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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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聚集捐款,然后投入竞选者的竞选活动中去。如果细阅竞选者的捐助者名单,你可能会发现支持者不满投票年龄的子女名下也会出现1000美元的捐款。
5、竞选者。美国人从小受到父母、老师的教育:每个人都能成为总统———是的,情况确实如此。克林顿从美国最贫困的一个州的霍普镇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是因为美国的总统确是自选自造的。立志成为总统的男士、女士们从小胸怀大志,年青时候起就把目光投向了白宫,就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言“出人头地的渴望”,人们于是知道,任何时候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当总统。
你知道我们在谈论谁:那些国会议员,在市议政厅里精明的女士,用软件创造了上亿美元财富的奇迹创造者以及学生会主席。不管这是多么的不现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克林顿说,自1963年肯尼迪和他握手时起,他就立志从政了。他的中学校长早已限制学生能加入的俱乐部的数目,因为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已经成为每一个俱乐部的执行主席。
6、选民。有时看来美国国民被挤出了政治,或者说因为沮丧、厌恶,美国人避开了政治,但对热衷于竞选的人来说,这并不重要。对于顾问和他们的雇佣枪手来说,他们只是更轻松、更简单地对付越来越少的更易预见的民意投票率和民意调查数字。从一开始,总统选举的胜负对于公众来说差别不大。大约80%的选民在竞选开始时已决定了自己的投票。大多数竞选者都知道如何安全地忽略自己的选民,以便集中精力拉拢那些民意测验中犹豫不决的选民,集中精力于选民们非常关心的焦点话题,如对人工流产和枪支管制的控制,以迎合那些选民的心意。来自阿肯色州霍普镇的年轻的比尔·克林顿靠什么跻身白宫?依靠的是他对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的把握,他在一开始竞选时,既没有金钱,又没有显赫的权势影响,但他自身的出人头地的渴望使他从中学一步步走向乔治敦大学、耶鲁学院和牛津大学,并最终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第五章 问鼎白宫一、初选告捷(2)
美国政治不可争议的事实是,激情确实非常重要。曾有一些故事深深打动过选民,其中之一就是母亲反对酒后开车运动,这一组织是由一位母亲于1980年发起的,她的儿子丧生于一起酒后开车的交通事故中。如今这一组织的成员远远超过了400万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政府通过了严禁酒后开车的法律,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期间,就曾经在州里通过了关于严禁酒后开车的法律,成为他为人称道的政绩之一。这一立法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另一件最有趣的轶闻是科罗拉多州的加里·哈特。他1972年帮助乔治·麦戈文竞选时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当麦戈文在民主党占上风时,他被其他大人物冷落一旁。两年以后,他作为参议员又重返华盛顿,一步步更接近白宫。曾经有人问他:“从零开始,要当选为参议员或州长,需要多少人为之工作?”他的回答是:“10个人,如果他们卖力的话。”
这就是美国特色的总统竞选,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或许觉得有点像一场政治游戏,但这正是美国民主制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如果亲眼目睹,大概就像看一场演出,甚至有点看“西洋镜”的奇异感受。两大党派花花绿绿,大喊大叫,像是热热闹闹的节日聚会。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是严肃的板着脸的,比看马戏有过之而无不及。闲话少说,还是回到克林顿1992年的总统竞选上面来。
1991年8月底,克林顿夫妇决定在9月份一起出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著名专栏作家格弗雷·斯帕林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早餐会。会上,华盛顿有影响的记者将向与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克林顿夫妇之所以决定一起出席这种早餐会,原因之一是外界纷纷传言他们夫妇关系不和,克林顿对妻子不忠。他们想借此机会澄清事实。克林顿夫妇在早餐会上明确表示,他们的婚姻的确出现过动摇,但动摇期已经过去,目前的婚姻关系“坚如磐石”。克林顿向人们发出含蓄的信号:即使我有过不忠于妻子的行为,与别的女人有染,那又怎么样呢?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只要希拉里感到满意并坚决站在我的身边,就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克林顿经过周密考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91年10月3日正式宣布参加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他在小石城旧议会大厦前发表了竞选演说,他在演说中说:“今天,你们大家用各种方式把我引向这里,引向我所热爱的生活与工作,使我承担起伟大的事业:维护美国之梦,恢复被遗忘的中产阶级的希望,并为我们的孩子开拓美好的未来。”
克林顿指出,当我们庆祝在国外赢得冷战胜利时,在国内,美国之梦却在消失。美国人工作得更辛苦了,日子却更难过;孩子们面临的未来将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糟糕。因此,克林顿说,在这种困难时期,他才站出来承担起挽救国家、重建美国的历史重任。
演说完毕,克林顿微笑着转身拥抱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会场上响起了《不要放弃明天》的歌曲。克林顿把这首歌作为1992年总统竞选的主题歌。
他的竞选主题是:中产阶级承受经济重负的时间太长了,他要改变这种状况。事实证明,他打的阶级牌非常有效,当然他之所以取得竞选的胜利,还是因为他抓住了当时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即经济复苏的问题。
有人分析他之所以取得竞选胜利与他的运气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比如,首先,民主党内一些有声望的人,如纽约州州长科莫、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和众议员迪克·格普哈特都决定不参加本届总统的竞选,使克林顿轻而易举获得该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其次,佩罗第三者“插足”,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取对布什不满的选民身上,在3人竞选格局中形成二打一的局面。第三,布什本人在竞选中的失误也给克林顿送了分。对克林顿来说,也许他的最大运气是本来会葬送他获胜希望的经济回升一直没有出现。
克林顿是个和普通民众打交道最多的总统候选人,在和民众的交流中,他了解到,经济萧条冲击千家万户,社会经济每况愈下,人心思变。因此他以振兴经济、发展贸易、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提供全民医疗保险、改革教育和实行种族和谐等政策为其总统竞选的诉求主题,希望以此打动人心,引起他们的共鸣,从而得到广大选民的拥护与支持。
那么我们通过整个竞选过程来看他究竟如何由一个初中时就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和肯尼迪的一次握手而产生了要从政打算,又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年轻政治家成为美国最高权力的代表———总统的。
在民主党中,克林顿是第6位宣布参加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的竞选人。他的竞选对手有前联邦参议员、马萨诸塞州的保罗·宗格斯;衣阿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弗吉尼亚州州长道格拉斯·怀尔德;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鲍勃·科里;加利福尼亚州爱尔文市市长拉里·艾格兰。10月21日,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也加入了竞选之列。
10月23日,克林顿直奔首都华盛顿,回到他的母校乔治敦大学,发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的第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向美国人宣传介绍他的竞选主张。他发表了题为《新契约:责任和重建美国社会》的演说,具体阐述了他所主张的重建美国社会的“新契约”,他重点强调了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
11月20日和12月12日,克林顿又两度返回母校,向乔治敦大学的老校友连续发表题为《经济变革的新契约》和《美国安全的新契约》的演说。前一篇演说重点强调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后一篇则重点论述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外交问题,以及重建后冷战时代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观察家说,这3篇演说实际上就是克林顿的竞选纲领,是他未来当选总统后重建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蓝图。
11月初,克林顿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预选阶段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电视辩论。电视辩论在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已经成了十分普遍的竞选方式,自始至终一直是竞选的中心事件,但是,美国总统竞选史第一次电视辩论是在1960年。那一年,美国副总统、共和党的尼克松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的电视辩论,拉开了历史上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一场电视辩论的帷幕。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1960年首次举行至少有3个原因。首先,两位候选人都认为自己在电视辩论中将会占优势。其次,全国性的电视台为了证明他们关心公民事务而积极促成。第三,电视辩论被视为改革总统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尼克松和肯尼迪一共进行了4场电视辩论,这也是迄今为止在美国总统候选人当中进行的场数最多的电视辩论。人们印象最深的则是第一场辩论。
肯尼迪的辩才与外貌吸引了选民。在这场辩论中,刚患过感冒的尼克松脸色苍白,并且拒绝化妆,观众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的短须。年轻自信的肯尼迪则穿了一套深色西服,并且还化了妆。另外,肯尼迪的助手还告诉他采取什么坐姿,以及在尼克松发言时他的眼睛应该注视何处。因此,肯尼迪在辩论中显得精力充沛、咄咄逼人,尼克松则比较僵硬,缺乏肯尼迪那样的魅力。
记者对肯尼迪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副总统尼克松说你在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这就牵扯到一个领导能力的问题。肯尼迪立即回答说:“我和副总统是一起在1946年进入国会的。我们俩都曾在劳工委员会工作过。到现在我已经在国会干了14年,和尼克松的时间一样长。因此,我俩在政府中的从政经历是可以相比的。”肯尼迪在辩论中表现出色,打动了选民的心。辩论开始前,一般都认为尼克松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而辩论结束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改变。辩论后,肯尼迪一路领先。他在大选后说,不是别的,而是电视扭转了大选的势头。
但是,电视辩论的方式暂时中断了一段时间,自从1960年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举行以后,一直到1976年美国都没有再次举行这种辩论。
1976年的总统候选人辩论是自1960年首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以来进行的第一次辩论,也是一位在任总统首次参加下届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另外,它也是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第一次开始电视辩论。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时隔16年之久才恢复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呢?研究总统辩论的学者最常指出的有2个原因。第一,在总统竞选中领先的一方不愿意和对手同台辩论,认为这样做只会自己吃亏。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本人很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不擅长现场辩论,因此拒绝对手提出的辩论要求。尼克松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听从在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劝告,硬要同名气和声望远远不如他的肯尼迪辩论,因而惨遭失败。他牢记那次教训,因此在1968年和1972年的大选中都以其他理由为名不愿意同他的民主党对手辩论。电视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第二个原因是,电视辩论仍然受到1934年通讯法案中有关给予所有候选人对等广播时间条款的约束。1975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对等广播时间条款上制造了一个漏洞。它裁定辩论属于新闻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只要辩论是由电视网之外的组织赞助,那就可以按照新闻来予以报道,而不必受对等广播时间条款的限制。这就为恢复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铺平了道路。自1976年以后,总统候选人辩论即使不算制度化,也是选民期待的美国大选活动中的一部分。1976年的总统候选人辩论给人以最大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在辩论中说外行话。在谈到有关苏联在东欧的影响问题时,在任总统福特断言:“苏联并没有控制东欧国家。在福特政府下,将来也决不会允许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在主持人为了给福特澄清前言的机会而进行了提示性的追问后,福特仍然没有抓住机会,而是继续错上加错。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认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把各自的国家看成处于苏联的控制下。福特犯的常识性错误使他的辩论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感到正中下怀。卡特趁势表示,他倒是想看看福特怎样能让在美国的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