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8-原子弹演义-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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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同意这种见解，他说：“他知道而且理解实验室里进行着的一切，不管是化学的、物理的、理论物理的，或者机械车间方面的。他能够把这些事情统统装在脑子里，并进行协调。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也显然在智力上超过我们任何人。”
这位理论处处长后来回忆说；
“他听到任何事后马上就能明白，而且会把这件事纳入整体之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验室里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他不仅知识丰富，而且对人热情温暖。人人都肯定感到，奥本海默关心每一个人的工作。他和人谈话时，总要使对方明白，你的工作对整个工程的成功来说是重要的。我不记得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对谁不好，相反，他总是让人感到轻松。战前和战后，他却不是这样，而是常常同别人闹别扭。可在洛斯阿拉莫斯，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奥本海默自己却并不感到轻松。
许多年后，他自己坦白说，他始终对自己一生中的行动“感到非常后悔和负疚”。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似乎第一次对这种自我厌恶找到了某种缓解。他也许是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基于互补性的自我剖析方法，这在后来给他带来了各方面的好处。他说：“在争取解脱出来做一个有理智的人的尝试中，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对自己行动的担忧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必然还有对它们的另外一种看法，因为别人并不像我一样看待它们。”
显然，他已经找到了比较传统的缓解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完全投身在工作之中。
那些年代中，不管奥本海默在精神上和工作上有什么样的负担，他的私人生活中实际上充满了痛苦。
他始终受到监视：他的行动受监视，他的房间和电话被窃听，连他的私生活也有陌生的人在注意。
他的家庭生活不算是幸福的。他的妻子基蒂因为受不了洛斯阿拉莫斯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压力而沉溺于饮酒。后来，只好由帕森斯海军上校的女儿马莎接手主持方山上的交际工作。军队的安全官员们对美国最重要的秘密战争计划的中央实验室的这位主任进行无情的追踪。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皮尔·德·席尔瓦——深信奥本海默是一个苏联间谍。奥本海默经常被盘问。那些人要他讲出他所知道是共产党员或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的姓名。
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度过第一个夏天时， 接到琼·塔特洛克的来信。在奥本海默和他的妻子认识之前， 他曾爱过这个不幸的女人。尽管她曾经是而且可能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也知道自己受到监视， 但他还是忠诚地去看望了她。
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上冷酷地记载了安全人员偷窥这次会见的情况：1943年6月14日：奥本海默在1943年6月14日晚从伯克利坐火车到达旧金山。琼·塔特洛克去接他并吻了他。他们在旧金山百老汇路787号的佐奇密尔丘餐馆吃晚饭，然后于晚上10点50分去蒙哥马利街1405号，走进最上层的一个房间。随后，灯就灭了。第二天早晨8点30分才看到奥本海默和琼·塔特洛克一起离开那幢房子。1944年1月，琼·塔特洛克自杀了。她留下遗书：我想活，做出贡献，但不知为何瘫痪了。
这里的瘫痪，指的是精神上的瘫痪。奥本海默自己要抵制的也正是这种瘫痪。
1944年3月，开始计划搞内爆武器的全面试验。3月至10月之间某个时候，奥本海默为这次试验提出了一个代号。这第一次人造核爆炸将成为历史事件，因此它的命名将是铭记于史册的。奥本海默为试验和试验场提出的代号是“三位一体”。
当时，没有人知道奥本海默这个代号的来源，也没有人问他。若干年后，即1962年，格罗夫斯写信问了这一问题，并且自作聪明地猜想奥本海默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美国西部用这个名字命名的河流和山峰很多，因此用它不会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
奥本海默复信说：“代号不是那个理由……我的朋友约翰·多恩——你肯定还记得他——临死前写过一首诗，我很喜欢，其中有几句是：既然西方和东方
在一切平展的地图上都合为一体，
而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死亡的确紧靠着复活。”多恩的诗中包含一种互补性，与原子弹的互补性相类似。
关于原子弹的互补性，玻尔曾与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奥本海默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思想。垂死引向死亡，但也可能引向复活。诗中揭示这一理念，对玻尔和奥本海默来说正如原子弹，它是死亡的武器，但也可能导致结束战争、拯救人类。
奥本海默在写给格罗夫斯的信中继续说：“显然，这仍然不能构成‘三位一体’，但多恩在一首更为人所知的虔诚的诗中，一开头便写道，‘ 啊，三位一体的上帝，请您打击我的心灵……’”
多少年的谜底揭开了。大家也因此看到，这个代号中包含了生和死，包括了生者和死者，包括了生者对死者的怀念。
至于对奥本海默的跟踪和监视，格罗夫斯当时就知道的。他本人监视过齐拉特，也曾怀疑这个性情乖戾的匈牙利人是苏联的一个间谍。但对于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他深恶痛绝。他认为监视奥本海默就等于监视他。他发过脾气，并想过辞职，但他是一个军人，他控制住了。
这方面的事，他从没有向奥本海默讲过什么，连个暗示都没有。他很少有苦痛，如果有，这是其中之一。
第三十一章政治家们走上了原子弹大戏的前台
现在，该政治家表演了——他们粉墨登场。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总统被告知原子弹的事
继任的是副总统杜鲁门。内阁不太了解这位新总统。这位新总统也不太了解内阁。很多事情得从头讲起。
老总统逝世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两个人把原子弹的事告诉了这位新总统。
第一个人是史汀生，那位身材笔直、白发苍苍、气度不凡的陆军部长。罗斯福逝世后那天晚上杜鲁门宣誓就职以后，召开了一次简短的内阁会议。散会后，史汀生就向总统讲了有关原子弹的事。
史汀生告诉杜鲁门，有一项重大计划正在进行之中。这项计划预期将制造出一种新的、具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爆炸物。
这就是当时史汀生向新总统讲的全部内容。
语言如此简短、概括，让新总统不得要领。
杜鲁门自从战时在参议院工作、担任“调查国防计划委员会”主席以来就知道有一个“曼哈顿计划”。当时，他曾经试图向陆军部长查询这项代价昂贵的秘密计划，但遭到了拒绝。史汀生只讲了一句话：“无可奉告。”
当时，就这么一句话，就使这位负有监视责任而又顽固倔强的参议员放弃了对一项未加说明、花了数以亿计美元的国防工厂建筑进行的查询，单这一点就足以衡量出陆军部长声望的高低了。
杜鲁门就任总统时，史汀生已经77岁。
另一个告诉杜鲁门关于原子弹的事的，是66岁的“助理总统”、实职为“战争动员局局长”的吉米·贝尔纳斯。
如果杜鲁门站在史汀生面前不得不承认对方是一个老前辈，那么，他站在贝尔纳斯面前，便不得不承认对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政治对手。
贝尔纳斯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从政已经有32个年头。他是罗斯福的老朋友。罗斯福曾考虑把他当成竞选伙伴，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为了争取足够的选票，才把竞选伙伴改为杜鲁门。但贝尔纳斯在罗斯福政府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战争打响后，在罗斯福忙于处理战争和外交事务时，实际上是贝尔纳斯管理着这个国家。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是罗斯福的那次改变，就是他，而不是杜鲁门，将坐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
当代观察家对这位政治家有固定的外形描述：一个个子小、坚韧、利索的人，有一张奇特的有棱有角的脸，一双犀利的眼睛带着探询的和蔼表情凝视着你。
这个实际上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家自然知道原子弹的事，1944年4月13日，正是一边“带着探询的和蔼表情”凝视着新总统，一边向新总统讲了有关原子弹的问题，内容差不多与史汀生讲的一样简洁，时间也像史汀生讲时一样短。
杜鲁门是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接任总统职务的。他有两个缺乏：缺乏执政权威，缺乏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的经验。他也没有自己的人马。他不得不指望自己的勤奋弥补缺欠，还不得不依靠罗斯福网络成的那套班底。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总统焦急应对
一个个天大的事接踵而来。驻苏大使哈里曼发来了长篇报告，历述苏联人“背信弃义”的行动，要求总统对苏采取强硬政策。随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杜鲁门见了正在美国的莫洛托夫，谈的是他伤脑筋的波兰问题。会见很快就陷入僵局，杜鲁门向对方提出要求，要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因为国务院告诉他，雅尔塔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莫洛托夫闪烁其词。杜鲁门坚持。莫洛托夫搪塞。杜鲁门发起攻势：“我再次表示，美国愿意与俄国友好，但这只能在相互遵守协议的基础之上才能办到。”莫洛托夫以抱怨的方式反击：“有生以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 杜鲁门又是一击：“履行我们的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了。”
肯定是莫洛托夫报回了他与美国新总统的不愉快的谈话，斯大林来了电函。斯大林并不像莫洛托夫那样闪烁其词，应付搪塞。他话讲得明确，态度强硬。斯大林说：“波兰同苏联接壤而不同英国或美国接壤。波兰问题对于苏联的安全意义，正如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安全的意义一模一样。”斯大林接着说：“看来，您并不同意苏联有权利让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府，但是，苏联政府不同意波兰有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血流成河，姑且抛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谈，仅仅这件事就要求达到上述一点。我不知道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比利时的政府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苏联对于这两个国家政府的成立并未加以过问。苏联政府不曾要求干预这些事，因为它理解到希腊和比利时对英国的安全具有的巨大意义。”最后，斯大林写道：“我准备答应你的要求，并尽一切可能来达成一个和谐的解决办法。但是你对我的要求过多了。换言之，你要求我抛弃苏联的安全利益，而我，不可能背叛我的祖国。”
这是一个挑战，必须予以答复。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提议弄得新总统懵懵懂懂（1）
正在杜鲁门被波兰问题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科学家们正同部分政治家一起酝酿一项给总统的提案。
奥本海默、费米找布什和科南特，布什和科南特找史汀生，重提原子弹战后时代挑战的问题。
罗斯福逝世前夕，即1944年10月末，布什为“原子弹战后时代挑战的问题”再次敦促史汀生采取行动，最后，史汀生硬着头皮见了罗斯福，向总统提出了那一问题。令史汀生感到意外的是，总统并没有驳回史汀生的建议，尽管史汀生知道有海德公园那个备忘录。只是，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给史汀生的印象是改日再议。
可是，没等到改日，罗斯福走了。
要不要跟新总统谈谈这一问题？布什和科南特都表示：“那是肯定的。”
这样，史汀生提出了见总统的请求。杜鲁门同意，会见安排在1945年的4月25日星期三中午。
那天晚上按照预先安排的日程，杜鲁门通过无线电向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发表演说。
见陆军部长时，杜鲁门心里还萦绕着斯大林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强硬言辞，针对此事，有关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无线电演说稿要不要修改的问题也在他脑子里跳来跳去。
史汀生为了得到技术上的协助，带来了格罗夫斯，但开始时，他把格罗夫斯留在了椭圆形办公室之外。
要谈论布什和科南特他们的建议，大概首先需要向新总统讲述原子弹是什么，讲述它的巨大威力，讲述这种威力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由于程序问题，陆军部长把事情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那些问题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