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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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介绍同一名字的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以色列神话中的人物亚西
尔·阿拉法特。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活生生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按照以色列官方看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暗杀
者的辛迪加”，其领袖是一个“心怀无穷仇恨”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
试图来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所开始的事业。这就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辩护
士们告诉以色列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故事。上述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描述，
出自以色列政府官方发言人之口，当时梅纳赫姆·贝京任政府总理。对阿拉
法特的描述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一史实。同时提出三个论断。这些论断必
然会引起许多尖锐的争论。
第一个论断是，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范围内，没有一位阿拉伯或犹太领导
人，像阿拉法特那样做了那么多事情，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准备基础。
第二个论断是，阿拉法特曾表示，他要劝说他的同事和人民，为取得同
以色列的和平相处，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具体的实际利益，而作出一些
非同寻常的让步。如果当时以色列有一位老练的、有胆识的领袖能作出相应
的反应，那么，1980 年就会得致全面解决，甚至更快些。
第三个论断是，尽管阿拉法特已难以向其日益失望的人民证实政治解决
和妥协能够取得成果，但阿拉法特仍不失为阿拉伯方面掌握和平钥匙的人。
在最近的将来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华盛顿政府，能否明智地
帮助阿拉法特使用这把钥匙而不是迫使他扔掉钥匙。
我希望支持这三个结论的根据，将有助于推动寻求中东和平途径的更有
知识和更为诚实的讨论，而不要等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为时太晚的时候。
显然，阿拉法特仍然是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的主要暗杀目
标，因而有些读者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出版者就曾问过，为什
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甚至密切到让我了解他过去的秘密以及他的
组织的内幕？
回答是很直率的，但要书写成文字却非易事。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创议
写这本书的是我，别无他人。我花了两年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请他腾出足
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使我能写成这本书。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三位
最高级的同事——阿布·杰哈德、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协助，我
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我努力说服他们，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
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
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
面，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方面是，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
化。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富有感情的人，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我感
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使他变得脆弱。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而是说
他容易被伤害。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我认
为，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我曾告诉他，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
只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有两位是国防部长。我还告诉他，
我和果尔达·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为此，我得
了一个绰号——“果尔达的男朋友”。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我总要
先送她一束红玫瑰。
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主要事实如下。1979 年底，
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但是最高级
别的中东和平计划。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
些领导人一方之间，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在以色列这方密
谋和平的关键人物，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工党的领
导人。
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
色列人，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
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
12～18 个月，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他一上任，我的计划就告吹了。
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也被
看成是叛逆。
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写报道
的日子里，曾有多次机会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只是由于和平计划才使
我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而他也决心给我以一定信任。
当和平计划夭折后，我才研究井决定写这本书。这一计划流产是个悲剧，
因为我们确已取得一些坚实进展。在我第二次穿梭会见阿拉法特后，一位以
色列人士对我说，“我们正使生米成为熟饭。”假如贝京不连任，那么以色
列工党政府有很大可能授权和阿拉法特进行秘密的、直接的谈话。如果那样，
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
我把写作此书看成是我本人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贡献的继续。我要表
明，我是作为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真诚朋友而写这本书的。我对这两个民族
都怀有深厚的爱。
一般说来，犹太人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中的知识精华。同样毫无疑问，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华。这两个来自各种族融合地区的人民，
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使这一地区得到更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
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
要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公正的待
遇——历史的、合法的和道义的权利。这种公正待遇至少应该保证巴勒斯坦
人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家园的权利。必须指出，按照这一方案，
在协商进程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承认以色列，其代价是取得原曾属于
他们的全部土地的不到30％。同意这一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它在国际关系中
信奉的首要准则：强权即公理，而正义只是强仅者空口说说的抽象概念。正
是由于一些强国的须导人和政府，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
的世界，致使我们这些20 世纪后期的人类，行走在灾难的旅程中。这就是我
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给世界带来
新的希望和鼓舞的含义。当公理战胜强权得以证实的时候，那么最棘手的问
题也会得到解决。
以色列首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说，犹太人“只有保持他们的道德、
精神和知识水平”才能得以生存。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本·古里安所
描绘的他们的生存途径，已被近几届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行动是对
全体犹太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一种讽刺。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
列愿意放弃信奉强权即公理，那么它必将得益甚多，同时也有益于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
197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击溃，此后它使用了恐怖武器以表
明巴勒斯坦事业继续存在。阿拉法特发出许多信号中的第一个信号，即表明
他决心劝说解放运动面对现实（即以色列得以在1967 年前的边界内生存）作
出让步。从那时起，在巴勒斯坦方面，阿拉法特即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
阿拉法特需要以色列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相应的反响，至少在原则上应接受巴
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每当阿拉法特朝着和解方向采取政治行动时，以色
列却报以枪弹和炮轰。阿拉法特表明他希望政治和解的意愿越多，以色列就
越加变得决心摧毁巴勒斯坦政治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顺便还要说说，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袖们从未真正把巴解组织视为严
重的军事威胁。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有资格作权威性发言的人就是布赖恩·厄
克特。多年前他曾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久就退休了。在其任职时，他的实
际权力仅次于四位秘书长。他主要在幕后活动，是联合国主管处理危机的负
责人，擅长于中东事务。在外交界，他被称为“中东先生”。很难想象一个
男人或一个女人能成为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卓著专家。作为外交家，厄克
特坦率得令人惊讶，并使人耳目一新。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不为梅纳赫姆·贝
京威胁所吓倒的非犹太人。在一次庆典场合，他刚刚从贝鲁特全见阿拉法特
后来到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贝京指责厄克特，并告诉他以后不许再与阿拉
法特谈话。厄克特答道：“总理先生，我是国际社会的公仆。你竟然教训我
能同谁和不能同谁谈后，难道不感到太过分了吗？”当然，贝京以后再也没
有提起此事。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厄克特说：“以
色列有制造神话的才能，并使世人当成真理来接受。他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大神话。事实不是这样。
他们可以像对待双手被缚在背后的人那样来对待作为军事力量的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以色列真正害怕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74 年以来，以色列拒不采用外交办法来考察和对待现实及阿拉法特的
政治和解主张。这是实现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也是继续进行屠杀使这一地
区长期浸于血泊之中的主要原因。
1974 年阿拉法特开始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说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面
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认识实行和解的需要，自此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都
拒绝考虑即使是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微型国家的想法。它们认为这样的国
家将对以色列的安全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以色列的这种
奇特断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亨利·基辛格却成了其学舌者。
在我执行我的中东和平计划期间，我发现，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
部门有数量惊人的并在日益增长的最高级领导人，私下都表示，建立一个巴
勒斯坦小型国家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难以对付的威胁。为了证明这一
点，我将举出他们中的一位，即陆军少将施罗莫·盖西特。我之选中他，可
以这么说：他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对以色列形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
的唯一最知情的以色列人。
盖西特任军事情报署研究室主任多年。在这个岗位上，加上他能从莫萨
德——以色列中央情报安全局那里获得有关的情报和消息，他可能比大多数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了解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曾短期担任1967 年以
色列所占领土军事长官。1973 年“赎罪日战争”后，事与愿违，他被委任为
军事情报局局长。他接受的任务是不仅要管理这个机构，而且要改组它，以
便这类失误不再发生，即对以色列未能预料到1973 年战争的部分指责。对盖
西特来说，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机构需要帮助时，显现出此人的素质、
能力及判断力。以自己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轻易排斥一个人的深思熟虑的意
见，是愚蠢的。
在我同盖西特的一次谈后中，他的一段评论对这本书很有启示。他说：
“我们以色列人的困难是，我们已成为自己宣传的牺牲品。”盖西特的评论
的含义是指责历届以色列政府，在关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军事威
胁的实质问题上，欺骗了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很多的人们。我相信，同熟谙
内情的一些以色列人一起，通过对全部有关情报进行诚实、客观的研究，盖
西特的指控即可得到证实。除了1948 年的几个星期，当时新生的犹太国正为
其生存而战斗，以色列从未有过被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联合军事力量在战争中
被击败的危险。
1967 年的“六天战争”，是对历届以色列政府如何掩盖事实真象以便煽
起大规模的、言过其实的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恐惧的最好证明。1967 年战争前
和战争期间我在以色列，我可以证实当时以色列人完全地、真正地相信他们
将受到阿拉伯人的进攻。他们所能获悉的所有消息和证据，证明他们的恐惧
是有道理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的军队已经动员起来；阿
拉伯世界官方电台接二连三地渲染犹太国很快要被“毁灭”。但是以色列军
方及政界领导人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