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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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瓦齐尔应该尽可能快地去阿尔
及尔建立巴勒斯坦局。尽管本·贝拉总统向阿拉法特保证，没有什么麻烦的
问题。但是，在集体领导班子中瓦齐尔的多数同事们显然认为，还有许多需
要克服的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加之法塔赫没有资金，瓦齐尔得到指示，把
他的妻子送回加沙她的父母家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她将一直留在那
儿，直至瓦齐尔把办事处实际上设置起来。他们结婚才六个月，哈利勒和英
蒂莎并没有为这分手的命令所激动。但是，中央委员会已经说了，他们就得
如此。
第二个决议是如哈拉德向我所描绘的关于“维护法塔赫纯洁的规定”。
决议规定，凡是要求加入法塔赫的人，首先要退出他们原来所属的任何其他
政治党派或团体——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认为所有
阿拉伯政党都是受政府操纵的集团，”哈拉德说。
这一维护纯洁性的规定之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系出自三个原因。首先，
要使巴勒斯坦人自己确信法塔赫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组织。“我必须指出，开
始我们对此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和天真的，”哈拉德承认。“1963 年时，我们
真的相信，我们能够真正独立作出我们的决定。直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
无论如何是不能完全独立的，除非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作出维护
纯洁规定的第二点理由是，必须缩小这些政府情报机构危害的范围。他们都
在企图渗入法塔赫，这是当然的事。第三，必须使个别的阿拉伯国家相信，
法塔赫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工具。
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开始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哈
拉德所形容的“持续、沉重和惩罚性的讨论”之中。他补充说：“经常是这
种情况，我们下班后就直接去参加会议。会议持续通宵，我们又从会议回到
工作。从黎明到清早上班之前能够睡上一会儿都成了一大享受。”
中央委员会对解放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而刊载在《我们的巴勒斯坦》
上的文章也没有留下多少供人们想象的内容。这是一本宣传性的刊物，而不
是政策性的文件。在西方，人们经常说，如果那些法赫塔和巴解组织领导人，
从一开始就以清醒和现实的眼光提出他们期待的合理的要求来拯救他们的人
民，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能够避免自60 年代以来他们所曾经遭受的许多苦难。
但是，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它忽略了法培赫的真正目标。
组成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西方
模式政党的创始人。正如哈拉德向我说明的，他们从未企图要对他们的人民
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对你们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政
策，现在请投我们一票。”在1963 年，支持哈拉德·哈桑想法的多数法塔赫
领导人的目标实质上就是防止巴勒斯坦问题被掩盖起来，然后发展包括建立
一个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在内的民主机构，在那里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
来决定斗争的最终结局。这是前进的民主道路，无论如何没有别的选择。在
1963 年及其后的许多年，如果哪一个巴勒斯坦领导集团鼓吹，甚至事实上承
认犹太国，它就将被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所唾弃。如果个别领导人这样做，
他们将会被暗杀。
1959 年之后，主要由于《我们的巴勒斯坦》所发起的辩论，使得少数但
却日益增多的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看到，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在于把
现存的两种想法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同意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观
点，不能依靠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
运动，以说服阿拉伯政权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同意那些人的主张，
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协调他们的战略，因为事情很明显，
没有阿拉伯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到头来巴勒斯坦人无法收回他们祖国的即使
是部分的土地；显然，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将成为这一协调的障碍。
信奉这第三条道路的人在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占有多数。他们的领头
人是哈拉德·哈桑。我和哈拉德详细交谈中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他和绝大
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承认，阿拉伯政权不会同意参加一场真正的解放
斗争，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因而，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战略和策略
问题上的实质性差异，是在如何迫使这些政权卷入进来的问题上。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哈拉德对我说，“是仔细考虑纳赛尔所宣布的
战略。正如你所知道的，他的口号是，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
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即使他在阿拉伯团结上取得成功，他也不想在军事
上同以色列对抗。正如我们逐渐了解的，他的看法是，团结将赋予阿拉伯政
权以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讨价还价的实力，迫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影响—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原则上我们同意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团结是解放
巴勒斯坦的关键。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寻求的团结是不会实现的。纳赛尔
正在高谈阿拉伯团结，然而我们很清楚，阿拉伯国家分歧太大了以致无法团
结。
“我们的结论是团纺必须来自底层——来自人民。因而我们向自己提出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或事业是阿拉伯人所不能反对的？回答是：巴勒斯坦的
解放。对所有阿拉伯人民来说，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光荣的和神圣的事业。
它甚至是一个神圣的义务。这样，我们把纳赛尔的口号反转过来。我们说，
解放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团结的关键。这样就明确了我们的战略。
“通过公开辩论和利用我们所有的全部宣传手段，我们要激发和掌握巴
勒斯坦和阿拉伯群众的创造力。我们考虑，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气氛，在
这种气氛下，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敢于在他的公开讲话中忽略解放巴勒斯
坦这一主题。不管他们私下怎么想，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在公开
场合发表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的讲话。因此就给了我们机会。此后，当阿拉伯
领导人由于本国群众的压力而采取行动时，我们就可以使他们和我们对话。
我们将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制定一个真正解放我们祖国的共同战略。我们要
求他们给予支持，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责任帮助巴勒斯坦人，而是因为他们还
有责任防止犹太复国主义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如果这
些领导人同意和我们合作，那将给所有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带来希望。
如果他们排斥我们，我们将引发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群众同这些政权之间的
对抗。这种对抗的目的是要激发一场真正的阿拉伯革命，结局是使上台的政
权将具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志。
“这是我的想法。我把法塔赫看成是火车头，它将带动阿拉伯火车走向
巴勒斯坦的解放。不幸的是，我发现火车大部分不能运转。”
哈拉德似乎说过，他彻底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直至执政的阿拉
伯政权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愿这一时刻。“这是我当时的观点。”他证实说。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由于他们急速的军事行动计划遭到反对而感到“十分
沮丧”。其后的事件表明，他们是如此地灰心，以致他们至少考虑过离开中
央委员会和建立他们自己的分离出去的组织的可能性。但是，这是最后采取
的一种选择。通过暗示他们也许准备采取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步骤，他们保险
对全面的战略和政策将不会早日付诸表决。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在寻找途径
以增强他们自己的地位，并向他们的同事施加压力。
在开展这样的行动中，必须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似乎就是把哈拉德的弟弟
哈尼·哈桑从德国召请回来。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比他更热
切于开始反对以色列的战斗。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哈尼发现他自
己将站在阿拉法特一边反对他的哥哥。
到1963 年，哈尼像阿拉法特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为他这一代最强有力的
学生领袖。直至一年以前，他力量的基地还远离战场。他是欧洲巴勒斯坦学
生联合会——也是许多加入学联的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仅在西德，就有3000
巴勒斯坦学生和65000 巴勒斯坦工人。1962 年，当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在
其加沙代表大会上选举他为主席时，哈尼加强了他掌握巴勒斯坦学生力量的
地位。从那时以后，哈尼处于能够影响和左右各地巴勒斯坦学生政治行动的
位置上。他在德国还组建了他自己的地下突击小组。它没有武装，但在进行
秘密训练。
哈尼说：“告诉你我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的情形，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斗争。他要我把学生和我自己的突击小组交给他和瓦
齐尔。我说可以，但我告诉他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约旦必须成为
战场的一部分。我们在德国的组织的理论是，我们必须解放约旦。阿拉法特
说：‘不，不，不，不。’他准备作出任何其他让步，以取得我们的支持，
但是，他不愿意，那怕是花一秒钟考虑反对侯赛因的想法。
“随后我遇到瓦齐尔，是他真正使我信服了。他说：“瞧，你有一个好
的组织并准备进行战斗。但是，你没有独自进行战斗的手段，你不能孤军作
战。你必须成为一个大的很好装备起来的军事组织的一部分。我们是这个大
的组织。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讲到这里，哈尼笑了。“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由于他急于得到我的
支持，瓦齐尔给了我许多关于法塔赫军事实力的假情报。他说他们已有一支
庞大的秘密军队和许多武器。他甚至跟我说他们有一些直升飞机。我还应该
说，瓦齐尔和阿拉法特没有告诉我他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有大问题，以及多数
人正在反对军事道路。”
哈尼那时没有觉察到他已成为一个骗局的受害者，他返回德国为军事行
动进行征战。“我召集了我的组织的一次会议，我们决定加入法塔赫，以为
他已准备好开始武装斗争。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正站在阿拉法特和瓦
齐尔一边反对其他人。”
瓦齐尔改变了他的外貌和身份。他更名阿拉·本·阿玛尔。他以这一化
名旅行到阿尔及尔，设立巴勒斯坦局，向世界启开法塔赫的窗口。他立刻陷
入了麻烦。纳赛尔正在幕后压本·贝拉拒绝巴勒斯坦人任何行动自由。那时
埃及领导人正按照控制巴勒斯坦人的他自己的战略在工作，而在表面上好像
将要给他们一些自由。阿尔及利亚总统在思考第二个想法。他要恪守他对阿
拉法特的承诺，但又不希望与纳赛尔为敌。他的两难的结果是持续六个月对
瓦齐尔的态度摇摆不定。
如指示所要求的，英蒂莎在加沙正耐心等待她与在阿尔及尔的丈夫相会
合的通知。她说：“这对哈利勒是十分艰难的六个月。他在许多不同的旅馆
里住宿。他非常焦虑。他确实开设了办事处，但是许多次阿尔及利亚人竟不
让他进入。”
当瓦齐尔同阿尔及利亚当局在进行一场神经战的时候，英蒂莎正经历着
她自己的当地的一点小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瓦齐尔的改名。
“一天我在加沙我父亲家里正同我的一些女友相会。这只是一次社交性
的聚会。在聚会安排时，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正为她们认为我所发生的事情
而忧虑。女士中的一人出示了一封她在阿尔及尔的儿子的来信。在信里这位
儿子谈到他如何拜访了巴勒斯坦局并会见了哈利勒。”这位女士照着信念道，
哈利勒坚持他的名字叫阿拉·本·阿玛尔，并且否认他有一位妻子在加沙。
当英蒂莎继续叙述她的故事时她笑了。“你可以想象由于这封信我的朋
友们正在想些什么。他们认为我的丈夫抛弃了我而另有新欢！我对我的朋友
说：‘你的儿子必定会见了貌似我丈夫的某一个人。哈利勒在贝鲁特，我不
久就要去他那儿。’
“这天稍晚些时候，我父亲跟我谈话。他非常不安。他说：‘唉，我的
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和你丈夫在一起？你跟他生气了吗？’
我誓守秘密，即使我的父亲我也不能告诉真情。我请他不要担心。”几星期
后，英蒂莎的父亲去世了。他带着她的女儿被她丈大抛弃的信念走进了他的
坟墓。
在阿尔及尔经受了六个月磨难之后，瓦齐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