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文化圈-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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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睡一头，很快就睡着了。过去我一直想知道媒约婚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只听说悲剧的那一面，可是他说的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就是很朴素，俩小孩儿睡着了。
婚后玉凤说，那回她倒是把我看得清清楚楚，即我跟大哥哥从屋后又回到客堂间时，她在楼上看我走过廊下，穿的茄色纺绸裤，白洋布短衫，心里只觉得是好的。千万年里千万人之中，只有这个少年便是他，只有这个女子便是她，竟是不可以选择的，所以夫妻是姻缘。
第二部分 第21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9）
——胡兰成《今生今世》
许子东：再给一个细节，郭沫若洞房花烛夜，那个张琼华比他大两岁，郭沫若一揭红盖头，惊呼一声“母猴”！（窦文涛、陈丹青大笑）
窦文涛：胡兰成呢？
陈丹青：玉凤很年轻就去世了，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一辈子的眼泪都给了玉凤。那一段写得真是特别好，他出去借钱治病，回来路上说玉凤已经死了；死了以后他不回家，又返回去借钱买棺材，回去的路上在一个路亭休息——江南很多山里面有这种亭子。他说我那会儿我真不懂事，居然丧事临头在那儿眉飞色舞跟人说，我这棺材选得好啊，什么木头，价钱怎么好——一个穷青年落难时候的那种感觉。他在《山河岁月》里写“五四”那一段，你去看看，写得非常好，他写“五四”的质感，“五四”的味道，那种气味。
窦文涛：什么气味？
陈丹青：他说那会被子闻闻都是香的，乡下出来的青年，跟乡下的女人告别，然后到城里念书，后来也就杀头了，干革命了，变成乱党了或者怎么样，这里边都有一种清贞，“志气清坚”——这是他自己的词。我都能感觉到，因为我家里有一半亲戚在浙江，我小时候看到浙江的青年也爱长衫，也爱把围巾这么一弄，只是不是“五四”那个时代了，可是讲话非常有礼貌，刚烈，做事敢担当。“五四”的青年说走就走掉的，说干什么事儿他真去干，说暗杀就暗杀，说造反就造反，说读书就读书。
今天的人没有热血去“信”了
窦文涛：你说那时候的人刚烈，我就记起胡适说他上过一个中国公学，因为这个学校老办不成，有志办学的人就跳水自杀，说我要唤醒国人办学校办教育。这事儿今天的人很难理解，至于吗？再说章太炎，清政府伙同巡捕房的人来抓他们，小年轻邹容跑了，章太炎挺身而出，说“抓我吧，好汉做事好汉当”。进了监狱之后，他还给邹容小友写了一首诗，那意思说别跑，回来受难。结果邹容看到之后，还真就回来了，坐牢！
陈丹青：还有谭嗣同。我后来看《走向共和》，它给了我一个感性认识，就是谭嗣同当时在军机处上班——军机处的房子现在还在，其实就是国家的军事官员，等于现在我军参谋部的一个人。可是他呢，多壮烈！他说改革总要流血，那我做流血的第一个人。
窦文涛：而且这些人出身都还是士绅家族，贵族子弟，谭嗣同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啊。
许子东：关键是那代人他真信那些东西，他强烈的信，不管民主也好，自由也好，他信！因为他信了这个，所以就不信原来那些礼教、伦理、裹小脚、辫子什么的。而且他不仅是道理上信，还相信他做的这个事情会使得他信的东西得以实现。今天的人呢，第一，“信”就已经成问题了；第二，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好，可是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帮助它成功，已经没有热血去信了。
陈丹青：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今天的人他不信？为什么再也没有“五四”人的那种——
许子东：因为他发现他是不可能（改变）的。
很好，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是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顾自己。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大讽刺、大失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寓言，被孩子们彻底看穿了、抛弃了。
——陈丹青《文学与拯救》
陈丹青：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五四”的后果，至少是一部分后果。“五四”的人不会想到九十年以后，同样是青年，同样是文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谴责今天的人没有理想不敢担当，或者怎么畏缩怎么犬儒怎么世俗，因为我们几代人承受了一个“五四”带给我们的后果。
窦文涛：文化激进主义。
陈丹青：我们没有回到“五四”的起点。你说今天再发动一场“五四”？第一，已经没人信了，没那个激情了；第二，还是科学与民主吗？
第二部分 第22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10）
窦文涛：现在不是有些愤青反日什么的，他们算吗？
许子东：表面上看那是很像的，还是针对日本，还是批评我们现在有些软弱，对不对？表面上很像——
陈丹青：不能比啦，跟那会儿那股气不能比。那会儿有担当啊，那会儿是自发的。现在都是怎么去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烧诗经，扔鸡蛋，游行，游完了又怎么样？跟那会儿不可同日而语。
窦文涛：哎哟，我记得有一个烈士，叫什么名儿我忘了。好家伙，那时候他知道清朝的酷刑，要千刀万剐的，他去刺杀那个巡抚都督，完了之后被人把心肝剖出来煮了吃了。
陈丹青：徐锡麟。
窦文涛：对，徐锡麟。他明知道这样，还去刺杀。
图四：徐锡麟（1873…1907），绍兴人，安徽巡警学堂堂长。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当晚被害，终年34岁。
陈丹青：徐锡麟是体制里的，等于当时清军里的中层干部。
窦文涛：中层干部啊？（笑）
陈丹青：对，亲自去做暗杀计划。还有汪精卫年轻的时候，“引颈成一快，何负少年头”。
窦文涛：汪精卫老婆叫什么来着？陈璧君吧。我那天听一故事，说本来俩人就是革命同志，不谈恋爱的，但是汪精卫明天要去行刺，陈璧君仗义，行！今晚上咱们睡一回，送你去壮烈——
许子东：革命女性！（笑）
窦文涛：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现在我感觉啊越活越胆小了，就像你说的“犬儒”；我不知道犬儒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我就很犬儒，就想着收敛起来，偷偷摸摸的，不要暴露你的个性。
许子东：也许现在就叫盛世。那个时候乱世啊，乱世出英雄，盛世大家就做——
窦文涛：狗熊嘛，嘿嘿。
许子东：不是，是做幸福的老百姓嘛。（笑）
第一个被劫持的五四人物
许子东：刚才讲“五四”好多人，都是一个太太在家里，外面再另找个爱人。胡适其实也是，现在他们考证出来，说他爱上了当初结婚的伴娘，一个叫曹诚英的女的，结果江冬秀拿一菜刀威胁他，后来就算了。最近余英时又考证出他跟美国一个女子通信很多，这个美国女子是他老师的夫人，杜威夫人。
窦文涛：啊？
许子东：是胡适喜欢她在前，杜威娶这个女士在后，所以是杜威娶了胡适的某一个情人。
窦文涛：杜威的“实用主义”就看出来了。（笑）
陈丹青：变师母了。
窦文涛：他们说胡适早段跟后段也有点不一样，最初胡适主张要争个人自由，你先不要管国家自不自由，先要有个人自由，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一帮奴才手下——
陈丹青：我跟你说，胡适就是“五四”第一个被劫持的人。
窦文涛：劫持？
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与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功劳也不算。
——陈丹青《民国的文人》
陈丹青：白话文运动就是啊，还有自由主义……我这里讲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胡适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时候，才27岁。当时顾颉刚在他班上，大概20岁还是21岁。傅斯年比顾颉刚大一两岁，教授都很喜欢傅斯年，一个才子。顾就去问傅，说我们哲学系来了一个年轻教授，刚从美国回来的，我们要把他扳倒——他们此前有过例子，有个哥们儿讲史前史什么的讲得不好，居然就真扳倒了。
窦文涛：是吗？还搞学校内部斗争呢？
陈丹青：对，当时的师生关系是这样子，二十几岁的学生会来挑教授，看你怎么着，不行就条子递上去，把你问倒，然后跟学校汇报说这人可以走，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傅斯年去旁听了胡适的一堂课，听完以后跟底下这帮哥们儿说，慢一步，这个人有道理，学问未必那么多，但是他有新方法。后来他就转到胡适门下了，胡适十多年以后还专门在北大一个纪念会上说，傅斯年当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才让我在北大站稳脚跟。
第二部分 第23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11）
图五：傅斯年任北大校长时与蒋介石合影
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许子东：胡适当时在杜威那里考试没过关，哥伦比亚大学的考试没过关，所以胡博士胡博士是假的。后来在中国出了大名以后，才给他名誉博士。当时顾颉刚他们事先策划好了，说他用英文写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不是胡闹嘛，蔡元培还给他聘书！结果傅斯年来了以后，一听胡适的课，按我们广东话说“有料，有料”，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后来这些人还真的拜到他门下了。
窦文涛：我昨天还看了一段顾颉刚跟章太炎的事，反映那个时候留洋回来的一种学术风尚。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嘛，顾颉刚算是他徒子徒孙辈的，从欧洲回来之后，受了西方影响，就跟章太炎讲，什么东西都要重实证，亲眼看见的方可作实。章太炎听着很不耐烦，就问他，你有曾祖父吗？顾颉刚说，老师，我当然有曾祖父了。章太炎说，你见过他吗？（大笑）刚才丹青兄说的一个词值得寻味，说很多人被“劫持”了。我就特别有体会，比如鲁迅，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文言文也写过，白话文也写过，他这个人是多方面的。可是我小时候还没看过鲁迅的书，听到的一句话是：鲁迅的骨头是硬的！甚至我小学中学的时候一度还以为鲁迅是一个类似于黄继光的人物，骨头硬嘛，革命斗士！（陈丹青大笑）
陈丹青：胡适被劫持在哪儿呢？1956年以后，全国展开胡适批判运动，整个文本加起来有四百多万字，可真正罪状估计只有一条：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他们不清楚鲁迅晚年对左联的深刻失望，就像鲁迅不知道日后的延安发生了什么；日后的延安，那些整风过后幸存的青年又哪里想到后来进城做了大官，或大右派，而毛泽东自己也未必想到解放后会坦然语告：鲁迅要是活着，不是沉默就是坐班房……
——陈丹青《文学与拯救》
窦文涛：这是胡适提出来的。
陈丹青：对，这是罪状啊。可你现在想想，这话多对呀！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窦文涛：你说当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自觉是个什么人呢？有革命战士的任务吗？还是觉得自个儿就是个学者？
陈丹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相信是这样子，舍我其谁。
许子东：到他们为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胡适、陈独秀就有不同论法。陈独秀说，假如不是我们当时这样做，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会有人这样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胡适就不同意，说要不是当初我们几个人挑头做这个事，也许会延个二三十年，也许变化会不一样。那时候已经暴露出两个人的历史观是很不一样的。
窦文涛：你看这个名字就能决定命运，“胡适之”，你发现没有，什么人都合适，我的朋友胡适之嘛。这个人对任何一个人，小到一个小学生给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