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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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而且直到最后也还是——拙劣的手指僵硬的乐手，完全没有起码的天赋，但具有猛兽的胆量。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亏欠什么。对于我们，音乐是一种高层次的颠覆活动，是以其他手段继续进行的革命。因此，在排练的过程中，更经常存在的是政治的问题而非音乐的问题，而且，我们是在辩驳和折磨那著名的“体系”中，而不是在遵从什么节拍和旋律中感受更多的快乐。这些并没有阻挡我们在那些平庸的俱乐部和善良的，或者至少是足够不顾危险——非常真实的——敢于把我们引入他们家中的个人家里，进行各方面的表演。
就是这样，有人推荐我们去为一个婚礼的晚会助兴，或说我们被期望表演几个小片段，与录制的唱片音乐交替轮换。尽管蔑视婚姻制度，我们还是约定要很好地克制自己，闭口不谈我们不可调和的观点，可是这却没有把马蒂亚斯算在内，这个吓人的萨克斯管演奏员，使某个福斯托·巴贝迪（Fausto Papetti）感染水肿病的灵感和最“自由”的先锋派不可控制的狂热结盟，是自发的功夫派毛主义者，极端的持不同政见者，视一切温柔的冲动为“神经官能症的投降”。在他的世界里，男人只能在某些气候宜人的季节里接近女人，在田间劳作的时刻，为了在收获期间帮助她们。不同的性别绝不是为了繁殖而存在，而仅仅是为了合作于建设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显然对于军事艺术的实践和塞尔玛（Selmer）牌萨克斯管的使用是宽厚的。以他瘦削的身材迸射出的洪亮声音，他奇特的中分且有刘海的发型，他经常性的空手道（Katas）强迫症，马蒂亚斯有时给人一种聚集了从不同大陆收集来的不协调因素的印象。
在这个晚上，当一个来客手拿话筒介绍了我们，并且宣布了Round up的第一个节目时，他无法想像他刚刚释放出的这个怀有敌意的力量能有多么严重。甚至还没等我们拨响第一个音符，马蒂亚斯走近话筒，举起拳头吼道：“婚姻是两性关系中最具欺骗性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它享有纯洁道德心的赞美！尼采。” 接着出现的是苍白的寂静，我们企图以舒缓地弹奏一支“米拉西”的布鲁斯乐曲来驱散它。人群不很记仇。我们得到了不应得的鼓掌。在唱片更合情合理的音乐接过了接力棒期间，客人们甚至来与我们攀谈，和我们喝一杯。这是一些可爱的人，聚在一起为了共同度过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祝福一对刚刚投入生活的夫妇好运。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与这个场合适应的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以何为业？我们在一起演出有多久了？这个Round up的名字从何而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这个名字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除草剂的商标，它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安捷尔索勒”之前——悄悄地赖在我的发狂的大脑里。
在我们开始第二个小节的时刻，马蒂亚斯，我们从未见过他如此细瘦而如此具有进攻性，又一次抢占了话筒：“婚姻是卖淫合法的形式，是对合乎道德的拉皮条经过公证的协议……”这一次，马蒂亚斯没来得及把他的引语进行到底。那位新娘的父亲，五十多岁，反应敏捷，上半身挤塞在一件过于合身的西装里，登上舞台，从他那儿夺走了话筒。自觉是言论自由受到伤害的牺牲品，马蒂亚斯使自己陷入可笑的战争，给他认定的进攻者一记“回旋踢”（mawashigeri），或者甚至还加上一个“大外割”（osotogari）的惩罚。可以说我们的主人是朝着舞台深处飞出，直到最后崩溃在打击乐器组成的墙下。接着发生的是一场群众运动，人人有份。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阵营，站在一个想像的，被认为是在善与恶，反对派和公众力量，幸福的人和那些准备创造绝妙传奇的人之间划出了边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在混战中，我们得到的拳脚远远超出我们能够给予别人的，直到如同异己之物一样被排除，被砸来的椅子赶出一个到此前为止本来祥和的晚会。
“是不是鬼抓住你了，让你搞这套该死的把戏？”我们中受害最轻的一个说。
鼻子和上嘴唇肿胀，牙齿全都是血，马蒂亚斯回答说：
“其皮亚的。”
“什么？”
“他说这是必要的。”
“是这样，好吧，我同意。那么你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才能去把我们的器材取回来吗？”
过了好几天，而且由好心的中间人插手调停，才得以见到我们的财产，而在此期间，它们遭受了严酷的报复： 吉他弦断成几截，扩音机和键盘输送线被切断，大鼓和长鼓的皮都被撕开。
1968年过去了三年，我们头脑中还充满了那场运动桀骜不驯的力量，而没有看到那个蒙特布迪夫的本地人已经重新让这个国家恢复了习惯，让民众重新开始工作。
在这些年里，在一个乔治·蓬皮杜，一个夏邦代尔马或皮埃尔·麦斯梅尔的法国与一个马蒂亚斯——抨击之王、小红书和功夫之王——的打短工的世界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而且我们，我们全体，与这位出身于银行的总统，一个波尔多市长或一个法国海外省的前总督能分享什么？当我们1974年末或1975年初在传奇的“蓝调之音”进行一个短暂而丢人的晚会时，那种荒唐，也许以某种方式，标志了Round up 的末日。
必须想像一下那时在我们眼里，“蓝调之音”代表什么。是一种认可，是我们全部学徒岁月的完成。我们终于要到只由黑人出入的顶级黑人夜总会去表演黑人音乐了。我们终于要达到目标了。这个雇用合同我们得归功于埃克托尔，我们的三个吉他手之一，也是糟糕的独唱者和真正狂热的疯子。即时性神经痛病人，疑病患者的光辉典型，埃克托尔每天都被一种不同的剧烈疼痛所袭击，对此他总是给我们详细描述其症状，而且还告诉我们他再活三五年的微茫可能。奇怪的是，这些病痛从不并发，因为根据一个不改变规律的魔法，每天早上，新的一个赶走了其前任。当我们请他注意这种现象的不合常情，他总是很气愤，而且又一次阐发一通模糊政治学的论断，根据这一学说，自由的病人必须走出“不知情”状态，以便把他的身体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质疑那种官僚体制的不合理特权。他说，自然的躯体，必须效法社会的躯体： 处于永久的反抗。至少有一次在音乐会上，而且在每一次的排练中，埃克托尔抱着两肋、胸脯或者肚子，满脸苦相地放下他的吉他，脚步踉跄地走开，到后台去消磨他的疼痛。有时，他甚至都不去浪费力气走开，而是就在原地，在我们眼前瘫软跪倒，如此提供不断重复的戏剧性场面，以他接二连三的临终挣扎让人疲倦。仿效那些身上弹洞无数，还数百米地拖着他们骨架的拙劣演员，他没完没了地死去。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惟一的生存理由（5）
很久以后我曾问自己，埃克托尔是否利用这种疼痛来诱骗蓝调的老板，把他们控制在一场很难应对的动人的讹诈之中。我想像他向经理倾诉他对科提斯·梅菲尔德和马尔克姆的无限崇拜，接着悄悄对他说自己在Round up表演，但是，不幸的是，这一切不会持续很久；是的，他病得非常严重；不，他真不愿意说这一切；他只有一个遗憾：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能够在蓝调演出哪怕至少一次。什么？这可能？可以考虑？真的？我知道埃克托尔足够疯癫也足够古怪去投身于这类事情，并在其中放上一个不治之症患者的全部信念，再说，他认为自己绝对是那样的人。我们在傍晚到达俱乐部，以便安顿我们的乐器，并努力把它们调整得尽量平衡。打击乐器演奏者，地狱永远的双胞兄弟，狂风发作般地喷出几口烟雾。印度大麻的强烈刺鼻的气味，体现了这种植物的新鲜叶片所独具的全部丰富性。我们带着一种恶意的愉悦在公众场合吸大麻。这总是能增加一种细微的不光彩的颤栗。我在家里的暖房中也种了几棵印度大麻，这种植物种子只不过随着季节生长，而且给园子增加一些美丽。我的母亲，我的园艺教练，当我不在的时候，好心地定时给我的苗浇水。我的父亲，他曾熟悉自己的亲生父亲当年的故事，那时那个人经常造访丹吉尔城几家昏暗的鸦片烟馆，他把我的烟草栽培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孩子的游戏，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尝试了一两次我的四氢大麻酚（THC）的功效。
打击乐手在敲。每一击都在当时还空荡荡的这个场所回响。埃克托尔每十分钟离开我们一次，他说，是为了去呕吐，这一次是因为我搞不清的什么肝炎。他回来时头发都湿了，毫不回避地吞吃某种解除痉挛的药丸。马蒂亚斯换了他的塞尔玛萨克管的簧，吉他手给他们的新琴弦调好了音，而我则整理那些瀑布般垂直连接共鸣箱的琴弦。为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晚会，我设法借到了一架带轮的有列斯利外壳的“哈蒙德”风琴。与这个乐器成直角，是一架芬达钢琴，我在上边放了我的老牌穆格合成器。今天我还能非常清楚地回忆起这些装备的准确细节，我能闭着眼睛从气味辨别它们。根据它们的不同制造方式，那些琴键有不同的气味。某些主要是氯丁橡胶的味，其他的，在发热时，则散发出焊锡味，还有的可闻到一种总是使人想到甘草香味的清漆和压缩木板的混合味。不过，在这一个晚上，我的鼻传感器，被两个打击乐手释放的大麻烟雾扰乱、麻醉，早就失灵，无法再进行如此微妙的辨析。
看起来又一次遭受肝炎困扰，埃克托尔在快到晚上七点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这一次使之成为受害者的是什么“鼻出血发作”，一种轻微的日常的鼻子出血，但他给我们展示得如同一种不可控制的、非有专家紧急介入的大出血。
包扎完成，病人痊愈，电源插好，琴弦调准，乐手微醉，晚上十点我们到了舞台上，准备表演我们的第一支曲子，杰米·亨得里克斯的《沙做的城堡》。
从第一个小节开始，我就感觉有什么在发生，一个直到那时难以想像、无法预见的大事件： 我们演奏得不错。可以说我们遵从节奏，没有过分扭曲和弦，也没有使旋律变得刺耳。地点的魔力发生作用，我们得到了某种神恩的点化，即是说，随着一支支曲子的进行，我们起初的均匀性有一种渐渐风化的趋向。我们是第一组在“蓝调之音”表演的白人，第一组被黑人世界认识的白人。还能梦想更美好的融合吗？在演奏一支我已经忘了名字的威尔逊·皮克特的曲子期间，舞台突然陷入一片漆黑。然而，在我们周围，在夜总会里，还是有灯，酒吧闪烁着无数的灯火，该机构自身的音响设备已接替了我们的扬声器。观众，在“蓝调之音”总是数量很多的，已开始在舞池里跳舞，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好像我们并不在那儿，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表演。焦躁、惊慌，急于想重新开始演出，于是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想要确证电源插座是否正常。过了一会儿，俱乐部的老板助理走到我们跟前。
“你们可以都下来了。”
“下来什么……在出故障之前，我们才演了五个曲子。”
“没有什么故障。”
“怎么回事？没有故障？”
“没有，是老板决定给你们切断电源的，因为你们实在糟糕。”
“他给我们切断了电源？”
“是这样。所以，现在必须赶快搬走这一切。抱歉。”
接着，就是幽灵，是驯服的无声的躯壳，一个一个地断开插口，搬运这些器械到在街上等待我们的大卡车上。胳膊上承载着东西，我们不得不努力在倨傲地看着我们的会员们中间钻行。就在离开前，我好像看见埃克托尔正在酒吧服务台旁边，遭受一个穿制服的、神情完全像是这地方业主的高大黑人的严厉教训。在货车上与我们会合时，他脸色苍白，手捂在肚子上。由于习惯，我们也没有对他想像的痛苦给予比平时更多的关注。他使劲儿想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但是他的话噎在了喉咙深处。接着他弯下腰，而且吐了。
这个事件肯定是发生在快到1974年年底的时候，考虑到已遍览了共同生活的荣誉与束缚，那会儿我正准备离开叹息街的套房。在这个地址，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合租伙伴和我已经安葬了两位共和国总统： 1970年11月9日，夏尔·戴高乐，动脉瘤破裂的受害者；1974年4月2日，乔治·蓬皮杜，被卡勒氏症（多发性骨髓瘤）击中。总是忧心忡忡地培养他的神经症的埃克托尔，用黑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