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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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4）
我们的故事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结束： 她乘上了她开往芬兰的船，而我乘上了我的，去我的国家。一回到家，我就向我的父母亲宣布了我要离家去坦佩雷生活的决定。他们建议我，在吃饭之前先去冲个澡。在三个月或四个月时间里，我给西尼卡写信。她给我寄来她的诗和照片。后来，有一天，她在里边加了一张自己狗的照片，那狗有点像是长毛绒的熟透了的香蕉。我没法说出为什么看到这个动物会使我的情感发生改变，但是，就那么一秒钟，世界上最可爱、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从我的心中、从我的生活里一去不返了。
无疑我正在成为一个年轻男人，带着它所潜含的全部意义，也同样有与它相应的尊严。不管怎样，我继续追随着令人厌烦的学习，一边听着滚石乐队，听珀西·斯雷吉（Percy Sledge）、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而法兰西则在第三届或甚至是第四届蓬皮杜政府下勉强维持。在南方农民的示威游行中，我们开始听到那活泼而粗野的口号回响，“蓬—皮—杜，泵—大—粪，吸—血—鬼！”戴高乐，他总还是住在那些格朗丹里边，但现在它们叫做戴里维亚（Teleavia）、迪克来德东森（DucretetThomson）或者格兰的（Grundig）。他说些诸如此类的话：“手牵手向前走”，“自由魁北克万岁”，“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或者最终还有“以色列人是有自信和能自治的”。我越是听这个人说话，越是看到他的广场卫兵的军帽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我眼里，他就越像是住在另一个星球上，对一个改变了用途的动物园里想像中的寄宿者们在发话。在当时青年人举行的聚餐晚会中，人们把已被他们的时代所超越的父母亲叫做“老人”、“老家伙”。这位“最高领袖”（lider maximo），一个重视老年的国家之主，他，简直已成了一个扎着土黄色头带的有性格障碍的木乃伊。还能再加上什么？也许还有这一点： 在他出行的场合，这位将军已放弃了有高级挡泥板的雷让斯型西姆卡总统专车，而是从此乘坐由夏普龙装配车身的DS雪铁龙旅行车。这个变化，当然，在我父亲那儿激起了极大的惋惜，父亲的确是共和主义者，但他首先还是特许经销商。
我可能说不出来当1963年肯尼迪被刺杀的时候，我在哪儿，我正在干什么。相反，我原原本本地记得1967年11月8日那个家庭晚餐，在那时，电视宣布了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死。在我看来，这是第一次，在人们吃饭的时间，以如此的放肆展示一个人的尸体。我又看见了那些画面，尸体布满弹洞，横着展览于镜头面前，以使每个人或可对这个游击队员的死得到了解，无需一点儿怀疑；但同时，这仿佛也是为了使所有的人明白，反叛之路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在这个死亡通报中，有一种公开的告白的意愿，一种具有威胁性的警戒意味。这些图像也还加入了许许多多其他的军事冲突，野蛮的喧闹，政变，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到处涌现反抗的潮流。这种反叛之风，还是不规律的、幻想的、旋风般的，总是从我们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中发出，经常以无关紧要的事实——个人的小小的失望，家庭的、文化的、教育的不和睦——为基础组成。政治意识的觉醒还停留在试探的初期，但是，一代人正在诞生中，他们不愿意再任人把他们的头发剪成短刷子，更不用说照模子替他们修剪自己的人生，或者拖着他们去教堂。一代人渴望公正、自由，迫切地希望与他们的诸神和他们的师长保持距离。一代人，是的，的的确确与上一代相距万里之遥。在历史上，在时代进程中，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断裂，能有同样的暴烈、突然、深刻。1968年是一次摆脱银河系的旅行，一个史诗般的英雄业绩，远比美国人的简单地以征服月球为雄心的有限的空间探险更为根本。因为在这个5月，情况刚好是，没有特殊预算，没有经过协商的计划，没有训练，没有元首，没有考迪罗这里“元首”是德文词“Führer”，指希特勒；“考迪罗”是西班牙词“Caodillo”音译，军事独裁者，佛朗哥的称号。，而在同一个时刻，数百万的男人女人登船，朝向一个新的星球，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那里，艺术、教育、性、音乐和政治都将摆脱那些在战后的严酷中形成的法规和戒律。
这些动荡的原因？佛朗哥的绞索，马丁·路德·金的被谋杀，君主们的自负，将军的军帽，迪克奇埃维南库尔TixierVignancour，1965年参加总统大选的极右派。，神职人员的恶臭，学校的霉气，道德的钳制，妇女的地位，官员至高无上的权力，托雷峡湾事件于1967年3月发生在英格兰南部港口的著名的漏油污染。，吉斯卡尔1962—1966年任财政首脑。的大胆，还有，蓬皮杜和他的高贵高卢人，越南战争，第二次梵蒂冈大会，本·巴尔卡事件，还有我父亲和他关于倒霉的西姆卡的现代主义新言论，我母亲和她神经质的静默，我的姑母苏珊，吁求秩序，吁求一点儿铁腕，更多的圣水，而尤其是尊敬，她的丈夫，陷入社交性的酒精中毒和种族仇恨的于贝尔，由前社会主义者转而皈依吉斯卡尔的出尔反尔的奥迪尔，甚至还有道森，被尖刻重新捕获的体育记者，包裹在调停会议的顽固的权威文献中的共产主义者。
在十八岁，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明了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精微。最具政治色彩的人求助于境遇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群众追随科恩邦迪（CohnBendit）、吉斯玛（Geismar）、索瓦热奥（Sauvageot）的足迹，全然不知由阿尔贝（Alberts）、阿尔芒多（Armando）、贡斯当（Constant）和阿尔乌德让（Har Oudejans）签名的“国际境遇主义荷兰支部第一宣言”。至于我个人，与德波（Debord）的战略相反，他在六十年代初写道，“胜利属于那些懂得制造混乱而不爱它的人们”，而我热爱极大的混乱。为了混乱而混乱。蹂躏街道如同人们摔碎旧的玩具。以童年最后的愤怒断绝纽带，破坏规则。一种几乎是液体的混乱，这种混乱以它所具有的活力和不可控制，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所有缝隙，以它自己的能量生存，烧断那些工厂的和家庭的保险丝，淹没这个平庸的国度；一个极大的混乱，它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以奔马的速度涨起，迫使那些穿着成套西装的部长们逃跑，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过有点太晚了，人不能与大海的潮汐谈判。
3月22日，当学生们在南特尔占领了学院所在地的政府时，我在图卢兹，驾驶着我的第一辆汽车飞驰。它是一辆1961年的“珍珠白”色大众汽车，装有双重减震器，一个六伏的电池，还有可以打开的帆布车篷。这是车行里的一件回收品，计数器上有7万公里的记录，家庭担保。我的父亲，在把它的钥匙郑重地放进自己的抽屉之前，监督了这个车的修复。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希望这辆汽车带领你到业士。”就是在这儿有着父亲的幽默： 简洁，低姿态，沉郁。接着，他又以一种在我看来更职业化的语调，加上一句：“我相信它是第一流的。”他酷爱这种赞美方式，把它运用到全部各种领域。一顿饭是第一流的，一辆汽车，当然也是，但是也还有一部电影，一个工作日，一场橄榄球比赛，一个推理，或者仅仅是一个白痴。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第一流”的汽车，一件棒极了的摆脱束缚的玩具，一颗自由的导弹，它使我因欢喜而激动万分。每一次加速，听到涡轮机发出哨声以冷却那四个小汽缸，我都有一种正在被要求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的感觉。但是我也感觉到，归功于这电木方向盘，我平生第一次有可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在3月22日的“运动”结果就是绕城一周，在公路上跑了几公里，然后以与“征服金羊毛”同样的骄傲姿态凯旋般地返回家中。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5）
对那些煽动闹事者，我欠着很大的情，这份情就是这个滑稽的、扎着缎带子的、由我第一次看见其发抖的一个社会集团放在托盘上赠送的业士学位。我从来没有爱过那些老师。我不是那种中小学或大学时期生活的悔过者之一员，他们给予他们的这个或那个先前的教师以迟到的甚至是死后追授的敬意，认定这些人曾给他们揭示了文学的美和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魅力，从而使他们提高了自己。我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教员——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助教，正式教授，低劣的代课者——统统都是恶人，坏家伙，胆怯而残忍的废物，蛊惑人心，自以为了不起，给弱者套上枷锁，拍强者的马屁，而且自始至终都保持这种疯狂的归类、淘汰和羞辱的乐趣。对我来说，无论中小学校还是大学学院，从来不是一个学习或成长的地方，而宁可说是依据其需求，负责填充工厂和办公室的一个挑选中心。所以，当在这个春天里，好运给我机会，让我——体格上的无知者，又懒又笨到了骨髓的学生——面对这些微微颤抖的看守们炫耀我的一片空白时，我发誓将永远不会否定这些混乱时刻所带来的恩惠，尽管它后来还是发生了。在1968年，一个人不获得他的业士学位是不可能的。去掉了全部笔试部分，这种考试缩略为学生和教师之间充满怀疑的握手仪式，后者有板有眼地祝贺前者，为了一个有时甚至并未发表的陈述之出色与简明。终于有了这么一次，这些谨小慎微的知识海关的官员被迫放松了他们的警惕，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热情，让那些走私者的渣子通过——在过去的时候，是他们作为乐事和职责去质询、检查和拒绝入内的。我昂着头面对众考官，他们给我以宽宏的赞美和分数。就好像在橄榄球比赛，本来该回拒我的防守一方的全体前卫，全来推送我直到过了白线——代表学院的球门底线。
除了在这种面对面的意外情况下感到快乐的颤栗，归功于这些口试和这场使它发生的运动，我还懂得了，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由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支配的。如果，我们数量众多足以颠覆它，那些昨天嗜血的秃鹫就会在瞬时间仿佛着魔似地变形为一群毫无意义的麻雀。
在家里，这个5月与其他月份是同样的： 阴郁，沉闷，寂静。尽管有罢工，我父亲还是每天上午离家去汽车行，卖他的西姆卡。我的母亲，她也离家，直奔那些人们每天提交给她的表述不恰当的文章，那些文字大杂烩。在饭桌上，完全没有关于街上的运动、关于反抗的合理性或者政府态度的谈话。只是，或许有过，我父亲面对电视上被封锁的汽油仓库的画面时的这样一句话：“这一回我发现他们进步了一点儿。”汽油在他的眼里，比上帝之血更加神圣。没有汽油，也就不再有汽车。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表达过同样合情合理的评论。我特别记得一次充满火药味儿的晚饭，接近5月底，在我祖母的房子——我们也就是在那儿居住——的花园里。在那个夜晚的热气中，在我父亲挂在栗子树树枝上的古怪的彩色灯泡下，两个互不妥协的小集团迅速形成。第一组由狂热的戴高乐分子组成，有我的让人受不了的苏珊姑母，她的妹妹奥迪尔，前社会主义者，永远的教师，还有她们的一对朋友，库尔贝夫妇，旧时的合作分子皈依权力政治的辉煌标本。在起义者一方，当然有我的表兄让，第一时间的科恩邦迪分子，他的父亲于贝尔，出于极度的反戴高乐主义，如他自己所言，打出“最坏的牌”为了推翻这位将军，道森，看不起左翼分子，但是站在党的漂移不定的战线上，还有我，被认定合法的业士，最后的莫希干人，因搅扰不安的活力而沸腾。我的父母亲，如同老样子，作为沉静的主人，充耳不闻地追随一切争论。直到那一刻，那时，被苏珊姑母有关对结局必不可少的尊敬的评论所激怒，我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话，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嗓音引述了孟德斯潘Montespan（1641—1707），路易十四情人，女活动家。：“一种命运的崇高，成就于拒绝的与成就于获取的不相上下。”所有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完全相信，这是自从我哥哥死后，我母亲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以这种方式发言。
“不是以这种理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酒糟鼻的库尔贝说，“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拒绝现存体制的这些人正在把我们引到那里。”
“绝对正确，”苏珊附和着，“在生活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