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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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2）
1968年10月初，克林顿带着他心爱的萨克斯管来到纽约市西区第46街的码头，准备乘船横渡大西洋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码头上他遇到其他一些获得奖学金也准备漂洋过海赴英求学的年轻学者们，他们来自全美各地，其中有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和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等。刚一离开哈德逊码头，克林顿很快与同船的旅伴们交上了朋友，他表现得十分活跃———在甲板上和娱乐室里用吹奏萨克斯管或讲阿肯色的故事来招待同行的大学生们。当暴风雨袭击海轮时，大家因晕船躺在狭窄的舱房里时，他也像亲人似的嘘寒问暖，并给晕船的同学送上鸡蛋汤和点心。
呕吐不止的人里就有他后来的顾问和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事隔多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一个身材高大动作笨拙的南方人”推开他的舱门，手端鸡蛋汤和点心说，“我知道你很不好受，来点有滋味的。也许对你有帮助。”
32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中的惟一一位非洲美国人，汤姆·威廉姆逊，也是后来出现在克林顿任用名单中的一个，初见之下，对这个好交际的南方人保持了距离。但当克林顿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他认为奥瓦尔·福布斯市长1957年在中心中学拒绝解除种族隔离的做法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丑事，他们因为对待此事的看法相同而联系在一起，他很快就打消了戒备。威廉姆逊还为克林顿对“底特律流行歌曲的熟悉程度，对他通过演奏萨克斯管吸引年轻女性的方式感到十分好奇并由衷佩服”。同船者中也有人对克林顿那么容易就能讨女人喜欢留下深刻印象，比尔“能连续不断地吹奏萨克斯管”，威廉姆逊说，“一会儿用诚实可信的魅力，一会儿又用他那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反正是要获得年轻女士们的注意。”
前方等待他们的牛津大学城位于伦敦西北方的英格兰小城牛津，从伦敦到大学城路程大约60公里。古雅、宁谧和淳朴是牛津留给访问者的最初印象。牛津是英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建于1168年，13世纪起就见载于史册。它共有30多个学院，各具特色。牛津大学的课程，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或相应荣誉学位。它拥有100多所独立的图书馆和4个博物馆。其中最大的图书馆更是聘请了400多名员工进行管理，为校内师生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牛津大学也以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声明远扬。阅读、实验、导师辅导等多种方法结合，尊重学习规律，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出一代代堪称天之骄子的牛津精英。该校在心理学、生物学和法律、工程学、社会科学、经济、哲学、历史、音乐、化学、生物化学、文学、法语、德语、丹麦语、数学、物理、地球科学上均是行内之翘楚。在政界更有13位英国历代首相来自牛津，包括撒切尔夫人。教学采用的是英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导师制度。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同，没有必修课或讲座，没有课堂测验和期中考试，只有一位在整个研修期间负责到底的导师加以指导，提示一些该读的书目和应写的文章。这种教学最终要进入大学考试系统，成绩既不是简单的及格也不是荣誉头衔，不再做进一步的测试，直接授予一个在多个学科被承认的硕士学位。
美国的这批罗兹学者和其他一些人很快发现，在牛津那尊贵的外表后面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相当松散的真实内核。“牛津强调的是能言善辩和海阔天空的议论”，一位罗兹学者说。“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是不受鼓励的。”1个小时的导师指导课一周只有两次，不为升级的论文只读给导师听，期末没有考试，一切要看个别辅导时双方投入的热忱和议论的质量。
“大部分美国学生，他们在读本科时多是特别勤奋的人，来到这个无需刻苦的地方后都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期”，西格尔回忆说。但牛津的这种浓厚的自由的学术气氛非常适合克林顿的胃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任何课程，而不受什么限制。读书之余，他经常主动与同学海阔天空地探讨各种思想和理想问题。他的视野和知识面在迅速扩大。他已经充分地摆脱了在乔治敦大学担任学生干部所承担的各种杂事，他完全投身到牛津大学所提供的奇妙的知识海洋中了。一进牛津大学，他就制定了一个一学期阅读100册图书的计划，他的确阅读了大量课程以内和课程以外的书籍，旁听各式各样的讲座，他要充分利用牛津这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的许多有利条件博览群书。
“他的论辩能力胜过写作能力”，他头一年的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在1992年对伦敦一家报纸说，“他的文章技巧也许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但他是个废寝忘食的阅读者。”
提起在牛津的留学岁月，克林顿更有满腹的话需要倾吐，因为他把这段经历引以为荣。他说：“在英国的日子真是令人流连忘返，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旅行，走了许多地方。我努力学习，认真观察，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共读了大约300本书，我喜欢利用每天的分分秒秒，几乎超负荷地用功学习。”
但他还像在乔治敦大学时一样，喜欢广交朋友，甚至学院里的一个门卫也和比尔成了好朋友。他们坐在警卫室里，两脚搭在火炉边聊天，就像在阿肯色州的乡村小店里一般自在。他俩都身材魁梧，浑身上下充满了阳刚之气，而且非常有趣，热爱热闹。这个门卫是一个退役的英国陆军军士长，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尔·克林顿高高的个头加上一张爱笑的娃娃脸，不能不引起别人的喜欢。
克林顿可不是只知道学习的“好学生”，他的课余生活也十分丰富。朋友们都还记得1968年至1969年间他对英式橄榄球的狂热以及他在常光顾的特夫塔维思小酒馆里说个不停的情景，他也用那些阿肯色的故事和关于越战或其他问题的长篇大论给大学学院的英语聚餐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牛津大学，聚餐会是留学生们广泛交流思想的主要方式。克林顿几乎是聚餐会上的核心人物。讨论的问题五花八门，引得不少英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参加进来，大家七嘴八舌，十分热闹，当然比尔从来也不会忘记向他们讲述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阿肯色的大西瓜。
因为享受罗兹奖学金，克林顿无需打工来支付各种费用。在牛津的这段经历是他求学生涯中的惟一一次，因而他有许多空闲时间。无巧不成书，1970年4月，克林顿得知他在乔治敦的盲人朋友哈罗德·斯奈德也得到了到英国留学的机会，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现代史博士学位。于是克林顿再次对他提供帮助，领着斯奈德熟悉牛津城的大街小巷。
斯奈德说：“与在乔治敦相比，当我和比尔一起熟悉牛津的环境时，我使用手杖比先前更加稳当并更有信心，而比尔这次做我的老师比第一次做得还要出色。”
哈罗德·斯奈德后来一直为残疾人的利益而努力奋斗。1989年，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请他担任第一残疾人服务主任。后来他又担任过残疾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英国的头一年，学术成就平平，但他从没忘记结交各种人，这是一件他一直认真对待的事———那份独一无二的名单和长方形的卡片是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的，就像每天都不马虎的日记一样，从高中到现在一直如此。如果说牛津不能在阿肯色投票或捐资的话，这里却有可为未来实现更大野心提供帮助的有用的关系。
他的朋友威廉斯认为比尔是68届学生中最受人欢迎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克林顿和来自美国各地不同背景的学生保持着长久的友谊。威廉斯说：“比尔令人钦佩的品质使他在牛津受到欢迎和喜爱。……他非常乐于向朋友和同事们请教，他不像许多聪明人那样注重于显示他们的努力，而是不断地寻找机会，借助别人增长知识提高洞察力。”
聚餐会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美国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比尔·克林顿的反战情绪十分激烈。每个在牛津留学的美国学生都被英国人视为非官方的美国大使，克林顿和他的同学们经常被问及他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尤其是关于越南战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克林顿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功夫。当听说美国著名对外政策专家乔治·凯南访问牛津大学时，他特别安排了一次研讨会，请凯南为美国留学生介绍美国的对外政策。
乔治·凯南称得上美国冷战政策的始作俑者。1946年，他是当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他给美国国务院拟了一份8000字的备忘录，提出一种名为“遏制”的新政策。建议美国以自己的实力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份备忘录成了美国制定对苏政策的基础，后来又实行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在自己盟友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愈加感到恐慌和仇视，使美国本能地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看成是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使其不惜代价地在朝鲜和越南穷兵黩武。1965年，约翰逊下令对北越开始连续轰炸，到他下台时，美军在越南的总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
越南人民的苦难和战争的恐怖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却并未得到实质性收益，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这场战争的道义基础产生怀疑。到1967年，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但是示威活动仍然挡不住约翰逊总统的征兵政策，克林顿虽然通过其伯父已经得到了赴牛津求学的机会，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这个机会。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3）
尽管去年11月当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已允诺结束越战，而且1969年5月第一支美国部队就要开始撤离，但战斗仍在进行，死亡的军人已逾万人，征兵工作还得继续。华盛顿向地方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比尔·克林顿在2月里通过了体检，威廉·阿姆斯特朗主席以及他领导的征兵局在1969年春突然做出决定，不能再保存他的档案，即使有罗兹学者的身份和雷蒙德·克林顿的影响。这就是说，他的兵役问题又摆了出来，这次的期限是1969年4月。
1969年4月，克林顿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内的征兵通知。幸好有雷蒙德和其他人的加紧活动，日期被再次推延到l969年7月28日。“这样他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学期”，有人这样说。另有一种说法是，在他收到通知时，已经过了应征的截止日期。他立即回信，表示通知已经收到，并及时与阿肯色州征兵局取得了联系，说明他正等待征召入伍的决定。但是征兵局的答复是他可以在牛津读完该学期后再去应征。
牛津的朋友建议他设法在美国某个大学弄个预备役名额，可这条路上已排满了等候的人，而且很可能要放弃牛津的学业。到1969年5月中旬，离新的宽限期还有2个月，克林顿已掩饰不住感到的压力，“我的情绪从没有这么低过”，他说。这个夏天，克林顿回家乡度假，离开牛津时，他一边谋划着为逃避越战做最后的一搏，一边也怀疑此一去能否再来。
回到温泉城不久，克林顿向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申请加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他知道，这样，他可以一边在法学院读书，一边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就能够缓征一段时间，并有可能拖到越战结束。而他在1992年被人端出“逃兵役”问题时，他的解释是，此举是既可以使他能够光荣地为国效劳，又能免于直接参与使他在道义上深感不安的越南战争的惟一选择。
但即便采取了这种方式，也很难保证越战会在他毕业前结束，很难保证作为“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成员就能不被征召入伍。
夏天一天天过去，他也越来越焦虑，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把握。他在牛津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一起合住在一起的陶尔波特对于他的这种心情非常理解，后来他做了《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他回忆说：“1969年秋，应服兵役的人谁也不知道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应征入伍。政府的政策朝三暮四，左右摇摆，变化不定，使一位23岁的反战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