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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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话当时听来；实在淡漠得很；所以很多当事人认定舒芜并无忏悔之意；至死不肯原谅他。但在旁观者看来；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他在耄耋之年即将了此一生的时候；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回归五四》；有七百多页；证明此人至今都在经受心灵的折磨；甚至幻想着把过去八十年的历史一笔勾销；重新来过。所以祝勇说；这是他的“一生血泪”。现在；新世纪已经开始；旧事已经时过境迁；可是这一段历史陈迹仍能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因为自己“一生血泪”同时也让别人“一生血泪”的人；实在太多。　　祝勇有可能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他说了很多替舒芜开脱的话。赞成他的人中有余世存；还有“凸凹”和黎鸣。祝勇第一次　　公开表达意见是在两年前；文章当时发表在《黄河》杂志上。这刊物发行量很小；也没有名气；但这一次出名了；因为有很多成名人物来抨击它。这以后祝勇至少还写过四篇文章；对那些“反击者”解释他的想法；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对那位诗人“已经说得太多”。　　对于许多人批评舒芜未曾忏悔；祝勇的想法是这样的：“说到忏悔；这个话题就复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便是香草；听上去很像征婚广告；专捡好听的说；即使做慷慨激昂状；也都自告奋勇地做原告；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这是在暗示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些。话虽刻薄；却不是没有根据。然而更要命的是；对于身陷“胡风集团”蒙受不白之冤的那一批文人；祝勇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指出他人的过错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忏悔仅仅是给他人设定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我救赎就永远是比美国大片还离奇的科学幻想。”他回避了舒芜的行为；却抓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行为；露骨地暗示“受害者”的灵魂并不比“叛徒”更纯洁：“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干过罗织罪名、党同伐异、屈从权贵、卖友求荣的恶行；然而；经历过浩劫的人；至少都学会了说谎；都懂得了求生之术；都知道如何对一种荒谬的思想与逻辑表现出顺从甚至忠诚的姿态———包括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受害者；也无一幸免地加入荒谬的合唱。”　　就像打蛇打到了“七寸”；祝勇一伸手就揭开了中国好几代人的伤疤；让人人鲜血淋漓；也直接威胁到整个文人集团的道德自信；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击。反击者的队伍包括所有因舒芜行为而获罪的人；还有与此事无涉的袁良骏、丁东和卢周来。在他们所陈述的种种理由中；只有一个是祝勇无法反驳的；这就是丁东所说“做人的底线”。他列举事实说；并非所有人都如祝勇所　　说“加入荒谬的合唱”；即使在某些特定阶段；有些人还是“达到了常人达不到的人格境界”；比如梁漱溟、陈寅恪、章乃器、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王申酉。即使在“胡风”一案中；也还有美学家吕荧不肯随声附和因而惨遭厄运。这些人的确都是文人楷模；但和芸芸众生比起来；毕竟凤毛麟角；所以丁东的本意并非号召每个人都去追求崇高；而是至少维持做人的尊严。“面对咆哮而来的洪水；除了少数人砥柱中流和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区别；还有多数人随波逐流和少数人推波助澜的区别。”迫不得已随声附和；与乘风扬土、落井下石毕竟不同；“这就是所谓底线伦理。许多人之所以认为舒芜先生在这件事上有反省的必要；理由正在于此。”　　然而为舒芜辩护的种种理由中；也有一个是很难被驳倒的。这就是余世存所谓“不仅反思个人；还要反思体制”。在那样一个时代中；舒芜乃是一种必然之人；“这一个舒芜不出现；那一个‘舒芜’也会悄然登场。”所以他主张把忏悔“放在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还说舒芜是一块“永不痊愈的伤疤；会永远撩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处。”黎鸣则干脆说“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这种横扫一大片的气概令众多文人大为不满；于是他补充说：“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接着又回到他的起点：“面对新世纪；中国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彻底的集体大忏悔呢？”　　但是文人的集团无论怎样忏悔；已经不能弥合其中嫌隙。很多人就连自己也不明白善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尽管全都振振有辞；言之凿凿；其实里面也是一锅糨糊。比如卢周来写了一片文章叫做《利益之外》；说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一事件；发现“一切都无非是利益”。舒芜的行为是出于一种理性选择。“胡风集团”的人不能原谅他；是因为与其交往全无预期收益；相反付出惨痛代价。今天年轻一代学人为其辩护；也不是有人说的“隔代理解”；而是因为做为局外人；“没有吃过舒芜的亏”。经济学就是这么庸俗；经济学家也都这么庸俗；但经济学却也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更崇尚海尔布鲁纳所说的“世俗哲人”；而非耶稣基督一类的“精神圣人”。但是这个倡导“庸俗”的人还是不敢突破丁东划下的“道德底线”。他一方面指责那些替舒芜辩解的人是在“做消解道德底线的工作”：“无论你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如何舌粲莲花；你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师友的。”另一方面又好像要为谁开脱似的；说他研究了手头全部资料；结果发现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并非舒芜一个；当时乃至今日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们；有很多人都不只是明哲保身；而且还落井下石。“我自己希望知识界多做建构的事；少做解构的事”；他最后说；“不然；我们也许可以掀翻旧的铁皮屋子；但却永远找不到新的遮风避雨之所。”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5）

　　那些日子；中年人和青年人就是这样评论和嘲笑前辈的懦弱；说得头头是道。可是老人们从心底里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只要提到韦君宜在谈论“知青作家”时的那种口吻；就不会怀疑；人类之所以难于沟通和理解；除了年龄辈分隔绝；一定还有另外的东西从中作祟。这位作家已经八十多岁；说话行文一向从容；可是谈到那些后来者的时候忽然尖酸起来；把他们叫做“文化大革命”时的“新一代人”；说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自愿变做无知的”；就连他们在沦落天涯后的挑灯苦读；以及回到城市后的发奋补课；也成了被嘲弄的理由；因为那“终归要差得多”。但最让这位老人不满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写成小说；“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个人的忠奸善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世纪的光芒不仅不能驱散旧时代的阴霾；反而促使　　历史沉渣泛起；令今人再也不能维系心灵的统一；彼此分化；成为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群体。　　在某些方面；文人的忏悔虽然深远；却很飘渺。他们撰写文章；写得泪流满面；参加讨论；说得心跳加速；可惜往往只为自己心灵的需要；很少知道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周国平有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试图向一千多个学生阐述“灵魂”、“信念”和“纯粹精神”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他说；“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望望一脸茫然的青年男女；提高嗓门继续说：“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这种追求心灵慰藉的心态；自90年代以来便不再具有支配中国人的力量；但却仍然可以诱使一些人夸夸其谈；还常常把他们的思绪带到很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怀旧中明显寄托着对未来的梦想；有如他们总是在忏悔中含沙射影地把对现实的不满掺进去。左拉是他们怀念的一个人；与此相应的还有一百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康有为是他们怀念的另一个人；还有梁启超；因为他是中国“呼唤人权”的第一人；还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因为他在那时候曾尖锐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还勾画出新中国民主政治；当然还有那个在六十年代走进南美热带丛林的格瓦拉。　　“格瓦拉”是在2000年春天登上中国舞台的。三个年轻人；黄纪苏、沈林和张广天；把这阿根廷人的故事编成几乎没有剧情的话剧；挑了个圆头小眼、除了满腔激情之外毫无相似之处的人来演格瓦拉；逗得中国人热血沸腾。有个人把它看了十二遍。有个名叫杨帆的经济学家说它应当成为“中国思想和文艺界划时代　　的转折点”。可是与其把它归入“思想和文艺”；不如说它是“政治”；因为这些人是以再现历史的方式来实现改变历史之梦的。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在2000年的那个春天；知道张广天的人一定比知道李昌平和夏一松的人多。这个把艺术变成政治的人；原来是个多才多艺、心眼灵活、却始终没有什么成就的青年。他没有职业；依靠作曲为生；嘴上常说自己“为劳动阶级的艺术而活”；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社会风气今非昔比；媒体一力主张“告别革命”；毛的著名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已被改成“将爱情进行到底”———这话成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标题；或者“将减肥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减肥药广告的标题。可是张广天仍然把毛当作心中偶像；信奉毛的思想；还借助格瓦拉的形象；提出那个曾经神圣而今却被抛弃的话题：革命。把革命的锋芒直指中国的腐败和贫富不均。一位剧评家说；看完这出戏的人；没有一个心情会平静；它是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它是对灵魂的拷问；是直逼中国现实的锋利之刃。就像黄纪苏说的：“我们的确不只是一次戏剧行动；也带有社会行动的性质。”　　不过；大多数观众一定是被格瓦拉的魅力迷住的。此人出身于阿根廷的贵族世家；原来是个医生；二十八岁那年放弃了他的职业和家乡；追随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者。革命很快就成功了；三十一岁的格瓦拉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却又不贪“胜利果实”；身兼数职只领一份工资；在国家困难时期毅然退回古巴政府发给高级官员的“物资特供证”。此人不拘小节；喜欢坐在桌子上发言；即使在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外交场合；也是一身普通劳动装。作为银行行长；他的最强烈的念头是废除货币；作为工业部长；他想用强迫义务劳动的办法发展经济；还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他推行的工业化以惨败告终；他的政策也被卡斯特罗纠正。1965年4月1日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告别信。辞去所有职务；然后　　化名“拉蒙”；率领几十个古巴人组成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忍受着严重的哮喘；转战在南美丛林中。在尤罗山谷与政府军一场大战；他受伤被俘；二十二个小时后被杀害；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此后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至少二十六部；阿尔波塔拍摄的他的遗体照片也被展示在公众面前。照片上的格瓦拉；尸体横陈；仰面向天；就像小霍尔拜因的著名油画《基督蒙难》。只是蒙难的基督双眼闭着；面容安详。而这位革命家却是死不瞑目；满脸愤怒和悲伤。直到1997年7月12日；人们在玻利维亚山谷深处找到他的遗骸；发现他已被砍去双手。　　他的遗骸被运回哈瓦那安葬；砍去的双手被雕塑出来；矗立在哈瓦那广场。他是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头戴五星贝雷帽、目光凶狠深邃、须发怒张犹如雄狮的形象；被大量复制；在全世界到处流传。T恤衫、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著名足球队的队旗、出租汽车、摇滚音乐会的电子屏幕；都有他的头像。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形象上找到灵感和力量。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西方国家青年眼里是反叛的象征；符合那种破坏性的时尚。在欧洲那些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抗议游行的队伍中总是高举他的画像。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以中文表演的话剧海报上；悬挂在北京街头。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形象；但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群大学生忽然知道他竟是共产党员；特别惊讶：“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摇滚英雄’啊。”　　《切·格瓦拉》自4月12日开始连续演出三十六天；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二十二号、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