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三兄弟-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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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都赞同林育南的观点。　　　　
　　　　他们认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虽有发展，工人罢工也时有发生，但中国革命还处在低潮时期，高潮没有到很快就会到来的程度。党组织应抓住这一时期，保存、发展、积蓄自己的力量，建立、扩大稳固的根据地，不应盲目搞大暴动、大罢工及其他脱离实际的行动。　　　　
　　　　林育英、罗章龙、张昆弟等人先后与李立三个别交换了意见，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但李立三听不进。李立三认为：他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行动也是对的。　　　　
　　　　那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为了打击抵制他错误的人，他先后以组织的名义，召开多次会议，批判林育南、林育英、罗章龙等人的正确意见。　　　　
　　　　1930年6月，李立三把持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中说，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还强调，“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决议还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有到来的可能”。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其重点是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度乘敌防守空虚之机，打下了湖南省城长沙。李立三得到这一消息，更加得意忘形，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正确的。　　　　
　　　　这一年8月，李立三控制的党中央成立了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同盟军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当活动，并提出了全国行动的详细计划。　　　　
　　　　为了保证暴动的胜利，李立三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也要作好战争的准备。　　　　
　　　　面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越来越脱离实际，林育南忧心如焚。一天，他又找到李立三说：“立三同志，你的暴动计划太危险，革命有可能一下子断送在你这个计划中。”　　　　
　　　　李立三说：“我这个考虑是正确的，不会有危险！”　　　　
　　　　林育南见难以说服他，又语气很重地说：“目前，我们搞大暴动、打大城市的条件不成熟。你这样搞，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利令智昏的李立三虽然难以驳倒林育南，但听不进林育南的意见。　　　　
　　　　当时，林育南是下级，李立三是上级。如站在明哲保身的立场和遵照下级要听上级这个原则，林育南不与上级作这种斗争，自然不会有什么错。但是，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修养的革命者，眼见革命事业即将受挫，不站出来说话，良心上觉得过不去。思来想去，他决定坚决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斗争下去。　　　　
　　　　他在自己斗争多次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动员其他人一道抵制、反对“立三路线”。首先，他在自己管辖的“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范围内，批判李立三的“左”倾盲动思想，分析这种错误路线的危害，并动员机关的同志起来抵制冒险主义。其次，联络正义感强，有较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观察、分析问题敏锐的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等人与自己一起行动。这些人中，尤以何孟雄、李求实两人态度坚决。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与林育南的看法、观点一致。　　　　
　　　　他们从维护党和革命事业出发，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多种形式，如口头反映、书信揭发，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揭露李立三脱离实际，在全国强行搞“左”倾冒险、盲干瞎干的错误。何孟雄那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他对“立三路线”意见很大。在林育南的支持下，他除在各种会议上公开反对李立三外，还起草了《政治意见书》，系统地向中共中央陈述了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意见。他还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向中央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造中央领导机构的主张。　　　　
　　　　与此同时，林育南也向中央提出：中央应有一个更郑重的决议，要明确指出，6月11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为表示自己反“立三路线”的决心，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铁峦”的笔名。他说：“此后，我更当造成‘山’一般的稳定，‘铁’一样的顽强……”　　　　
　　　　对这一时期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林育南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用“校务改革”的暗语多次谈及，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时的生活，真是难写。因“校务改革”（指反“立三路线”）的奋斗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才得到了相当的成效……　　　　
　　　　由于林育南、何孟雄及中央其他负责人坚决反对、抵制“立三路线”，大大减少了这条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但是，林育南、何孟雄为反“立三路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林育南后来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何孟雄也屡受压制和打击。　　　　
　　　　直到1930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才得以纠正。林育南反“立三路线”的历史功绩，曾受到中央领导人和许多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革命者的高度赞扬。


第二部分　林育南——功勋卓著的工运领袖第60节　立场坚定斗王明

　　　　林育南从浙江返回上海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　　　　
　　　　他利用这段空余，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　　　　
　　　　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篡党夺权和残酷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事件。林育南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难以容忍这样的事情。为了党的事业，他不得不站出来，投入到反对王明的斗争中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干预、操纵，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排挤或未到会的情况下，王明用突然行动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同，到了上海未被通知开会，林育南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　　　　
　　　　四中全会的会议时间定为一天，实际只开了5个小时。在这次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实际大权却落到了王明手中。　　　　
　　　　何孟雄及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对米夫及王明的做法极为不满，以集体退席的方式，向大会表示抗议。罗章龙退出会场时，被人扯住。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并夺取政权，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王明不具备上述条件，不够格当党的领导人。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王明。　　　　
　　　　王明执掌大权后，拼命打击、排斥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何孟雄、林育南成了他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他利用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以贯彻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打击何孟雄。　　　　
　　　　林育南本来对四中全会就有意见，王明通过不正当手段爬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又专横跋扈，疯狂迫害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他对王明的意见更大了。他决定与何孟雄等一道，坚决开展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各种行动，反对、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和行为，支持何孟雄的正义之举。　　　　
　　　　1931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几封信中，谈到他与何孟雄等人的反王明斗争时说：　　　　
　　　　现在“校务”（指反王明的斗争）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于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这些时真是忙啊！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这一切的经过，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详细一谈。　　　　
　　　　1月15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食。这比拿着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反击王明，彻底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　　　　
　　　　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222号东方旅社31房间，何孟雄等人则在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住房。过去，林育南经常到何孟雄住的这间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饭后，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这时，当局已对林育南进行了跟踪、盯梢。　　　　
　　　　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31号房间。茶房一进屋，怀疑里面的8人是共产党员，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了信号。不一会儿，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准备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抓住，并押到租界内的老闸捕房关起来。　　　　
　　　　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3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凌晨，共有36名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抓。　　　　
　　　　对这36人的被捕，史料上说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而近几年来，海内外的一些书刊上却说林育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捕，是由于王明、康生的叛卖。下面，我们选登一些，供读者参考。　　　　
　　　　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Simoh&Scluster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一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　　　　
　　　　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　　　　
　　　　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解放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5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　　　　
　　　　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