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的徊想-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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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的徊想》 题记李欧梵简介
李欧梵，原籍河南太康，1939年生。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哈佛大学。2004年8月自哈佛大学退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作包括《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世纪末呓语》、《狐狸洞话语》等，小说有《范柳原忏悔录》和《东方猎手》两部。
《中西文学的徊想》 题记新版自序
我在美国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但只出过三本文集：《西潮的彼岸》（1975年）、《浪漫之余》（1980年）和这本《中西文学的徊想》（1986年）。此书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海外文丛”之一，总策划是现任《明报月刊》编辑的潘耀明，责任编辑是名作家舒非（蔡嘉苹，她也是拙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的编辑）。事隔三十年，我还是要表达一份感激之情。
我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发现其中部分文章早在前一本书——《浪漫之余》——中已经收过了，又“再版”一次，有点像唱片公司把某位演奏家的旧版再重新包装出售，似乎有欺骗消费者之嫌。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编者认为香港的读者未必看过我在台湾出版过的书和文章，所以愿意重印，这当然是他们的厚爱和善意。但此次再出新版，我不愿自我重复了，所以决定腰斩我的《浪漫之余》，将其中所有关于当代大陆和台湾作家的文章放入本书的前半部分，而保留本书原版的后半部分，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意旨。
我在1985年写的《初版自序》中曾对本书的内容略作解释，此处不赘述。然而我仍然感到一股凄凉：非但“五四”文学已成了过去，而且本书中讨论的几位作家，如钟理和、王祯和、高晓声早已作古。这些人的作品，有的早已成为文学经典，有的却似乎被时代遗忘了。在过去二十年间，海峡两岸的华人社会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迁，所以这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也随着它们所讨论的作家成了明日黄花，甚至连“学术价值”也所余无多。我只能感叹，却无由自辩，只好说其保留了一点主观的见证。我也自觉是上一代人了，所以近年来对于当代海峡两岸的作家和作品不够关注，好在有令我尊敬的学者、“接班人”王德威，为当代作家写了不少权威性的评介，我甘愿做他的读者和所有后起优秀作家
我感到吊诡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年老时“落叶归根”回归中国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而我适得其反，越老越不安分，虽然是用中文写作，但近来感兴趣的题目仍然是西洋文学、音乐和电影方面的，而且变本加厉，想用中文著书立说，讨论这类本属于我专业以外的题目。所以我有时自嘲说：“看来我还要‘欧’化一段时期，才能够听到东方的‘梵’音，再回归‘此’岸。”
读者在本书中不难看到我对于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非但数次欧游，成了布拉格的常客，而且还陆续写了数篇关于东欧的文章。今年初，老友刘绍铭约我编一个自选集（《浪漫与偏见》，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我忍不住又把这些有关东欧的文章一股脑儿全部放了进去。其实还有两三篇曾在台北的报刊登载过，但至今连原稿也找不到了，否则理应放在本书中补遗。
我为什么对东欧和捷克的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至少与两个人有关：普实克和昆德拉。前者是我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后者是我最仰慕的当代欧洲作家（他久居法国以后的作品，我反而失去了兴趣），二人皆是捷克的知识分子，况且普实克的命运，还和中国文化切身相关，他是欧洲汉学界的启蒙人物之一，我曾在长文《布拉格一日》中特别提到他，并故意和卡夫卡——我在大学时代最敬仰的现代主义作家——相提并论。
而昆德拉呢？他的早期小说当然令我想到了中国，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提到他，据说其中一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的一个学报转载后（是徐迟先生安排的），还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讨论。至于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则给了我接触捷克文的唯一机会，在我的心路历程中弥足珍贵。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功力再写一篇关于捷克的作曲家雅那切克的评论文章；还有另一位作家赫拉巴尔（Hrabal），我也曾看过他的几本小说，也应该写点观感。看来我和捷克以及东欧文化的缘分还没有完。
如果找到遗失的三篇文章，我还会加注说：第一篇《费心生教授语录》纯属虚构，但主人公的影子则出自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捷克同事、教我译塞弗尔特诗的什韦科夫斯基教授；第二篇《蓝胡子的城堡》纯系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观赏一出歌剧（配以唱片）时的幻想；而《双城记》中游历东西柏林的经验，一是写实，一是虚构。在初版《中西文学的徊想》中尚附有两张和几位朋友同游西柏林的照片。多年后（2004年5月）我与妻子同游欧洲，我特别带玉莹去看我当年流连忘返的两个城市——布拉格和柏林，而东西柏林之间的那道墙也只剩下一小块供人凭吊了。
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我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幽魂，反而在东方的香港和大陆，似乎真的觉得历史“终结”了，年轻的一代人往前（钱）看，而我处处在学本雅明笔下的天使，背着“进步”的时代之风前行——面向后看。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所显示的，就是这种“直面后看”的产物，也算是个人的一种历史记忆吧。
2005年6月30日于大连旅次
《中西文学的徊想》 题记初版自序
这个“选集”，不能算是一本书，只不过收集了我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又从两本已出版的文集中抽出了几篇旧作，又加上一篇访谈，勉强拼凑而成。
我虽在美国学术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这本集子也不能称为“学术著作”（虽然有些文句难免沾染上一点“学究气”），因为我的研究工作不足，论点也不够严谨。
如果套用“杂文”这个名词把它归类的话，又觉得对我所崇拜的鲁迅先生有点不敬。所以，这个集子在形式上实在是相当不成体统的。
不过，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倒自有其一致性，反映出我近年来所关心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国特别是大陆的当代文学；世界特别是东欧与南美的文学。而这两个主题，在我的心目中往往是互相融会的，并且后者对于前者更具有启发性。
从内容上的这两大前提来看，我倒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二道贩子”（这是一位大陆作家赐给我的一顶“帽子”，我反而引以为荣）：我虽然只对美国学生“贩卖”中国文学，然而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倒是不分中外，甚至于把我所心慕的两种外国文学——南美的和东欧的——强加在中国文学作品上，这是我故弄的“玄虚”。至于我这种贩法是否有价值，或能否行得通，我非常热切地期待读者的意见和批评（但请仍以这些“作品”为主，不必对“作者”作人身攻击
二十多年来身在海外，由于环境的影响，我始终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甚至变成了一个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在经过一番“认同危机”之后，终于感到还是应该面对现实，直“认”不讳；就个人的心态和今后的取向来说，我觉得也不必在这个文化的夹缝里自哀自怜了，而应该更肯定自己的“边缘人”的地位，向中国文学的“内陆”做点积极的批判工作，也许由此可以有所建树，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提供一些文学和思想上的灵感，那么，这本集子也就不浪费篇幅或读者的宝贵时间了。
这本集子定名为“中西文学的徊想”，也许在中文用词和语法上不太恰当，然而我的一个知心朋友却觉得颇有意义：事实上，我的种种想法，都是自己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而辗转“徊溯”的产物。
虽然有“徊想”，但目前并不能成定论，这当然和我目前的心绪有关：我虽已人到中年，但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不惑”之境，思潮仍然起伏不定，看问题的观点当然更不能统一，且随着自己的阅历变异。我自认为是一个“开放型”的人，所以更时时督促自己吸收新知，广征不同的意见，以便修正自己的思想。
我这种“徊想”式的心路历程，注定是曲折迂回的，也不一定有始有终，甚至这篇序言，也不能算是什么“开章明义”之作。我今后还会断断续续地写下去。
依照序言的惯例，我在此先向所有关心、爱护和批评我的朋友致以诚恳的谢意。
1985年7月23日于衣阿华城
《中西文学的徊想》 题记序言
《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是我最早出版的两本杂文集：《西潮的彼岸》于1975年在台湾初版（我手头存有的一本则是1982年第九次印刷的）；《浪漫之余》出版于1980年。现在竟然有机会将二书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在大陆出新版，真是我始料未及。
现在再翻看这两本三十年前写的旧书，真可谓是“明日黄花”了。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名文《腊叶》，如果我的写作生涯是一本书的话，这两本小书也就是我的人生“大书”中夹着的两片腊叶，虽然表面看来早已枯萎，但其中所包含的却是一股年轻时代的清新热情。
也记不清这股热情是如何引发的，可能是源于最早的一段异国恋史，在经历过程中有感而发。当时台湾的一本杂志《大学生活》委托在哈佛的老同学谢文孙向我约稿，我适在英国剑桥找寻关于徐志摩的资料来写作论文的一部分，遂写下这第一篇文章《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用“奥非欧”的笔名发表；自称为“非小说”，乃故意衍用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文类“nonfiction”，将之改头换面，作为一种“自传”的形式。该杂志的编者还特别加上按语，说：“作者饱受西洋洗礼，尤其是欧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在文章中能极勇敢地面对真实，作赤裸裸的自白。”并附以“心路历程”的标题（或者这原是我自己定的题目，而“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则是编者所加，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这篇文章和其他两篇——《萨尔茨堡音乐节》和《奥国的飘零》，连同马森（笔名为飞扬）描写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法国社会素描》中的四篇文章——被拼凑成一本书，就以我的文章名为书名。几年后在台湾才认识马森，两人提起此事不禁哑然失笑，素不相识竟然也合写了一本书。
《中西文学的徊想》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1）
五十多年的时间，使“五四”成了历史，也把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代：“五四”时代和“60年代”。从“60年代”的立足点看“五四”，所能得到的是一个历史的视野（vision）和角度（perspective），但却并不是全然客观的，因为我们都是“五四”时代人的子女，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都离不了“五四”的影响。也许此时全盘整理“五四”的“文化遗产”，为时尚早，但是由于五十多年来时间与空间的变迁，这一代也该对上一代有所感触。
我觉得“五四”对于中国影响最深的不是科学，而是文学。五四运动本身是学生运动，由“五四”而引起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则与文学——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呼的“文学革命”——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在“五四”以后的十年间，白话文风行，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创刊，文学团体纷纷成立，而又集中在两大城市：起先是北京，后来是上海。风气首开于此二城，但迅即风起云涌，传遍各省，于是重要的省城重镇如广州、长沙、武汉、济南、杭州等地，也成了“新文学”的中心。“五四”文学界的故事，可以写出一部《双城记》，但也可以像晚年的鲁迅一样，住定上海，专看这个上海“文坛”——这个众星群集、五花八门的十里洋场——上的“才子加流氓”。
鲁迅当年虽然骂的是创造社，用“才子加流氓”一语也未免刻薄，但他的绍兴师爷的一支尖笔，毕竟勾描出一个文坛上的重要现象——“文人”。本文所论的主要对象也是上海的“文人”。
“文人”由何而来，这个现象何以衍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就“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