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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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个淹死的人。　　　　
　　　　在这些晚餐时，安娜变了。在她的朋友们中间，她抛弃了职业场上的面具、迫不得已的忧虑和彼此出入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变得光彩照人。尽管在这个变化中我没有做什么，我还是非常高兴在这几个小时里，又重新见到了那个我花大力气从艾利亚那儿偷盗来的女孩。　　　　
　　　　在这样的某一个晚上，我们还都在餐桌上时，电话铃响了。是母亲。她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你父亲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了……急救中心拉他到医院去……我不能和你说了……我跟他去……”从这一刻起，这个晚会的一切细节都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莫雷·海德的《在我们之间》，作为背景音乐回响。香水和烟草混合的气味。令人安闲的灯光柔和地散布在房间里。所有客人奇怪的面孔转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街上，有一声长长的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安娜说：“怎么啦？”一个沉重的想法，像篱笆桩一样在我的心里生根，我永远也见不到活着的我的父亲了。　　　　
　　　　当我赶到朗格伊医院的急救站时，我母亲已经像是一个衰老的女人。她靠着隔离墙站着，胳膊抱在胸前，在一个看不见的严冬里发抖。看到我，她点了一下头，给我一个充满慈爱的暗示，像是在说：“你不必着急了，没有用了。”　　　　
　　　　我父亲在玻璃隔离墙的那一边，躺在一个金属床上。他松弛的面容和我熟悉的他夏天午睡时一样，嘴略为张开，脸颊稍有点下垂。正在给他输液，还有各种各样的电线连着他和一个监控器。安娜试着安慰母亲，值班的心脏科医生读着记录报告，监控器跳动着短促的电声符号，一切看起来都在控制中，然而，在不知不觉中，父亲在离开我们。　　　　
　　　　临近午夜时分，医生来看我们，给我们解释“布洛克先生”所遭受的损伤的程度。母亲听着他说，已没有勇气纠正他的姓氏错误。医生对她说，“您回家去休息吧，布洛克太太，我明天会见您，而且希望能够给您最好的消息”，她什么都没说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对她是恰当的。她尤其听到这个男人不言明地给她保证了将有一个明天，而且，维克多·布利科不会就这样离开，孤独地，没有再见到任何人，在深夜里。带着一个这样的许诺，她没有反驳地接受了被称为布洛克，现在，明天，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在全部她剩下的日子。　　　　
　　　　在开车送母亲回她的家时，我已确知我们触到了一个共同历史的终点，父亲即将死去。让我不安的是，我感到自己是惟一应该了解这点的人。　　　　
　　　　我留下陪着母亲。她喝了一杯茶，和我谈了一会儿安娜和孩子们，然后上楼去她的卧室，精疲力竭的她睡得很死。在楼下，焦虑不安中，我以在客厅里或是花园的小路上走动努力挨过这几个小时，脑子里充满不连贯的思绪和古怪的印象。哥哥和我跟父亲在汽车里。祖母在破口大骂她的“米高亚什——”。西尼卡的狗的照片。外祖父兰德在大山顶上。月球边的柯林斯。迪瑟里埃大夫不可捉摸的眼睛。干旱之夜的星空。我，正在向家用轿车经销部的玻璃窗投掷铺路砖。　　　　
　　　　在这个长夜里，我也重新见到了父亲在他盛年时的样子，那时他操纵那好像在城市上方照看着“日与夜”的巨大的银河客轮。是他找到了这个难忘的标记。（今天，车行当然已消失，但是人们还是继续根据这个看不见的基点来确定方向，它根深蒂固地留在这个城市的几代居民的头脑里。）在他办公室的玻璃板之后，穿着他的斜纹布套装，戴着埃斯佩拉扎毡帽，他让人们想到一个塔蒂导演的电影中的人物，很有信念，忠实于自己的特性，但是每一次有机会摆弄现代世界的操纵杆，他都孩子似的美滋滋的。汽车吱吱嘎嘎地在覆盆子色漆的地上以气压推动的芭蕾舞步进进出出。整洁成癖，父亲坚持让他的机构更接近是一个产院而不是清污/擦油站。他最大的骄傲是，在“日与夜”人们呼吸到的空气，绝无碳氢化合物的气味污染。他的车间主任们彼此交接指令，即使每一滴，每一次流失，每一次滴漏都要立即用抹布擦除和清洗。父亲买了非常多小包装的旧针织品就是专门为了这个用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P60叫做“彼得罗”，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几乎从来不谈论汽车的他，在一个时期，开始解释、坚持和不断重复地说，从美学和技术的角度看，西姆卡1100是现代以前的前轴驱动汽车的模本。以一种差不多是圣经的语调，一种牧师的嗓音，他总是以这些话结束布道：“您看着吧，它无论如何还会被复制、模仿一百次，但是决不会被赶上。”这些蹩脚的亚历山大诗行，并非出自偶然或是出自一般的即兴之作的才干。这个西姆卡的颂歌，我敢保证，是某一个菲罗多（Ferodo）的雨果喻指某个汽车业的大师。，某一天在哪儿写的。　　　　
　　　　一个父亲将逝去的前夜必定是奇异、非真实的，充满发热和混乱的症状，繁殖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幽灵，还有不连贯的模糊回忆。记忆的火苗在各个方向跳动，却没有光亮，一连几个小时扩展着不能平息的黑暗的控制。这么多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最终结果是你不再知道究竟期待什么，是减轻焦虑的死亡，或是仅仅再有一点点生命，你从来也不会知道。　　　　
　　　　这一次，是在快到凌晨5点的时候。电话里一个声音说了简单的事实。心脏停止了跳动。抢救无效。心脏监控器静止了。不用急。他在那儿。他等着你们。　　　　
　　　　母亲从夜里被惊起，匆忙地穿上衣服，飞快地冲下楼梯，摔上汽车车门，仿佛要切断与这个世界的一切联系。她要求我尽可能快些，说也许我们还来得及，留着泪祈祷我不知道而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她打听几小时前还和她在一起的安娜的消息，惦记着孩子们，诅咒电话，第一次以过去时态谈到我父亲，她吃力地从汽车里下来，倚着我穿越长长的走廊，她进入一个光线微弱的房间，走近担架，尽可能地临危不惧，然而在一个看不见的浮桥旁边，她放弃了一切抵抗，握住我父亲的手，慢慢地瘫软了下去。　　　　
　　　　我停着站了一会儿，没有动，仿佛等待什么事情或是什么人。接着，我走上前去，拥抱了我父亲。我拥抱时有一定距离，仿佛我和他不太熟悉。他的皮肤那么冷。　　　　
　　　　离开医院，我直接回了自己的家。天才开始蒙蒙亮。安娜还睡得很沉。我坐在厨房里，手里拿着一杯苏打水泪流满面。　　　　
　　　　父亲从来没有能见到塔尔伯特。西姆卡自从1979年已不再存在。他在他的品牌消失之后又多幸存了一年。　　　　
　　　　弗朗索瓦·密特朗（Ⅰ）　（1981年5月21日—1988年5月7日）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看到了时间流逝，也看见了世界的运行（3）

　　　　我从来没有像在父亲去世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向他倾诉。我多么想解释我在他身边的缺席，解释我一时的冷漠，解释我的沉默，解释我对家庭事务和车行的极少重视。我多么想要征求他的建议，向他叙述我对安娜、对孩子们的忧虑，听他说他对我的生活的真正想法。　　　　
　　　　我一直没有想像父亲的死会在什么程度上改变我的人生进程，调整我对事情的认识。随着他的离去，我中断了作为儿子的生活，并且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份的独特性。我不再是无与伦比的樊尚·布利科的弟弟，而同样使人惶恐的是，“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原文引自萨特，此处采用沈志明翻译的萨特《文字生涯》，见《萨特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66页。。我母亲，她陷入了某种无法限定的螺旋形焦虑，它们彼此滋生，相互纠缠。比如，担心缺钱以维持她的过于宽大和老旧的住宅，就经常成为她的首要忧虑。就是为了缓解这个极度痛苦，我想起了建议她卖掉托雷莫里诺斯公寓套房的主意。　　　　
　　　　这样做，我将实现一件双重的好事：　去掉母亲的忧虑，而我自己也摆脱了一份道德上难以承受的财产。　　　　
　　　　佛朗哥死后不久，伊比利科公司陷入国际规模的轰然倒闭中，公证人卡罗斯·阿里亚斯·纳瓦罗，也被指认舞弊而进了监狱。一种买空卖空的狂热操作实际上控制了这位前部长，他的公司向好几位客户分别出售同一个套房。他们让这种卑鄙无耻的诡计重演了上百次。到马德里的破产债权团的法定代表办公室的一次往返使我得知，我的确是罗望子树住宅1栋196号套房仅有的惟一所有者。我剩下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住所标价出售并拿到它所值的比索。由于这个微不足道的财产买进，父亲以某种方式帮助了佛朗哥集团，随后无意中变成了这个在其跌落时将引起整个系统崩溃的小规模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　　　　
　　　　在1981年5月中旬前后，我收到了一个托雷莫里诺斯房地产经营部的电话，说有一个马德里的客户要买那个套房。价钱对他合适，要做的只是到当地的公证处签订一份出售合同。开始着手这次旅行之前，必须回忆起那个年代的法国那张不怎么动人的面容：　一个被其古老的保守派恶魔附身的法国。密特朗的当选引发法郎的暴跌，交易所股票下跌百分之二十，而且外流资本不分日夜地逃向一切被国民看作是边界的方向。而我，在这期间，内心轻松，脚步轻快，我开着自己的车驶向巴塞罗那。我有一个旧的凯旋V6，小型的英国敞篷汽车，样子像是鱼，脾气反复无常，由于它倾斜的前大灯和起皱的散热器护栅，它总是给人心情不佳、很不情愿跑的神色。我已决定就这样开车直达卡塔罗尼，然后乘飞机到马拉加。　　　　
　　　　我还记得这次春天里飞向南方的轻松气氛，记得西班牙的波音客机明亮的机舱，记得那种亲切的感受仿佛在低声说事情正在改变，机运转了。飞行对于我总是有一种止痛剂和兴奋剂的特性。也许由于氧气稀薄，或者至少是因为在三万六千英尺高度飞行的事实，给我一种令人陶醉的远离烦恼、远离现实忧虑的错觉。　　　　
　　　　放松地坐在我的位子上，头靠着舷窗，我又想起近来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想起了最终以吉斯卡尔·德斯坦戏剧性退出为结局的滑稽的选举，他从扶手椅站起来，离开了现场，让法国人留下，面对茫然若失的恐惧。总是这些同样的时刻，相近的图像，有着同样平庸的目标，它总是使我对选举丧失兴趣。在我的座位上，在地与天的半途中，我想到这个不加掩饰地离开了活生生世界的人，想到人们已用另一个替代了他，而这一个，历来贪婪，他已选择手里拿着赌博的纸牌，以访问死者来开始自己的时代。我不喜欢这些人，而且更加不喜欢他们在公众场合有关他们无谓的动机或是微不足道的感情的表演。　　　　
　　　　从那个公寓套房的阳台上，我几乎能够隐约见到摩洛哥的海岸，还有我父亲梦想的尽头。那个晚上，我真愿意自己能作为他的眼睛，给他展示他从未能看到的这一切。随着公司的倒闭，这座建筑也失去了它的富丽堂皇。开阔的大理石前厅里，守门人和车夫们活动的嘈杂结束了。标志世界各大都市时间的铝制钟摆停止了。蜿蜒通往台阶的繁茂的内部花园也不再鲜艳。这从前作为会面与散步的高傲空间今天实际上已经荒芜。空气难以置信地温柔，南来的风还带着芳香。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我要到康絮埃洛和塔尔格公证事务所赴约。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看着天空，我想起了父亲的一生，接着，不知不觉地听着大海令人平和的声响沉沉入梦。　　　　
　　　　康絮埃洛很像塔尔格，至少绝不相反。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更让人想到的是饱食了麦思卡林的墨西哥匪徒，而非安达卢西亚的公证人。他们的事务所也和他们一样：　脏，混乱，不像是真的。位于一个丑陋大楼的第三层，彼此连接的两个房间里，塞满了一般在搞法律的人家里极为少见的古怪物品：　一个轻便摩托车车架，一个旧的厨房用冰箱，一个弃置的电热炉盘垫在一组播放器下边起平衡作用，一辆崭新的赛车，一个塑料垃圾桶装满着橘子，还有到处是排成行的空啤酒罐和空汽水罐。在扭曲变形的架子上，一些案卷像是憔悴的破布单。　　　　
　　　　康絮埃洛用眼角窥伺塔尔格，而后者斜着眼睛看我。除了烧糊了的玉米烘饼味儿，在这个房间里还有无处不在的怀疑的气味。空气里闪烁着诈骗的芳香。　　　　
　　　　“布利科先生，您愿意委曲一下坐一会儿……”　　　　
　　　　“买主还没有到么？”　　　　
　　　　“事实上，先生，买主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