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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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给他一点气体。”
在所有其他的病人面前，胡佛对玛丽以您相称，而且叫她小姐。而当我在场，大概是为了体现其雄性的主宰者特权，他偏爱使用这个亲近的词语。亲爱的于是给我输送了足量的一剂亚硝酸氧化物。然后，亲爱的又在我的脸颊上安放了一个牵离器，在腮帮子的破口处敷上棉条，吸去我的唾液，擦掉一些血丝。当胡佛把我的牙龈折磨得失去了知觉时，我却在想这位亲爱的几天前对我的生殖器所做的事，现在它是完全变形的家伙，被宣判闲置而且包扎在襁褓里活像是丑陋的春卷。胡佛把所有递到他手里的东西全都塞到我的嘴里。而且他塞进器具时也不怎么小心，就像是某个早晨出发去钓鱼的人们装车一样。同时，他还在说话，叽叽喳喳一刻也不停：
“……显然这些选举将不同于其他的。您还记得巴尔比吗？他哭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还有迪卡特尔，他这样开始他的演讲： ‘自我介绍一下，路易·迪卡特尔，同名导管的发明者’……亲爱的，那儿，抽一下……这次不是，因为有迪蒙，一个生态学家，和这个女人，我忘了她叫什么，我们将会……亲爱的，给我准备再来一次注射，再给他来一点气体……”
以他的魔鬼式鸡尾酒，他的成癖的镇痛剂使用，胡佛把我当作一个狂暴的疯子来治疗。事实上，他把我置于他的支配之下，控制了我，在他的神秘的治疗过程中使我蒙受非同寻常的痛苦和创伤，然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他的注射、他的胶囊和他的气体瓶的帮助下来平复这一切。在两个星期里，胡佛成功地摧毁了我的生殖器，成功地把我变成了一个驯服的病人，麻醉剂依赖者，不能在勒努万、克里文、鲁瓦耶或者拉吉耶尔的纲领之间看出一点儿区别，而且特别是不能给亲爱的带来幸福，甚至不能去接近她。
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1974年5月27—1981年5月21）
我从未投过票。这是一个原则，我希望今后也不会有一天破这个例。一直以来，我抵抗所有的诱惑，抵制所有使人产生犯罪感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抵抗压力、要挟，以及铺天盖地的论据充足的辩论或是似是而非的诡辩，我只紧紧抓住自己惟一的卑微信条，认为自从1968年以来，每个人都明白，卷入选举从其中捞取利益的极少有值得称道的组织。因此，我谦卑地力求做到一点儿也不参与这类事情。这在某些睿智者看来可能显得有些无能，不过，这种简洁的清澈和谐总是对我很合适。在这里对此展开说明其动机将会不合时宜。简单地说，除了这个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之外，我在这个第五共和国治下所度过的一生中，从未发现哪一个寻求选票的候选人我能够高兴地把自己的车钥匙或是家门钥匙委托给他，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家伙我将会愿意和他度过一周的假期，或者单单是分享一次垂钓的聚会。然而，在1974年5月19日的晚上，当我看到吉斯卡尔·德斯坦被宣布以1。62％的优势当选，也就是比他的对手——不可否认的“社会叛徒”，不过是在一切更可取的意义上——才刚刚多得了424599张选票时，我在一小时时间里，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伴随着难以接受的反应。
如果说我几乎没有谈到我的社会学学习的进展，那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理疗过程。在四年的学习中，我没有写过一行文字，没有交过一点儿作业，也没有经历过最基本的考试。教学更多依存于全体大会，而不是教师的课程。而且，如果某些教师有想要教授的意图，即使是悄悄地，他们也许就会让自己到了某个在田间或是工厂的再教育营里，以便去学习《论青年一代的处世之道》作者为境遇主义代表人物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出版于1967年。的基本原则。每一年结束的时候，管理机构无条件地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学分。我们没有任何监督，没有任何考试。向我们要一个得到学士所需要的分数是无效的，然后硕士也是一样，也不必填起码的文件；这一切都自动地给我们提供了。甚至我们听课也不是非去不可的。只要在阶段之初领取会员证，然后尽管顺其自然，时不时地过去看看，有时论证一下辩证法能够打碎砖头就足够了。课程缩减为境遇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派分子、自由派、法国共产党马列成员之间无尽的意识形态的和战略的冲突，而且其中也已有一些独立的激进分子，武装斗争的拥护者。被指定在此当班的教育者，沉默、谨慎、专心，做着笔记，在与观念的永恒运动的接触中完成其教育，他有时——必须很好地认识这一点——有一种过高估计其革命和革新潜能的倾向。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4）
我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选举改变了这个完美世界的管理程序，但是，在几个星期里，那种气氛就完全变了。管理部门——它已得到了命令？它害怕检查？——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有学衔的教授振作起了精神，助教们也大着胆子要掌握其微不足道的权力。因此，到了1974年考试的时候，老师们要求我们为了每一个学分都得提交作业。这还不是考核我们学识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提供那么一份可以作为对等物的文章，一种空洞无物的东西，以换取管理部门将要给我们颁发的毕业证书。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次政变，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于是有许多大型集会抗议这种向官僚主义的倒退。那些最极端的人提议一种“物理的”解决方式——清除几个教授，洗劫管理部门。其他人，有着改良主义的头脑，则鼓吹立即罢课和全部大学总动员。
那时这些还不过是一种学生们欢乐的混乱，但是，由于一个自杀性的助教的错误而转变为骚乱和暴动。一个叫布赖特曼的，从来没有人能知道为什么，他决定独自一个人，面对面地向我们挑战。他教的或许是最被人们蔑视的东西： 统计学；而且他在我们的眼里代表极右派斗士的形象，因为他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学年末，他不仅要求我们给他提交签名的作业，而且还让我们参加一场真正的考试，在那种场合下我们有关校正数据以及其他的统计学把戏的知识都要被真正地考核。
布赖特曼既不是一个邪恶的空想理论家，也不是精明的策略家。他多半属于那种不谙世故的教师，容易激怒，精神刻板，准备为了细小的冲突挺身而出。此外，他的政治选择和他对党的忠诚也鼓励了他的强硬态度。在他的每一次课上，他都被激烈地要求解释自己的选择和态度。布赖特曼于是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言不发地离开教室。这种情形持续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决定采取一种恐吓行动，以为这一行动足以引导这匹野马恢复理性。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到了他的私人住所。打开门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即严肃起来，而且是以一种自我保护的语调从金属防护门后边向我们发话：
“你们想要干什么？”
“谈谈。”
“谈什么？”
“喂，可以进去么？”
“不。”
耶稣·奥尔特加，三人中最没耐心的一个，飞起一脚踢在门上，门开了，骤然撞在墙上，震落了一幅画。
“他妈的，你别让我们厌烦！跟你说了，我们是来讨论问题的！”
“没什么可讨论的。在这儿你们不是在大学里，你们是在我家！所以，出去！”
布赖特曼几乎还没结束他的句子，以绝对吻合的步调，他已挨了来自奥尔特加重重的一记耳光，发出无情的声响。一眨眼之后，我们全都到了他的客厅里，坐在长沙发上，聚在一起，好像军队里的老朋友。
“好了，布赖特曼，这回你该听听我们的了： 你的牛仔故事该到头了，结束了，明白吗？我们甚至并不想知道这些日子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明天，你要向所有人宣布，你已改变主意，你将依照惯例给我们你的学分。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真的打烂你的脑袋，还要烧掉你的汽车。”
布赖特曼好像凝结在了他的座位上，在重新聚集他勇气的最后分子，就像是人们准备要面对巨浪的打击那样。没有看我们，脑袋嵌进了肩膀，他说：
“明天我要重复直到今天我一直在说的： 你们将都要经过考试。绝没有例外。”
耶稣·奥尔特加在矮桌上猛击一掌，它的玻璃在拉拉链似的声音中碎成了两半。“该死的共产党分子！”在我这方面，我很是不知所措，而且尽管在场的力量不成比例，我还是困惑地感觉到布赖特曼正在赢得这一局。“该死的共产党分子”，奥尔特加重复着，一边在这个客厅里来回踱步，客厅的四壁好像在收拢，在朝着我们的圈子合围关闭。布赖特曼只比我们稍微年长一点，可是，当我们看起来像是不需承担责任的黄萤时，他则是现实原则的化身。一个实实在在的陆居者，一直看到了这块土地之物质性的最深处。
“你还有到明天的最后期限，布赖特曼。然后就打烂你。”
奥尔特加给了沙发愤怒的一脚，然后走出了这个房间。可以听到走廊里玻璃打碎的声音，接着什么也没有了。我说了这样一些话：
“您最好仔细想一想所有这一切。”
布赖特曼朝我抬起铁青的脸，那里闪闪发光的是充满怒火的眼睛。
“滚出去。给我通通从这里滚出去。”
从第二天起，而且在两周内，校园里燃烧着如同1968年的最美好时光的激情。示威，罢课，与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成员的肉体对抗，场所混乱，汽车推翻，布赖特曼中心的裂变具有了核原子裂变的规模，以至于大学不得不关闭了十天，以便在建筑物里恢复一点儿秩序，在头脑里重新找回一些理智。
在重新开学的时候，我们再次发现布赖特曼还是忠实于他自己，共产党员，顽固的人，僵硬得就像是篱笆上的一个木桩，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要虔诚地检验我们统计学情感的理论依据。一个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议最终达成： 布赖特曼按照他的理解考核我们，但是不论我们的水平如何，学校负责依据旧体制的惯例给我们提供这个学分。就这样我得到了我应得的，而且离开了这座疯人院，在那里我当了差不多五年的寄宿生。我二十四岁了，口袋里装着一个古怪的文凭，还有一种对这个炭黑色世界的扭曲的看法。美国人将要离开越南，皮诺切特坐定了圣地亚哥，毕加索死了，而我年轻的生命，混乱、无秩序，却像是他的绘画中最立体派的画。
自从哥哥死后，我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期，在那些时刻我常感到无依无靠，忍受着被遗弃、孤独的痛苦折磨。在这个1974年的秋天，我经历了与此类似的巨大空虚，一天晚上，陪着玛丽回她家的时候，她以一种紧张而失真的声音，向我宣布她由于埃德加·胡佛而怀孕了。她的保护措施的一次失败，一次遗忘，一瞬间的疏忽或不小心，已经足够让毛茸茸的牙科口腔学家的数百万精子之一与玛丽的卵子上演落籽结胎的游戏了。无论如何，她都不想让牙医知道她的这种状况。她说，他首先是她的雇主，而她，不希望他作丈夫，父亲，甚至也不是在这种焦虑时刻的顾问或道义上的支持者。于是她就打电话叫我了。只是为了让我陪伴她，为了不要独自走进那个医生的暗绿色的诊所，那医生要求她带着必须的纸巾，而且尤其是要以现金结账。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一个女人总是失去部分的自己（1）
迪瑟里埃医生属于这种开业者，人们可以猜出，如果他冒着险做人工流产，这绝对不是为了帮助慌乱中的女人。就像其他地方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样，迪瑟里埃索取令人望而生畏的高价来换取他的技艺。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好像不断地被自己的矮小身材激怒，总是踮着脚尖走路。宽阔的眉毛把肥胖的颜面切成两半，中间是靠得很近的豆子眼，蓝得惊人，在空气中扫来扫去，而从来不会和你的目光相遇。迪瑟里埃穿着一件短袖衬衫，露出肌肉发达的前臂，举重运动员一样的肢体充塞着雄性激素，而且习惯于使用产钳干活。然而这位医生的专长不是妇科学，不是产科学，也不是外科学。比这些都平淡无奇，他是在法医学和医疗检测领域从业行医。主要被一些银行或者是保险公司雇用，去检查某个申请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