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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

2288-原子弹演义-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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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从B…29投掷下来了,穿过云洞,向下飞去,时间是8月9日上午11点02分。    
    炸弹在城市陡坡的上空1650英尺外爆炸。    
    爆炸力后来估算为22万吨。陡峭的群山限制了更大的爆炸。它所造成的损失和死亡比“小男孩”要小。    
    即使如此,到1945年年底,长崎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70000,以后五年,一共死了140000人。    
    第二颗原子弹造成了如此重大的伤亡,日本的军事领袖仍然不同意投降。    
    天皇裕仁挺不住了,采取了非常步骤迫使军方屈服。    
    投降建议通过瑞士转送, 8月10日星期五早上到达华盛顿。日本承认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关键性的一点依然做了保留,那就是“它不能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作为主权国家统治者职权的任何要求”。    
    杜鲁门立即召集顾问们,包括史汀生和贝尔纳斯,紧急磋商。    
    史汀生认为总统会接受日本人的建议,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做,“是采取一种有利的、明摆着的具有起码常识的立场,即天皇的问题比起稳操胜局的战争的胜利来说,是次要的问题”。    
    贝尔纳斯却劝说总统不要同意日本的保留。他辩论:“我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比在波茨坦时同意做的让步还要再进一步,当时我们还没有原子弹,俄国也还没有参战。”    
    贝尔纳斯像往常一样,除国际政治,他还考虑国内政治,他警告说,接受日本的条件可能意味着“把总统钉在十字架上”。    
    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总统应该通知日本人表示“他愿意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是,在确定投降条件时在措辞方面应使波茨坦宣言的意图和目的得到明确的贯彻执行”。    
    杜鲁门最终采纳了折衷建议。答复由贝尔纳斯起草。贝尔纳斯掌握了起草权,在其关键性条款上,他有意使它们模棱两可:从投降之时起,天皇和日本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将从属于盟军最高统帅……    
    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根据波茨坦宣言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来建立。史汀生仍然力争把他的空军控制起来,他在星期五早上的会议上曾劝说,美国应该停止轰炸,包括原子弹轰炸。杜鲁门最终同意了史汀生停止原子弹攻击的建议。    
    日本政府在8月12日星期日午夜后不久知道了贝尔纳斯对其有条件投降建议的答复,但是文职和军事领导人继续陷在僵持不下的争辩斗争中。    
    裕仁抵制了那些要说服他改变他早些时候关于投降承诺的种种努力,他召开了一个皇族会议,征集皇亲贵戚的效忠。


第八部分:发威日本投降

    第二天早上,一阵由B…29洒下的传单雨迫使日本人的最后表态。传单把贝尔纳斯答复的译文倾洒在东京还剩下的街道上。枢密掌玺大臣知道这样的公开揭示会使军方反对投降的态度强硬化。他拿着那个传单立即去见天皇。裕仁在8月14日那天早上1l时前在皇宫的避弹所召开了大臣和顾问的会议。他对大臣们说:我不能忍受让我的臣民再受难的想法了。战火的持续将带来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死亡。整个国家将化为灰烬。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把先皇的意愿贯彻下去呢?他要他的大臣们起草一份天皇的诏书——一个正式的公告——以便他亲自在电台上向全国广播。    
    与此同时,华盛顿变得不耐烦起来了。事实说明杜鲁门关于停止使用原子弹的态度是不坚定的。8月13日,格罗夫斯被询问:“估计什么时候你的病人可以运送?”    
    贝尔纳斯建议开始把第三颗原子弹的核物质运到提尼安岛。    
    史汀生和马歇尔决定等待一两天。杜鲁门命令空军恢复大面积燃烧弹袭击。空军仍然希望证明自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要求把太平洋战区中每一架可以腾出来的B…29轰炸机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轰炸机用来进行一次全面进攻,因而集中了1000架飞机。甚至就在日本的投降书从瑞士转交给华盛顿的途中,1200万磅烈性炸弹和燃烧弹依旧倾注在日本本土上。    
    8月14日下午2点49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49分,日本“读卖新闻社”的一份新闻公报通过无线电传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第一次暗示了投降的事:急电!急电!东京8月14日——据悉一份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即将发来。即使如此,轰炸机继续嗡嗡作响,但是,在那一天炸弹终于不再落下来了。    
    那天下午,杜鲁门宣布日本人接受投降。    
    天皇在8月15日向哭泣中的全国做了广播,他宣告:虽然每一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但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而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她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威力确实是无法估计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我国今后将遭受的艰难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们,我们的百姓心灵深处的感受。然而,按照时势和命运的支配,我们已经决定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设一条伟大和平的道路,我们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难以承受的苦……    
    让我们整个民族继续像一个家族一样代代相传。


第八部分:发威尾声(1)

    长崎轰炸后的次日,劳伦斯飞往新墨西哥,部分原因是躲避新闻记者吵吵闹闹的采访,部分原因是同奥本海默共同起草一个“战后计划”。    
    这是“临时委员会”指派属下的科学家小组做的。劳伦斯找到奥本海默,发现洛斯阿拉莫斯的这位主任疲劳不堪,且心情压抑、深感内疚。奥本海默告诉劳伦斯,他不知道广岛和长崎到底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幸存者是不是比死去的人更幸运些——原子弹的辐射肯定对这些可怜的人们造成终身的影响。    
    奥本海默告诉劳伦斯,他刚刚给年轻时道德文化学校的教师赫伯特·史密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担忧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未来本来是充满着很大希望的,可它,实际上,距离失望却仅仅有一投石那么近……”     
    劳伦斯见奥本海默精神状态如此,认为无法再给自己的朋友添乱,便返回了。    
    费米和特勒挑起了奥本海默和劳伦斯撂下的重担,起草了“战后计划报告”,并恢复了热核问题的理论工作。    
    齐拉特不知道是由于内疚,还是由于核物理学似乎对他已不再是一个前沿阵地了,或者还是由于他醒悟到原子能的释放更加可能促使人类去毁灭自己居住的星球,便合上了物理学书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旁听噬菌体课程,从而脱离了物理学而转向生物学。    
    齐拉特去看过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没有埋怨齐拉特让他给罗斯福写了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那时有那时的背景。他也没有为他的第三封信的无果而遗憾。他认为当时那种无果,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只是,他感到,自己内心再一次泛起了“和平主义”思潮,其迅猛的程度,甚至于胜过战前。贝蒂正准备回康奈尔大学。拉比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威格纳回到普林斯顿,泡利、西博格和赛格雷回到伯克利,基斯塔科夫斯基回到哈佛。    
    查德威克和英国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都回英国去了。    
    玻尔现在已经重新定居在哥本哈根卡尔斯堡光荣宫里。不过,入冬后他安排了一次旅行,并在11月9日给奥本海默写了信,信中说:我和玛格丽特一起到了英国。    
    我和奥格一直思念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日子。不必说,我们是多么经常地想到你和基蒂,想到你们在最后那些多事之秋的年代里,对我们所表示的友好情意,你的理解和同情对我是多么重要……    
    我和玛格丽特来英国的惟一目的,就是看看哈恩,或者还有海森堡。我们现在还未获准见到他们。    
    迈特纳为了同一目的也来到了这里。    
    在这多事之秋,我们不免会前思后想。    
    远处讲,47年前,当我们的师长J·J·汤姆生发现电子、从而打开原子的秘密之时,34年前,当我们的师长卢瑟福发现原子核、从而开创了核物理学之时,近处讲,6年前,当哈恩发现核裂变之时,人们的欣喜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在这以往的任何时日,人们面对核物理学的每次重大发现,所表达的都是这种欣喜之情。那时,谁会想到今天!    
    别的不去讲它了,就讲原子弹即将出世的那些令人难熬的岁月吧。当初,我们曾经自认自己的头脑是清醒的,认定孩子是早产儿,使得他们的父母——政治家们——没有准备,至少是没有准备好,因而我们可以对他们的父母施加影响。日子过了不多久,我们最终才发现,倒是我们自己对孩子的出生没有准备。我们没有估计到孩子出生之后他们的父母会做些什么,针对父母的作为,我们应该怎么办。事实说明,在他们的父母有所作为而我们深知他们做得不妥的时候,我们倒是力量单薄,想做点什么,但却束手无策。    
    和平取得了,幼苗在全世界萌发,但我担心地质碱性过大,虫蜮蠢蠢欲动,向幼牙的根部发起进攻,地面上还不可免地会有暴风雨的肆虐。战争表面上结束了,其实,它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对此,我们不能再像孩子出世之前那样,毫无准备……奥本海默很快摆脱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一职的约束。他辞职后组织了“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协会很快发展到500人。他在一次聚会上以幽默的口吻说:“今天晚上我将作为一名科学家同仁来讲话——如果你们之间有哪些人记忆力强的话,你们会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之中,你们找到了一个分忧者。”


第八部分:发威尾声(2)

    有一个问题大家必须做出回答:科学家为什么要制造原子弹?    
    奥本海默认为这是一个“道理十分简单、意义却十分深刻的问题”。他列举了一系列动机:担心纳粹德国会抢先制造,希望它会缩短战争,好奇心,“一种冒险意识”,或者是让世界知道“可以做出点什么来……以及怎样对待它”,如此等等,其中,最最持久的动机曾是“担心纳粹德国会抢先制造”。而当这一动机产生的动力消失时,大家又是被什么样的动机驱动呢?奥本海默认为,基本的动机是道德的和政治的,他说道:当你追根究底问我们做这一工作的理由时,回答可能是:它是一个有机的必然。如果你是一位科学家,你就不可能阻止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位科学家,你会相信寻找出世界运转的道理是有益的;你会相信寻找出现实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有益的;你会相信寻找一种手段,把最大可能的权力交给全体人类是有益的。这一权力,就是按照对世界的理解,按照权利本身的价值来对世界事务进行处理。    
    如果你不相信世界上的知识,不相信这一知识会赋予你权力,不相信这种权力对人类的进步具有内在的价值,不相信你正在运用这种知识来传播这一权力,且心甘情愿承担这一行动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奥本海默这里所提到的科学家对知识价值的明确信任,反映了玻尔对公开化这一价值的简洁阐述。    
    当玻尔1943年到达洛斯阿拉莫斯时,他的第一个严肃问题是,“是真的够大了吗?”玻尔的意思是,这一颗炸弹大到可以结束世界大战,大到可以向人类提出挑战,从而找出一条道路超越“人造死亡”,到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人道的世界吗?    
    奥本海默补充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它最后应该是这样。”    
    1946年,奥本海默在一次讲话中,已经对这一变化找到了简明的比喻式表达方法,他当时说:原子弹使战争变得可怕起来……原子弹施加了一种压力,使未来战争的前景让人无法忍受。人们本来期望利用原子弹的这一品质得到和平——一种持久的和平。可悲的是,原子弹的这一品质被人错误地利用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不过,有一点必须坚信:原子弹的这一品质的价值——革命性,是不会永远任人错用它的。总有一天,它会引导我们爬上山头。当我们在它的引导下迈过最后几阶、跃上顶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眼前已经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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