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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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左右手，参预处理重大事务，可算宠荣备至。有人说，雍正帝“听用总理事务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亲友”。
作为皇亲国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揽权纳贿方面，与年羹尧可谓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对他惟命是从，“莫敢仰视”。他掌管朝廷内外用人大权，对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为“佟选”，可与“年选”相提并论。但是过度享受用人大权之际，就是触犯皇帝的根本权力之时。
论才能隆科多远远比不上年羹尧，所以年羹尧看不起他，对皇帝说他是“极平常人”。雍正帝则努力调和二人的关系，说：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尧之子过继给隆科多。这是君臣关系和睦时期，君臣三人亲如一家。后来翻脸，又把他们二人打为朋党。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于年羹尧，同时受整肃。隆科多有一点却比年羹尧有远见，就是他预料自己可能会受到整肃，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护术实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却忘记了皇帝的密探系统特发达，此事马上就被雍正帝察觉。明智的皇帝必然会这样想： 隆科多这不是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吗？既然知道自己有错误，为什么不公开改正？还是自认为没有错处，为君臣难以相处预留后路？无论如何隆科多所为都于臣道不合。
雍正帝对人有病态的猜忌，臣工们的行为都在雍正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与王公所属人员有所接触，立即受到雍正帝严厉追查，雍正帝批阅隆科多的密折后，在另一纸上写道： “诚王（允祉）牧场的喀尔坎为何差往你处，都说了些什么？你如何回答后让伊返回了？祭祀礼毕，你俩远离他人，在厢房前站着，又说了些什么？仔细想想，写下封好奏来。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变心了，是否将此事泄露给诚王了。三思后缮写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对他的宠臣也不放心。受到极大威慑的隆科多，以转移财产的方式自我保护，等于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谦抑，在雍正二年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帝在告诫年羹尧时提及此事： “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对于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说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们。雍正三年五月，公开晓示廷臣，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禩，务必将其置于死地，却把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包庇网罗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并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
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拟了两个处理办法，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定他庇护年羹尧之罪，削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这明明是强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等于指示宋可进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他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给了隆科多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令他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地界，然后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雍正帝说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库河，代表清政府与俄国谈判。谈判中隆科多态度强硬，他要求俄国将其侵占的蒙古大部分土地归还中国。俄国人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声称由于隆科多态度恶劣，谈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贿赂大学士马齐，由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恰在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发出来，雍正帝不听议政大臣们提出的谈判之后再处理隆科多的意见，断然召回隆科多，并决定向俄国人让步。隆科多走后，由策凌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当时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线，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策凌表现得不如隆科多强硬，他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在雍正帝。隆科多以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忠诚于皇帝，却没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权看得比维护国家领土更重要。历来中国的独裁者维护国家领土的决心，远没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威的决心更强烈，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先天痼疾。无怪乎清朝的最后一位独裁者西太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会说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昏话来。
所谓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条）。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为借口，严厉惩治隆科多。十月，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 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等。雍正帝说，隆科多之罪当处斩，但是念其在先帝驾崩时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禁所设在畅春园附近，他对先帝有罪，守在园外以思其过。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帝为了表示公正，赐金治丧。这比对年羹尧的态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蒋泂就权臣的专擅和官僚投靠权臣的问题，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渐，法制一定，大权不分”的建议，雍正帝回答说： “似汝如是条奏者颇多，朕因践阼不久，耳目未广，知人尚少，诸凡且循旧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见人治社会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约机制。本来君臣都要受制约，逐渐地只有相权受制约，皇权不再受制约了。
隆科多与年羹尧身为雍正朝的两大权臣，都是皇亲国戚，带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对他们的过度赞赏，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倒了霉。在皇帝看来，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是主奴关系，这是法家的观念。儒家观念则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这样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权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们敢于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们常说雍正帝是杀功臣灭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传扬出去，于己不利，一杀了却这桩心事。有人认为，即使雍正帝是改诏篡位，也不怕他们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于暴露自己的罪行，岂不是自掘坟墓，他们绝不能干这种蠢事。所以雍正帝无杀人灭口之必要。笔者以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诏篡位，就有杀人灭口的必要。不杀也可以。人要去除心头之患，往往是不论事实，非理性非逻辑的。人的行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则就没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点精神疾病，不足为奇。特别是皇帝，往往是喜怒无常，雍正帝从小就是如此。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于权力都有病态的戒护和迷恋。今日美国总统尚且定期看心理医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为乱服补药所致，足见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从他不葬东陵另辟西陵这一点看，雍正帝必有隐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当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张廷玉那样谨小慎微，就不会发生杀人灭口的事。两种可能性都有，此时，修身自省的意义就见其伟大了。
《君臣道》第二卷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雍正帝是清入关以后的第三代皇帝，他在位时间虽不长久，只有十三年（1723~1735）。但是，他却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上承康熙盛世，然而这个鼎盛之世已呈现衰落趋势，财政危机日增，吏治渐趋废弛。由于他的大力整饬刷新，国力才又明显上升，于是下开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得以持续130年之久，雍正帝所起到的继往开来及振颓起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雍正帝得登大位，已年过四十，成熟老练，他的治道风格崇尚严厉和讲求实际；做事精明果断，又善于周密的谋划和隐蔽的活动。也许是因为雍正帝长期在与父皇及诸王兄弟极其微妙的关系中周旋的缘故，使得他难于被臣下愚弄和欺骗，他擅长于冷静观察和分析思考，又能谋定而动，果断坚决。
雍正帝是一位为政务实“不尚虚名”的人。他说： “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事无大小，周思详虑，求其见诸施行，实可有济天下者”，批评“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见诸实事”。雍正帝的一大特点是精力过人，处理政务，从早到晚没有停息，“孜孜以勤慎自勉”。他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则批览奏章。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在考虑问题。他的工作作风也以精细缜密，雷厉风行，敢想敢干著称。他喜欢亲自处理大小政务，他时时通过批答奏折的方式，了解和处理全国的政务。雍正之世，为政严刻。然而，他施行的多项改革措施，都是经过反复调查验证，深思熟虑之后而付诸实行的，并非一意孤行。在大清王朝正在由强转衰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励精图治，力挽狂澜，遂把清朝的发展又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雍正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并有实际统治才能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3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与他在皇子时期能充分研究朝政，了解吏情有关。同时他也善于探求统治方法。他在藩邸时就洞悉官场弊端，对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逢迎隐庇，因循苟且等等颓风恶习，一方面深恶痛绝之，一方面又精心揣摩对治之法。他细心考察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矛盾，以及官场社会的人情世故，所以能够一登皇位便做到心有定识定见，立即大刀阔斧地革旧布新。
雍正帝曾经说： “朕在藩邸四十年，对于臣僚之间的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欺上瞒下，贿赂请托，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种种恶劣之习，朕早已深知灼见，可屈指而数之。朕对于民情事理、利弊得失等等，所知也无不周详。朕洞悉下情之处，得之于亲身阅历，这是皇考当日所不曾亲历的。比起自古代那些以藩王而登大位者，如汉文帝，朕所见所闻之深广，也远远超过他了。”真知来源于实践，雍正帝胸怀策略权谋，是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之后，他抓住国务朝政的要害之处，做出有针对性的整顿，其兴废革新无不有章有法。
雍正帝为人苛刻，性喜猜忌，却又有任贤使能的胸襟。他所倚重的大臣如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他十分相似，成为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君臣道》第二卷模范疆吏田文镜（一）
模范疆吏田文镜
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