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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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向贫穷开战”的豪言壮语。这些重大事件构成比尔·克林顿在未来10年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背景。
初秋，克林顿和母亲弗吉尼亚开车来到乔治敦大学注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熟悉校园环境。一个耶稣神父带他们到学校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的办公室，他问比尔：“你会讲几种外语？”比尔回答：“一种也不会，先生。”神父惊讶极了：“以上帝的名义，一个连一门外语都不懂的南方浸礼会会员在耶稣教的学校里能干些什么？”带着满腔兴奋而来的母子俩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他们走回汽车时，彼此都沉默无言，弗吉尼亚充满了甜美和蜜意的心境给破坏掉了。难道自己优秀的儿子要在这所学校里受尽煎熬吗？但她的情绪波动并没有持续太久，比尔·克林顿很快走到母亲身边，搂住她的肩膀，安慰说：“不要担心，妈妈，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能够在乔治敦干些什么。”
比尔·克林顿从来都是一个选择好什么目标便立刻投入行动的人。刚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即开始着手竞选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他的室友汤姆·坎贝尔说他的这一决定早在离开温泉城时就做出了。比尔和坎贝尔的关系不错，坎贝尔是个内心耿直从不虚伪的男生，他在政治方面的问题总是虚心地向比尔请教。同时还善意地指出克林顿的野心和弱点，鉴于他的坦诚不公，比尔在功课上没少帮了他。
与比尔一起到乔治敦大学读书的新生约翰·卡莱尔对当年比尔的一些事情记忆犹新。他注意到那个高个的乐天派南方人把同学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信任他的小团体”的方式，他总是先伸出手来自我介绍，然后立刻就问：“要不要在请愿书上签个字，你不觉得这一层的休息室里该配一台电视机吗？”许多人与卡莱尔一样有同样的感觉，觉得他“很有干劲，而且看上去也真诚”。而坎贝尔和另外几个人则对这位不知害羞为何物的新生怀有一种敬佩之情，他“那么喜欢搞政治活动，和每个人讲话，听每个人的意见，想方设法让别人向他的立场靠拢”。他似乎对每个人都深有研究，就是那些偶然相识的人，多年以后也能叫出名字，谁都不记得的往事他还能细细道来。“比尔是个想做什么事情便要尽力完成的男生”，坎贝尔说，“一段时间里他会成为体育馆的常客，打篮球时他会连续几个小时练习单手投篮、勾手投篮或运球。”但令坎贝尔最为佩服的还是克林顿对待时间的态度和方式。对于刚刚升上大学的大学生来说，摆脱了家长的束缚，当然会好好地享受自己的自由，所以他们大多不注意时间的分配，更不爱学习。但比尔和他们不同，他从小就从外祖母那里接受了珍惜时间的教育，而且随着他的政治抱负的增进，实现这些志向的时间相应地也需要增加。
大学一年级刚过几个星期后，讲“文明发展史”的卡罗尔·奎格利教授就鼓励他增加学习时间。在一次讲述世界大人物的讲座中，奎格利提到许多伟大人物的睡眠时间都明显少于普通人，他还说最伟大的领袖睡觉都不超过5小时，第二天打个盹就能把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讲座刚一结束，克林顿就回到宿舍把自己的闹钟调好了时间。从此以后，他就每天晚上只睡5个小时，他也获得了“闹钟”的绰号。不少一开始看不起他的男生们开始对这个来自穷地方的男生转变看法，因为他们看到比尔的身上有一股他们所缺少的精神和毅力。
克林顿挑选一位有经验的学生活动分子鲍勃·比林斯利给他写了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演说词，就在宿舍的楼顶上开始排练。他把施政纲领认真打印了数百份发出去，他的竞选宣言比较温和，但也作出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承诺，诸如要求增强学生组织的权利，改进学校社交活动，组织学生学术团体，广泛开展文体活动等。他还走访年级的每个同学，到他们宿舍进行游说拉票。他甚至到语文及外文学院的女生中寻求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紧张激烈的竞选角逐，到万圣节前夕，克林顿成功地当选为乔治敦大学的新生年级学生会主席。手下的办公人员就仿佛是由长岛人组成的密集方阵，他们看到中间夹着这么一个阿肯色州人还真有些不习惯。《乔治敦信使》对于克林顿的当选是这样向大家布告的：“比尔·克林顿———外貌和声音都颇似一个温和的农家之子，是刚刚登上显赫的新生年级学生会主席的佼佼者。”
他在阿肯色州的朋友菲尔·加密森听到克林顿当选为乔治敦新生年级的学生会主席的消息时则备感惊讶。“那所学校里惟一的一位阿肯色人竟然在几个月内赢得那样一次竞选？”加密森百思不得其解。
克林顿把关于他竞选获胜的新闻抄录下来，寄给在温泉镇的母亲和在霍普的外祖母。但家里的一切问题都被他严严实实地包藏了起来。“从外表一点看不出他惦记家里”，同室中对斯卡利街那令人不安的状况一无所知的同学事后说。“他完全做到了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从一入学他就经常和来自新泽西的身段苗条的金发美女丹尼斯·海兰德出双入对，同学们都认为他们会是将来“铁定的一对儿”。但大家都不讨厌他和谁都能打成一片的本事———靠不停地讲阿肯色的故事。到他的宿舍去总能碰上他那个核心圈子的人在聚会，比尔“款待他们的永远是那些讲不完的故事”。
不过比尔在生活中还不敢放松，因为他一直在担心自己能否负担上学的费用。弗吉尼亚几乎没有钱供他上学，仅有的那点钱不够支付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其他必要的费用。比尔还需要一份挣钱的工作。他通过阿肯色州高级法院院长杰克·霍尔特的引见，认识了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行政助理李·威廉姆斯，霍尔特院长推荐比尔在政府中谋求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份有报酬的工作。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一、乔治敦大学学生（2）
威廉姆斯打电话给克林顿，问他愿不愿意协助处理选民的来信。威廉姆斯还说他有两份非全日制工作可以选择：一份年薪5000美元，另一份年薪3500美元。克林顿听后，犹如大旱望到云霓，不由喜出望外，当下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同时做这两份工作吗？”
“你正是我所需要的年轻人，星期一来报到吧。”威廉姆斯说道。就这样，比尔成了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行政助理和研究助理员。
比尔在外交事务学院学习期间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卡罗尔·奎格利教授，当然，外交学院的主任约瑟夫·塞比斯神父讲授的世界宗教课则对比尔的宗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塞比斯神父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宗教信仰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比尔说，“我们学习了各民族文化及其宗教信仰。显然，无论差异多大，人类都渴望在世俗世界之外找到某种寄托。我确实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教授“西方文明史”的奎格利教授是个博学多识、妙趣横生的大师，但也有相当怪异的行为，同学中流传着他的很多传奇故事。大多数同学不敢接近奎格利，克林顿却常常于下课时走到讲台前，和那位教授搭起讪来。
奎格利无所不知地解释了金钱、技术、阶级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在历史上并非一目了然———比如欧洲贵族兴起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矿开采的技术难题怎样促发了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他的最后一讲总要落在他所谓的“西方文明成功的关键”以及欧美双方的“优先选择权”这个话题上，他说：“能够让你们今天走进这个教室的是对未来的信仰。相信未来一定会好于现在，人们将会并应该现在做出牺牲，以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教授想要告诫他们的是，公民们有为后世建设的“道义责任”。
奎格利的“未来优先选择权”也回响在比尔·克林顿后来的讲话中———“那些基本的原理一直是我政治生涯的指南”，他这样说。1992年克林顿在得到总统提名时还讲到过这位教授，并且克林顿以后的重要的政治演说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源自这位教授西方文明史的天才狂人的演说的。但奎格利却是一个对美国政治不抱幻想的人，作为空间计划、五角大楼和史密森学会的顾问，他写了一本长达1300页的巨著《悲剧与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是他20年教学研究的集结，呈现出一个系统的历史观，并且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美国的两大党派，他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吹捧，对民主党的大众消费政策更是赞赏有加，但同时也指出了它们都服务于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本质。政党是“被利用的组织”，他写道，“自1900年开始，大财团就是各党派的主导力量。”“说两党代表相反的理想和政策……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正相反，两党几乎一模一样，以致美国人可以闭着眼睛投票而不必在意政策上会有多么巨大和深刻的不同。那些有活力的，于国家有益的政策未必导致重大分歧，只是在细节、程序、时间先后或方法步骤上有商榷的余地。”
正如研究生哈罗德·斯奈德所说，克林顿很喜欢听奎格利“才华横溢、魅力无穷、令人振奋”的课。“奎格利博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关心时事政治，热心校园活动，主动帮助他人，与其他大多数学生只顾埋头读书，对政治表现冷漠和疏远形成鲜明对比。有些同学最初对他一进校就忙于四处游说，为拉选票与人握手公开讨好别人看不惯。他的同学吉姆·摩尔在第一学期几乎厌恶他，认为他太圆滑，表现得很虚假。然而，在第一学期结束之际，摩尔对克林顿的印象完全改观。因为在该学期结束时，在有230个学生参加的西方文明史课上，只有比尔和摩尔两个人得了A。摩尔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这个热心校园活动、助人为乐的同学在学习上也与自己旗鼓相当。从此，他对克林顿刮目相看，由衷佩服。
根据学校教务处的记载，克林顿的大一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已初具入选全美优等生联谊会的资格。在寄给温泉城的朋友帕蒂·克里纳的信中，他说学业实在很吃紧，尽管他的程度已与那些已通过大部分课程考试的学生相当。本着替校方分忧的精神，他自愿把部分时间投入学生组织的戒酒诊所里，还真诚地帮助双目失明的哈罗德·斯奈德在校园里认路并记住周围建筑的位置。据哈罗德·斯奈德回忆说：“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对我如此热情，伸出友谊之手，实在难能可贵。当然，这个人不同寻常，他正是比尔·克林顿。由于比尔的帮助，我在那段时间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尽管远离家乡，克林顿从未忘记自己的根。他利用乔治敦大学的图书资料，更多地了解阿肯色州所面临的问题。他还经常邀请那些阿肯色州的朋友们到乔治敦大学来，同时他也带他在乔治敦大学的朋友们去他的家乡参观。大一的夏天，汤姆·坎贝尔和比尔·克林顿一起回家，造访了雷蒙德伯父位于温泉城附近汉密尔顿湖畔的别墅，他们在那里玩得十分开心，给坎贝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穿越阿肯色全境的长途旅行”，那么多朋友，“在那个州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认识克林顿的人”。另一位室友汤姆·卡普兰也记得大二复活节访问温泉城的事，开着时髦的别克敞篷车到小石城机场来接他们的仍然是好客的雷蒙德伯父，当车子在柔和的晚风中驶进温泉疗养区时，路边的孩子几次叫道：“瞧啊，比尔·克林顿回家了！瞧啊，比尔·克林顿回家了！”卡普兰多年后对记者说，“那个星期里不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学校里跟他一起去过阿肯色的都相信这一点，他是天生干大事的材料。
克林顿1965年秋返回乔治敦校园后顺利过渡成为大二学生会主席，在“解决校园停车问题”时他有过几次演讲，颇得好评。那年秋天他还说服耶稣会管理层降低学校食品的价格。他说：“如果伙食部门是为学生服务的，其价格应该低于或至少等于该地区的竞争价格。一些学生无力承担如此高的伙食费用。他们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克林顿就读乔治敦大学期间，正是6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美国社会各种矛盾与种族冲突日益尖锐，一系列历史事件接踵而来。华盛顿哥伦比亚区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代，每一个在乔治敦读书的大学生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美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