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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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在局部地方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成为自欺欺人的假话。乡党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从理论上讲是人民群众；但是具体到一级组织或一个人的权利基础；那就不一定还是人民群众；而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对于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应该提拔还是应该降职这样一个问题；棋盘乡的人民没有发言权；棋盘吃‘皇粮’的人有发言权；上级机关的党政领导有决定权。这总是事实吧？”李昌平听了这些；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另一个同学是生意人；姓何；也说了实话：“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个姓黎的同学；是地道的农民；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那年三十七岁；浓眉毛；小眼睛；头发总是立着；额头总是拧着。他在城里受过高等教育；又整天混迹于乡下人；脚上总有泥巴；身上却是一件干净得体的衬衣；还系着领带。一个常常受到官方批评但却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南方周末》；将他评选为“2000风云人物”；这可能有点过分；但若说他是中国农村的罕有人物；则有事实的根据。他不是明星；不是偶像；事实上城里人十之八九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这一年老百姓追捧的明星很多；有葛优、章子怡、成龙、王菲；年轻人还特别喜爱赵薇；可就是没有这个所谓“风云人物”；官方弘扬的模范也很多；可也没有他。在党的官员系列中；像他这样的乡党委书记有五万多个；乃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却是至少五百万个村庄和九亿农民的最直接的领导者。有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有一次还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应该下无数次地狱！”可是他却成了英雄；在农民中间传诵一时。只不过；这位英雄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只有他一人成了为民请命的代表；也成了他从属的那个集团的叛逆者。 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他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叛逆者”。他起初相信过他的上级组织；这有三年以前发生的“茶卜事件”为证。1997年春季监利县政府颁布命令；要属下农民将全年税费的四分之一在当年5月缴纳。按照既成制度；税费本该在收获以后交纳；所以监利此举显然违背成宪。可是在中国；实际情形总是千差万别；不是任何精巧的制度所能涵盖。当日乡政府财政赤字已经累积为一千二百万元；所有本当由政府举办之事；诸如维护道路、扩建学校、修复被洪水摧毁的坝桥闸渠、建设县城宾馆和机关干部住宅、购买官员轿车等等；全都不能实现；甚至连干部工资也不能足额按期发放。从官员的立场上来说；连续多年行此寅吃卯粮之举；实在是掩盖财政破产危机以及维系官员生存的 惟一办法。只是征税期限不能符合生产周期；适逢乡村青黄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产资金的季节；政府与民争利；就不能不在农民的心理上引起强烈反感；一旦基层官员不能从容行事；甚至仗权欺人；就会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形成激烈对抗。 这在当地早有征兆。1996年7月；监利南部十个乡镇遭遇水灾；颗粒无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灾民免缴皇粮”在我们国家是自古而来的传统；所以贾志杰又说要给灾区减免税费。无奈实行起来问题丛生：如今农民“税费”并非“皇粮”；而是地方官员的衣食；所以监利不仅不肯减免；反而要求农民提前缴纳八千万元；不得有误。茶卜村有个妇女朱长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这就埋下“茶卜事件”的祸根。次年官员再度登门收费。朱长仙搬出省委书记“受灾免税”的承诺；要求政府先行退还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应将那一笔钱用来抵交眼前税费。这一要求从制度和道理上来说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笔钱早被官员花完了；她若不肯再行交纳；则官员也就无可花费；所以干部的不允也是预料中事。朱长仙当然不能知道这些情由；于是发生争吵；直至打骂。干部在盛怒之下将她的丈夫捉起来；关到小学校里；说是“办学习班”。这让朱长仙觉得不仅损失利益而且还受尽侮辱；万念俱灰；当即喝农药自杀身亡。这一结局难免让人想到那个著名电影《白毛女》。最要命的是；“白毛女”的故事一直都是共产党用来向百姓灌输“阶级意识”的经典题材；除了电影；它还被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广泛流传；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总是让人发生无穷联想。 朱长仙的尸体被农民抬到乡政府；这证明少数官员的恶行已令百姓忍无可忍。然而这还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监利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一个小学教师也因不堪沉重税赋而自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随时有可能演化为一场更大冲突；恰巧发生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前夕；这又牵涉政治大局的稳 定。所以当日即有指令从中南海传达下来：“从重从严从快”惩处肇事官员。 在处理官员和百姓的纠纷中；往往是以维护官员形象为前提；也就是百姓说的“官官相护”。但是冲突严重到一定程度；有如眼前“茶卜事件”；官员们也会采取惩处少数人的办法来维持大局的平衡。当日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就是根据这样的策略想出一个办法。按照事件调查组一个成员的说法；是“丢卒保帅”。李昌平后来引用这一说法来揭露真相；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这“卒子”正是他本人。那时候他是拓木乡党委书记；“茶卜”恰在他的统辖范围。事情发生时他不在任上；在距离他的领地好几百公里的武汉学习；自然没有能力约束下属的胡作非为。由常情来度量；本可找到从轻发落的情节；但由道德和制度的角度来衡量；自是难辞其咎。 县委书记利用后面这条理由；要他自请处分；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对上级有个交代。李昌平顺从地接受；有人说这是出于张琼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细看李昌平的报告；可以知道那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更重要的是；他对上级党的组织尚存希望。“和朱长仙的生命相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可是事隔三年；当他回到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更加严重。 和同学们聚会的那个晚上；他没有回家去看母亲。曲尽人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终于不能承受；拿起电话给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一头儿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一个人要想说几 句实话；真难啊！难到无处可说！” 辗转无眠。这位党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他若不制造一些惊人事件；就不会引起世人注意。“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他后来在一本类似自传的书里回忆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如果他的记述不错；这一刻应该是2000年2月10日午夜12点钟。就从这时起；他就不能不与组织系统中他的那些上级分手了。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闪烁的灯光下；写出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身在北京的那些人；尽管都能对乡下的情形说出一二；但由制度本身所建立的渠道；根本无法知晓如此精确而又骇人的事实；而李昌平是想说实话的人中最了解下情的；又是了解下情的人中最敢说实话的。“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他告诉朱基；他治下的百姓四万人；已经走了两万五千人。因为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一百亩耕地中就有六十五亩成了荒田。官员本来是按照土地摊派税赋的；现在只好转而按人丁摊派；叫做“人头费”。中央政府税收体系中没有这个名目；可是干部执行此项制度却格外认真。“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的‘人头’费。”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五年以前百分之八十五的村庄和百分之九十的乡镇还有盈余；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村庄负债———平均每个负债六十万元；百分之九十的乡镇负债———平均每个负债八百万元。每年从农民那里弄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的；因为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贷；去农民头上搜刮更多的钱来还债。如此年复一年；政府的债台愈高；百姓积怨日深。“这样下去；党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啊？”李昌平感叹：“现在真话无处说；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出假典型；报假数字；做违心事却已蔚然成风。李昌平就这样写下来；一点也不隐瞒。一看就知；他已深陷满腔激愤中；用词不免夸张偏颇。不过；他对自己列举的事实有把握；还相信这些事不仅发生在他的辖区；至少还可以代表湖北省。“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2）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3）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4）
新世纪开始时；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心目中“自由”二字已非常渺茫；有如那些彻夜美梦不断的人清晨醒来时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很少几人还能想得起来。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这一点是对的。 除此之外；父辈和他们的子女之间已经很少再有共同点了。不过；在文人的天地里总有一些东西；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就像“梦想”一样；“忏悔”也成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不过；这可不同于二十年前那次“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大潮。那一次他们都在渴望政治的昭雪；现在他们都在追求灵魂的圣洁。当然这也不是出自周国平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宗教情感”；因为所有“忏悔者”看上去都是道德的典范；而且都在通过鞭挞或者容忍别人的罪恶才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崇高。新华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不是痛斥文人无行就是倾诉文人哀怨。但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文人集团在所谓“舒芜的背叛”面前分裂 为“鞭挞派”和“同情派”。 这一争执牵涉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事情发生在50年代；年轻的舒芜把老师胡风给他的私人信函交给《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被毛泽东用于“反党集团罪证”；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胡风蒙冤入狱的直接契机；另有七十八人被牵连其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受尽磨难和屈辱。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此开创了以“隐私”定罪的历史；在好友、同学、师生甚至亲人之间；也埋下虚伪和不信任。舒芜本是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玷污了他的诗名和人品；在我们这个以忠信为做人之本的民族中；很容易被看做“背叛”。可以想象；老师锒铛入狱的日子里；学生也不会有丝毫快乐。多年以后胡风一案昭雪；舒芜也开始表达他的悔意：“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致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话当时听来；实在淡漠得很；所以很多当事人认定舒芜并无忏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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