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8-中国吸毒调查-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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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往韦州镇公路边的一个回族家庭，一家老俩口生了4个儿子，父亲和大儿子早年因为贩毒被判死刑，老二被判刑15年，老三被判6年，老四被判3年。老四媳妇说，自己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送进了监狱，他苦苦等了3年，丈夫回来了，但整天无所事事，她估计自己的丈夫没几天又要去贩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到什幺时候。　　　　
　　　　在下马关南27公里处的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在下马关镇和韦州镇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因贩毒、吸毒而减少之后，预旺镇周边村子里的部分男子成了贩毒“替补队员”。毒贩交易的地点在预旺镇，参与人员来自预旺镇和下马关镇，两个镇的毒贩走向了联合贩毒的道路。　　　　
　　　　下马关、预旺、韦州三镇南北相通，有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相连，在宁夏东部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条狭长的毒品走廊，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地。　　　　
　　　　●临泉――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　　　　
　　　　地处安徽省西北边陲的临泉县西、北、南分别与河南省的平舆、项城、新蔡等5县接壤，省内则与颍上、阜南、界首等四县为邻，故有九县通衢之说。这里地情、民情也相当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这里成为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临泉的庙岔，地处安徽、河南两省三县交界处，清末民初，这里就是买卖鸦片的集散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一度绝迹的毒品随着皮张市场的兴起再次出现。当时皮张生意之盛，可以用“商贾云集，异常热闹”来形容它，每天的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来自全国包括新疆、东北的商人就开始进入市场，每人2元的门票收入多达数千元。　　　　
　　　　很快，这种繁荣和茂盛及众杂的流动人口刺激了庙岔毒品的沉渣泛起，再度猖獗，并且迅速蔓延。云南和临泉毒品信道的形成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　　　　
　　　　临泉现有人口近200万，人多加之积年的穷困，这里的民生艰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地少的农民多外出务工，不少人长途跋涉到云南，帮助当地人承包土地种西瓜，工资多是根据当年西瓜的收成，当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几乎拿不到工资，当地有些人就拿出毒品代替。　　　　
　　　　而这样的“工资”带回临泉后，竟然比丰收的年头还要丰厚。一来二去，暴利牵引，就有人走上了贩毒的道路。而且，临泉农民有不少人和云南当地人结婚，定居云南。这样的血缘关系构筑的毒品信道具有一般渠道没有的稳固性，打击起来、尤其是斩断特别困难。　　　　
　　　　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贩毒分子确实得到了毒品的好处，不少人赚了钱后在村里盖房起楼，眼热的群众就群起仿效。一时间，以庙岔为龙头的乡镇农民纷纷走上贩卖毒品的不归路，毒品日渐泛滥。据说，在离庙岔还有10公里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　　　　
　　　　临泉县里有一家最好的宾馆，大多住的是外地人，他们很多都是来贩毒的。从县城发往庙岔镇这条线的客车生意最好，从早上4点到晚上7点，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车。这条线上有50多辆车在跑，每个车主每天都能跑四五个来回。有位20多岁的车主说，他的车一次能拉6个人，每天有几千人到庙岔镇去，这些人不少是去带毒品的。尤其来贩毒的大毒贩，他们一般是包车走，不讲价钱。　　　　
　　　　“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这句话在临泉民间颇有流传，尤其是毒贩利用贩毒赚来的钱建起的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门面，无形中起到了直观的激励作用。1998年1到10月间，在云南贩毒被抓的临泉人则达到65人；而1999年3月的四天时间里，就有29名来自临泉庙岔、姜寨的毒贩子在云南落网。一个3000人小镇，竟有100多人因贩买毒品而被判死刑和无期，毒品在这里泛滥成灾，由此可略见一斑。　　　　
　　　　有位张老太也做起了贩毒买卖。因为她的小儿子被毒品害死了。她仗着自己年龄大，认为政府没办法治她，越干胆越大，经常怀揣毒品小包，拄着拐杖，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当街交易。她说：“毒品害了我的孩子们，我要用毒品害死别人。”　　　　
　　　　一个村民因涉毒被判刑入狱，在监狱服刑期间，小孩在家由奶奶照顾，但奶奶年老体弱，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孙子，在一次带小孩赴监狱探监时将其丢在监狱不辞而别。后来监狱给小孩买了点东西并给了1000元钱，又把小孩送回奶奶身边，但奶奶死活不收。　　　　
　　　　临泉县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写的一段很感人的话：　　　　
　　　　“我最亲的双亲都已离我而去了，失去双亲的呵护，我感到万分孤独无助。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干脆我们也随他们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去。世间缺少太多的爱，爸妈啊！为了钱你们怎幺舍得扔下我和年幼的弟弟呀！我恨死毒品了，它使我原来和睦完美的家就这样离散了。我少年的梦被撕碎，我的心在流血。”


《中国吸毒调查》　三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4）

　　　　庙岔镇一位无人敢惹的老大控制着整个家族从事毒品买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老大的亲戚因为贩毒被抓者已达到3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毒贩老大们还有到外地把人从监狱或看守所弄出来的“扒人”本事。在临泉县，能够在外地“扒人”的人，地位很高，会受到毒贩家属格外的尊敬。这些角色通常由坐庄的老大们担任，也有担任公职的人，这些人专靠吃毒贩家属们的供奉生活。每年时常会有临泉县的毒贩在昆明、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被抓，所以这些“扒人”者的工作是很忙的。　　　　
　　　　在临泉县庙岔镇，家族式贩毒已不少见。一般情况下，成员多、势力大的家庭常常选择“坐庄”做生意，不会亲自到中缅边境“金三角”涉险。在“金三角”，每千克海洛因是2万多元人民币，而在临泉县交易的价格已在10万元以上，巨额利润令人瞠目。　　　　
　　　　这些以家族、亲情为纽带结成的贩毒团伙，通常有自己的贩毒路线，有固定的供销网络和渠道，运毒和出面“送货”的人往往是家族中经济状况较差、地位低或“出道”不久的成员。毒品交易时，一般有同伙在附近望风监视，稍有怀疑即放弃交易或“丢卒保车”。零星贩毒交易时几乎都是先收钱，后交“货”，以确保“丢钱不丢货”。这些贩毒团伙多以男性为主，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以打工或做皮张生意为掩护，长期在云南、贵州、西安等地进行贩毒活动。有的常年不回家，很难予以捕获。　　　　
　　　　近一二年，这些贩毒团伙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发展为与外省毒贩甚至境外毒贩相勾结的贩毒合作群体。这些群体虽成分复杂，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内有外，但组织严密，手段诡秘，隐蔽较深，已经形成购、运、销或制、运、销一条龙。1998年以来，临泉县因外流贩毒被云南等外地处理410人，枪决23人。他们无论是以夫妻结伴、父子同行，还是兄妹联手、与境外联姻，都改变了以前单打独斗的做法，全是“集体”行动。　　　　
　　　　1996年以前，由于毒品来源的信道狭窄，贩毒人员较少，毒品比较紧俏，需要毒品的人寻毒购买，上门入货，持有毒品的人在家待价而估。但随着“金三角”―云南―贵州―湖北―临泉、乌鲁木齐―西安―郑州―临泉及福建―合肥―临泉三条信道的开通，加之制毒作坊的增多，毒品很快就流到临泉交易，数量与日俱增，越来越大，贩毒环节迅速流转，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一些拥有毒品或熟知购买毒品信道、谙知交易价格的人流窜到毒品集散地，寻找买主或贩卖时机；尤其是外地毒贩因知该县毒品吞吐量大而打着皮张生意的幌子，纷纷至临泉进行交易，寻找“下手”；有的先看货、后交易；有的先交易、后提货，送货上门，实行“三包”；甚至出现大宗毒品部分赊销或全部赊销，销货后定时付款，这样更加刺激着“买方市场”的活跃，吸引着更多的外地毒贩来临泉进行毒品交易，促使着临泉毒品集散地的日渐兴盛。


《中国吸毒调查》　四形形色色的贩毒技俩（1）

　　　　自毒品诞生之日起，贩毒与缉毒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在较量，具有最丰富、最奇特的想象力，它们相互对抗，相互刺激，斗智斗勇，推陈出新。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毒贩的贩毒伎俩多幺奸滑和刁钻，总要被缉毒人员破译并绳之以法。毒贩为了将毒品偷运出、入境，总是挖空心思蒙混过关，于是，千奇百怪的运毒怪招便应运而生。据统计，当前国际贩运毒品的手法，据不完全统计达数百种之多，损招怪招层出不穷，其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高新技术贩毒　　　　
　　　　大量的高科技被运用毒品走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海关人员近来频频截获一种高技术的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只比孩子们的玩具要大一些，由地面无线电控制，飞行时能发出轻微的声音，但声音不大。别看这种无人驾驶飞机个头不大，但绝对是高技术的集合体———装有高清晰度的摄像机，能将前方的情景适时传回地面的毒贩子那里，装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准确地飞到指定的降落地点，甚至还装有自爆装置，一旦落入缉毒人员之手，它就立即自爆销毁。面对这种新玩意儿，美国海关人员大为头痛，因为它的个头太小，所以不能用高射炮或者直升机来打它。因为控制人员在公海的船上，再加上挂着他国的国旗，所以海关人员无法对其进行搜查。最后，还是海关人员请专家扰乱了无线电波，这才逮着第一架无人机。　　　　　　
　　　　美国投入巨大人力和物资在拉美地区进行了连年的“鸦片战争”，终于使臭名昭著的麦德林和卡利集团渐趋式微。当美国和哥伦比亚的缉毒官兵以为可以稍松一口气时，蓦然回首，却发现新一代毒枭们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气候。　　　　
　　　　麦德林贩毒集团购置了先进的摩托艇和轻型飞机，从墨西哥湾林勒比海等海域把可卡因运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使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防不胜防。后来，由于美国对漫长的美、墨边境和海岸线加强了控制和警戒，麦德林贩毒集团便开辟了亚洲信道。他们把毒品装在开往日本的货船或航班上，先运到日本，再从日本通过海运或空运进入美国。　　　　
　　　　如今，他们又携网络时代的高新科技，并辅以灵活多样的营运手段，悄悄占据了前辈所留下的位置，令美国缉毒当局痛感缉毒战之遥遥无期，伤透脑筋。　　　　
　　　　哥伦比亚的新生代毒枭不事张扬，讲究实际，并运用高新技术手段。用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总监塞拉诺将军的话来说，“这帮新生代从不披金戴银或驾驶豪华轿车。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较少暴力性。”　　　　
　　　　贝尔纳尔招募了一帮计算机系统分析员，让他们帮助其建立了进行内部通讯的秘密信道，这是哥伦比亚贩毒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他像90年代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一样，使用高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并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并将自己的组织带入了一个以高科技活动为主的新王国。　　　　
　　　　该集团雇用了一名曾为卡利贩毒集团工作的技术人员，此人能窃取合法用户所持的手机密码。借助盗用的密码做掩护，该集团的成员可使自己的电话通讯更加难以被警方追踪。该团伙的电脑专家还设立了秘密的因特网聊天室，设计了防火墙以阻止为警方工作的电脑黑客侵入，从而使各地的毒品商可以放心地交流信息和指令。　　　　
　　　　新一代毒枭非常狡猾，警方要搜捕他们十分不易。在80年代，毒品犯罪集团还是一种类似垂直结构企业的群体。它们由高级主管进行管理，这些主管控制着从毒品生产、运输、分发直到洗钱的几乎所有工序。警方只需打入一名线人，就可能使整个犯罪集团土崩瓦解。　　　　
　　　　今天的毒品犯罪集团更像由单个毒贩组成的松散的企业集团。参加者为寻找发财的机会而集中他们的资源，事成后则马上散去，直至接到下一个定单才再次集中。这样一种散状结构意味着，仅仅逮捕主要人物并不能保证其整个组织崩溃。　　　　
　　　　不过，尽管这个犯罪集团手段高明，但高科技的使用也为贝尔纳尔埋下了祸根。1998年12月，毒品管制局的特工搜查了一个据称是为贝尔纳尔洗钱的人在北迈阿密的住所，他们在房中的电脑里发现大量情报资料，资料上详细记载了该贩毒集团是如何使用电子邮件和因特网通讯协调毒品买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