯曼开始去读新天主教徒们的作品。……无疑，今天我们正受到法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造成什么效果，还当拭目以待。”　　　　
　　　　葡萄架下十分寂静；在名为“第戎的光荣”的晚玫瑰丛中苍蝇嗡嗡作响；和纽约相距有几个世纪之遥。我试图回忆在曼哈顿的对话，并用预言的词句把它转写出来。“效果之一，”我写道，“几乎可以肯定，是对形式的新兴趣。福楼拜和古尔蒙花费过多的时间考虑他们作品的均衡和节奏，因为这个问题往往为他们的学生所忽视。这种趋势已经在比较年轻的作家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们似乎不大愿意把他们生活中未发展的插曲记录下来。我听到他们中间的一位很有学问地讲到线条和质量，讲到平面、圆和切线。无需走到肯尼思·伯克的几何学的极端，人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报，我们年轻的文学至少将会像一幅好的风景画那样构图妥善；它甚至可能达到音乐的逻辑结构。　　　　
　　　　“这些年轻一些的作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希望简化；这也是法国影响的部分结果。T。　S。　艾略特在《转盘》杂志上写道：‘艺术所需要的是把当前生活简化成丰富而奇妙的东西。’人们在别处也能听到相同的见解；这种见解通常是与追求更高度的抽象的愿望相联系的。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形式与内容（2）

　　　　“形式、简化、奇妙、把文学作为具有传统的艺术来崇拜、抽象……这些都是年轻一些的作家们常用的口号。这些口号所代表的思想标志着迄今法国文学的，而不是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特点。这些口号最接近于一代人的清楚表达出来的主张，这一代人没有形成学派，也没有发表过宣言。”　　　　
　　　　文章还不止这些，但这是文章的中心。现在时隔多年，重读它时，我感到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一个我们没有考虑到的较大的问题：我指的是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我们的理论、标语和口号都集中在无益的形式和内容的差别上？为什么我们虽然不无斗争，但仍然是很快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放弃了这些理论、标语和口号？　　　　
　　　　这两个问题不难回答。……我说过我们是谦卑的一代人，但事实是所有的作家都是雄心勃勃的：如果他们真正是谦卑的，他们就会选择一个失败的风险较小和对表现平凡惩罚较为温和的职业。所有的作家都渴望胜过别人。在许多作家中，甚至在最伟大的作家中，这种热情表现得颇为庸俗：他们想很快致富，想应邀去和侯爵夫人见面——这样，伏尔泰成了战争投机商；莎士比亚不光彩地为自己骗得了盾形纹章。但经常有一种欲望和较低级的雄心混在一起，即向客观世界施加影响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欲望。而且每当这条路似乎肯定走不通时，雄心就总是转向别处，像激流那样侵蚀泥沙进入其他水道——直到雄心，如果不是在生活中，至少也是在想象中最后爆发开来。“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形式战胜内容”——所有这些口号都和一个老的思想过程有些关系。“内容”相当于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家无能为力；但是在他那丰富的内心世界中，他可以征服“内容”来满足他的雄心，使“内容”成为“形式”的奴隶，成为他自己的奴隶。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不想改变事件的进程或甚至在社会上为自己取得荣誉地位；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谦卑的。他们这个阶级是城市中产阶级，它在政治上无权；这个阶级实在缺乏政治头脑，以致意识不到别人正在行使政治权力。他们不是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自动运行、自动修理、自动延续的机器，就是不去考虑社会是什么东西。也许在他们的学徒岁月里，在威尔逊先生的进军和俄国革命之时，这些年轻一些的作家一鳞半爪地看到一个让冒险的人们控制着的世界，一个让相互冲突的人们领导着的世界，但是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消失了。社会又一次成了一辆机车，其进程的方向他们无法决定，无论是驶向光荣或是驶向毁灭——其实他们也不太关心，因为历史上的光辉场面和失败场面都同样是艺术的题材，同样是供雕塑用的大理石。而且，尽管他们的生活可能肮脏杂乱，但他们有一个特权：去写一首其中除秩序和美丽之外别无他物的诗，去写一首犹如洁白的高楼的诗，这座高楼从日常生活的废罐头和破盘碟中升起。在“形式”的世界中，他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失败，都将得以一洗耻辱。　　　　
　　　　我想这就是那天早晨在第戎的葡萄架下，当苍蝇在八月玫瑰丛中嗡嗡作响之时，我所试图表达的思想后面的富有感情的姿态。葡萄架本身以及铺着石子路的花园和按几何图形爬在北墙上面的葡萄树，都是艺术对自然的胜利，都是为形式所征服的内容。说实在的，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作家来说，在法国长期逗留几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