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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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环顾了一下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
后来我才知道，这组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写的，“火烧”、“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这组口号曾多次受到张春桥的表扬，他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他们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
会上，市委写作班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6）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当天晚上，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祝贺写作班子起来造反，说“你们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我和春桥领导的，这太可笑了”；并指示说“从十一中全会至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市委书记处对待中央的错误态度，你们还不知道，要等春桥和我回来，才能揭开”。这是在暗示，他们即将返回上海组织人马进行夺权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
随着“文革”火势的蔓延，“工总司”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作为旗帜和口号，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与此同时，上海各工厂、企业基本群众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也纷纷成立组织，在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全市性的“工人赤卫队”。上海著名劳动模范杨富珍等就是“工人赤卫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组织下，“工人赤卫队”迅速发展到80万人，成为“工总司”最强有力的对手。这样上海就逐渐形成了“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军对垒的局面。
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目标是“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夺上海市委的权。
以上海各工厂、企业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工人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口号是“火烧张春桥”，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一时难分高下，但“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项要求，中心意思是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荻秋同志到会，签字同意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这一行动激怒了“工总司”。王洪文当时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加上背后有“太上皇”和中央文革撑腰，岂能容忍上海地盘上另有一支队伍与他抗衡？
“工总司”以八条中有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打、砸、抢行为的条文为由，于12月25日召开大会，胁迫曹荻秋宣布八条作废。荻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被迫违心地宣布八条作废。
“赤卫队”自然又不服气了，不满意了！
那时候我还在西郊养病。荻秋同志可苦了，他就像被人架到一条钢丝上，被两边拉来打去，一点点倾斜都不能有，一步走不好，就要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
12月28日下午，大批“赤卫队”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了晚上，便聚了一万多人，小小的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赤卫队”高呼“打倒曹老头”，要求重新承认八条。
那时候，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但我们明白“赤卫队”喊“打倒曹老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曹老头”，而是要保“曹老头”，保上海市委，防止“工总司”夺上海市委的大权。他们喊“打倒曹老头”是一种斗争策略，以免被对方说成是“保皇派”。
对于这一点，张春桥他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牢牢地把握住“工总司”作为他们反党夺权的政治基础，而对“赤卫队”则必欲置之死地。
张春桥和“工总司”王洪文等人的眼光，都牢牢地盯准了一个“权”字，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是为了夺上海市委的大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一致。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我一直在养病，张春桥却始终没有放过我。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2）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上海“工总司”代表时，对他们又进行了一番“点拨”：“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
“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
张春桥的话讲得明明白白，上海市委的权是早晚要夺的，而且夺权的人，只能是他和王洪文把持的“工总司”。这在张春桥随后给王洪文的长途电话中更暴露得一清二楚。张春桥从北京给王洪文的电话中说：“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阴阳怪气的张春桥从来说话都是说半句留半句，但王洪文却心领神会：一定要把“工人赤卫队”吃掉，否则就后患无穷。
王洪文得令后，像只鼓足了气的蛤蟆，立即蹦跳起来。他先后纠集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把小小的康平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这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内的“赤卫队”员只有不到两万人，眼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迫在眉睫。
在这个关键时刻，荻秋同志赶到市委机关，同“赤卫队”进行了耐心的谈判，做了许多解释教育工作，并同意了“赤卫队”的合理要求。29日下午，“赤卫队”准备撤出康平路。
如果这时“工总司”也顺势撤退的话，这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
但是错了，事实证明善良的人们总是一错再错。
眼看打、砸、抢没了对手，挑动武斗、摧毁“赤卫队”的一切阴谋将破产，坐阵北京幕后指挥的张春桥急忙打电话给他的老婆李文静说：“‘赤卫队’要夺取胜利果实，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你能不能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对于‘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要瓦解他们！”他又说：“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张春桥一口一个“胜利果实”、“桃子熟了”，夺权之情何等急切！
张的老婆李文静立刻把张春桥的电话指示传达给了徐景贤。29日晚，“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和徐景贤、王承龙以及聂元梓的代表孙蓬等人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斗的“前线指挥部”，策划对“赤卫队”实施镇压。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3）
他们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社会和广大群众，决定于12月30日凌晨向“赤卫队”发动总攻。
“赤卫队”是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吗？根本不是。“赤卫队”请愿的队员们在康平路机关内的一天多时间里秩序井然，没有带一木一石，分别在礼堂和办公楼的空房间内休息，等待接见，凡贴有“机要重地”的房间没有一个进入，连吃饭喝水都是本单位自己派人送来，自己解决。这和“工总司”动辄要市委、市人委送吃送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说进入张、柯的家倒是有过，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自己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着或坐着，以后也没有再来。”柯庆施老婆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了一张名为《造谣派破产》的辟谣传单，上面写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张维维的真话戳穿了王洪文等一伙人的谣言，因而被他们斥为“铁杆保皇分子”，“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
谣言既出，“工总司”便理直气壮地大打出手了。十几万造反队员手持棍棒团团包围住不到两万名赤手空拳的赤卫队员，把他们从康平路驱赶出去，许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鲜血淋漓。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据不完全统计，被打伤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的伤员就有一百多人，可以想见，未送医院的轻伤员就更多了。
“赤卫队”被迫撤离康平路后，这场迫害并没有结束。12月31日，“工总司”又发出了《紧急通告》，将“赤卫队”市、区县局两级组织中二百四十多人抓捕拘留审查。
“赤卫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
“康平路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经过这一次事件，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4）
“康平路事件”刚过，张春桥在对山西太原的造反派代表讲话时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以后，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在那段时间里，上海风暴一阵接一阵，事件一个连着一个，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实际上根子都是一条，有一条又黑又粗的根子紧紧地联着两头，一头是前台表演的“工总司”头头王洪文，一头是幕后指挥的张春桥、姚文元。一边是野心家，一边是阴谋家，互相需要，互相依存，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可以说，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一生，在“文革”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代表一级党和国家行政组织的权力机构——上海市委、市人委却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革”的对象是什么，“文革”的骨干是什么，“文革”所依靠的基础又是什么。即使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