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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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度过一段时间——她为舍弃了我而感到内疚，哭得心都碎了。她相信我已
经死了，因而不断地谴责自己。起先没人急于上楼去告诉我的母亲关于我的
到来。我的弟弟、妹妹及其他人担心我的出现对她震动太大，说不定会犯心
脏病。我的胃缩小了，我瘦了许多，我的头发几乎拖到背上。”一位名叫纳
赫拉的16 岁的美丽姑娘，开门迎见了哈拉德和他的表哥。“就在那一瞬间，”
哈拉德回忆，“我想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妻子。”后来纳赫拉真的同哈拉
德结婚了。由于她报告了哈拉德还活着的消息，她得到了金项链作为奖赏。
她的小妹妹终于上楼去叫哈拉德的母亲，她得到了另一件礼物。
“当母亲见到我时，她激动得站不稳了，我以为她会倒下。她哭喊首，
然后，她对形势使我们处于十分可怕的境地而感到非常生气。她为未能好好
养育我们而感到羞愧——她以为我会饿死。她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惭愧。我
住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盥洗室。房间太小了，当我躺下睡觉时，我不得不把
我的腿伸向盥洗室。
“在随后的时日里，我发现我的母亲变化太大了。我父亲去世时她才28
岁。她现在已不再是温柔天真的妇女。她是坚强的，并已准备好成为一家之
主。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对我说：‘哈拉德，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
家境太坏了。除面包外，我们每月从红十字会领取的食物不够供养全家。四
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只能靠面包和洋葱度日。”她还告诉我，当我在巴勒斯
坦工作时，她积蓄起来的工资都已用尽。接着她谈到了金子。我们的传统是
丈夫把金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妻子。这是我们为妻子和家庭提供未来安全
保障的一种方法。
“她对我说：‘哈拉德，我有一些你父亲给我的金子，但是我必须告诉
你他的嘱咐。在他逝世之前，他说金子只能用于两个目的：一是支付他的孩
子受教育的学费，一是满足我们客人的请求。如果我们需要食物和衣服，我
们必须工作。这些就是他的叮嘱。’
“我问我的母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她说：‘哈拉德，我就要作出一个决定，并且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有
四个儿子。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都很聪明。他们在他们班上经常是
名列前茅。第四个儿子在学习上不是那么聪明。我已决定第四个儿子必须结
束学习，开始工作。你同意吗？’
“当我回答同意时，她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黎巴嫩法律规定
巴勒斯坦人没有工作的权利，’她说。‘你必须运用你的一切力量，为你最
小的弟弟谋一个职业。’”
哈桑弟兄中的老四终于找到了一个汽车油漆工的工作。“正式说来，他
不是受雇，”哈拉德说，“他只是帮手，报酬是秘密地付给的。他挣的钱确
实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我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
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都必须去工作，而我还想继续我的学业。在我
脑海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组织一个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组织。”
哈拉德决定到叙利亚去碰碰运气。先是1950 年，后来又在1951 年，他
在那儿试图组织突击队的想法没有成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的第一次
尝试由于哈吉·阿明·侯赛尼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而告吹。
在那次失败之后，哈拉德的命运有了好的转机。他附属于在大马士革的
阿拉伯学院，把当英语和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自由职业，开始得到优厚的报
酬。“我按时计酬，而我的聘请人多数都很富有，”他说。
在叙利亚，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继续认真进行反
对以色列斗争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同兄弟会叙利亚分会合作下，哈拉德试图
再次努力组建一支巴勒斯坦袭击力量。这一回，他得到也在叙利亚工作的他
的弟弟阿里的一些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里和我得知，兄弟会大马士革分会的领导人穆斯塔
法·西巴伊急需教师教他学英语。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是叙利亚议会的副议
长。阿里得到了当他英语教师的职业。然后，他安排我在西巴伊办公室工作。
我本人不是兄弟会成员，事实上，我跟你讲真话吧，他们拒绝让我成为一名
会员，因为我不能每天按时做五次祈祷。我不能因为必须祈祷而去析祷。我
只有在自己想祈祷时才去做——我从小就是这样做法。”显然，哈拉德的左
道邪说没有伤害他和兄弟会的关系。
叙利亚的国防部长是马鲁夫·达瓦利迪。他是兄弟会的秘密会员。哈拉
德与西巴伊和达瓦利迪接触后达成一项交易，他希望能导致一支巴勒斯坦突
击队的形成。那时，在大马士革的急切想重新同以色列进行战斗的巴勒斯坦
人，以童子军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同西巴伊和达瓦利迪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
是，哈拉德的人需要全部成为兄弟会的会员。交换条件是，西巴伊和达瓦利
迪将安排童子军在山里受训并加以武装。“在这种方式下，我利用兄弟会作
为掩护，”哈拉德说。“由于我们受到西巴伊的保护，叙利亚政府不知道正
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将会看到我们在边境发动我们的军
事行动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正当我们准备好开始我们的秘密训练时，大马
士革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一切都完结了。”
11 月政变是两年内叙利亚的第四次政变。从那以后，哈拉德再次成为一
名逃亡者。他被逮捕、监禁，可是，当他向新的叙利亚军事情报头目证实他
不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时，他被释放1952 年夏天以前，哈拉德再次失业。“犹
太人把我们赶出家园。阿拉伯人不希望我们在他们的国家存在。在这时刻，
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经历之中。在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失
去土地、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失去食物、失去尊严的民族，而最坏的是失
去了希望。当你被剥夺了尊严，你变得更像牲畜而不像人——但是你的存在
还有一定意义。当你失去了希望，你就失去了一切，你什么也不是。这正是
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国家和那些大国期望于我们的。他们要结束巴勒斯
坦的历史。”
使哈拉德更加沮丧的是，他再次担起家庭这付重担。当他从西顿移居大
马士革后，立即就请他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到他这里来。他不忍心让他的
最小的弟弟在需要继续学习的时候去干工作。“他们都来了，可是现在我的
母亲的金子都用完了。唯一可庆幸的是，我的最小的弟弟比我们其他几个最
先完成了学业——被认为最不聪明的人得到这样结果是不错的。现在金子用
完了。我们受到了教育，却再次陷入饥饿。
“当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我的母亲建议我应当结婚。我提醒她在
西顿时她对我说的一番话，那时我说总有一天我要跟纳赫拉结婚。她当时说：
‘哈拉德，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工作，前途渺茫。你身无分文。除
非你能为纳赫拉安排一个生活有保障的未来，否则你连结婚的念头都不能
有。’
“我说：‘妈妈，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我再次没有工作。我仍然前途渺
茫。我还是身无分文。’
“在那些日子里，由于她自己的经验，我的母亲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共
同的对答。‘这不由你，’她说，‘这是真主的事。或许当你结婚时，真主
会带给你好运气。’”
一份巴勒斯坦企业家发来的电报到达，告诉哈拉德已为他在科威特找到
了工作。这时他无钱复电。一位朋友给了他一点钱。当从科威特寄来的机票
到达时，他没有钱雇出租汽车去机场。还是这位朋友为他雇了出租汽车并送
他去机场。
在科威特，哈拉德作为一名企业家开始了很有希望的新生活。这是从事
进口的企业。他到任后不久就陪伴他的雇主进行了一次长途国外旅行。由于
哈拉德的谈判技巧，这次旅行颇有成效。他们旅行归来，经过联系在科威特
建立了许多新的代理处。哈拉德说：“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我没有得到
我的劳动报酬。我从早上八点工作直至午夜。几个月后，我欠了相当于九个
月薪金的债务。因此，我对我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向我的雇主建
议，我们应该重新组建这个公司。我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建立一个董事会，
董事应取得一定比例的利润。”自然，哈拉德建议他应是一名董事。“我的
雇主拒绝了这一计划。我说，‘好。再见，谢谢你。’”
已经上到了梯子的顶端，哈拉德发现自己又落到了底层。在24 岁时，他
表现有才能，在很多方面做出好成绩，他成为在科威特发展部服务的一名打
字员。“当时，科威特仍是英国保护国。不到一年，我成为发展部的助理秘
书长。后来，我是计划部的助理秘书长。随后决定我担任市政委员会秘书长。
它实际上是政府。”
如果可以说，在其他所有人之上有一个人是对科威特的发展负责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是哈拉德·哈桑。“英国人企图停止我继续拥有任何真正的影
响和力量。他们放风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颠覆分子。他们关于我的种
种说法纯属胡言。幸运的是充分负责的、正派的科威特人了解这是怎么一回
事。”
在阿拉法特到达科威特之前，哈拉德和其他人试图依靠他们自己建立一
个政治党派，然而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事实上，这个党曾经建成，但是，它
从内部被分裂和搞垮了。因为创建者们在如何领导这个党及由谁来决策等问
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对将来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位要当党的
领袖的人物具有同阿拉法特一样的思想方法。哈拉德说：“他愿意跟我们磋
商，但是，他要由他自己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我离开了这个
党。此后，直至我遇到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及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
之前，从政治上来说，对我是十分艰难的时期。“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
是指卡里姆和阿米拉。
1960 年，哈拉德在第一次会晤法塔赫的四位领导人之后，开始为《我们
的巴勒斯坦》撰写文章。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科威特的同一块几平方
英里的土地上居住，却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未相会，这是令人困惑的。当
然，这可能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从事地下工作十分秘密，因而哈拉德不知道
他们的行动。但是，也有可能，由于彼此听到有关对方的传闻，因而两人不
急于相会。他们也许已经感到，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很难取得一致意
见。哈拉德确信，不是阿拉法特，而是卡里姆和瓦齐尔建议吸收他和他的伙
伴来讨论关于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我问哈拉德，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时，他为什么坚持集体领
导。“首先，你必须考虑我的背景和出身。”他说。“我曾告诉你，我出生
时就浸沉在公开辩论的传统之中，这是从童年起的我的经历。所以，你可以
说从一开始我就争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只是一部分。我也反对突然袭击
思想。我懂得政变只能导致更多的政变和社会流血。
“如果你愿意找一个实例来研究我所谈的情况，请看叙利亚。在以色列
诞生以后，直到1970 年，在那个国家发生了十次军事政变。现政权靠镇压它
自己的人民才得以维持它的权力至今。这是独裁的反映。这是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阿拉伯世界的毛病。这不是我希望我的人民所应走的道路。”
集体领导，同其他事物一道也是防止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成为独裁
者的一种手段。这是特别用来控制阿拉法特的一种手段。他有一个像是暴徒
的名声，像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准备着呼喊、叫嚷、鼓出发怒的眼睛，一意
孤行，他被许多已成为他最亲密的同事看成是潜在的独裁者，他有了机会自
己就会建立一个军事力量基础，用武力来强加他的意志。这由于有一个人的
行动得到了确认。此人即哈尼·哈桑，哈拉德的弟弟。他支持阿拉法特的道
路，使军事选择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正如时间将要向所有他的最亲密的
同事们证明的一样，做一个许多人担心他会变成的独裁者，不是阿拉法特的
本性。但是，在1963 年出现了许多表面现象与此相反。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瓦齐尔应该尽可能快地去阿尔
及尔建立巴勒斯坦局。尽管本·贝拉总统向阿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