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文化圈-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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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三十年左右几乎没有纯正的小说，八十年代才出一大批新作家，总算在文学断层这一端长出不少苗，但早期作品那种幼稚、贫薄、先天不足，和民国才子没办法比较，更难和鲁迅项背而望。

　　　　——陈丹青《荒废集》

　　　　许子东：有个德国人顾彬，用德文写了一本《中国20世纪文学史》，其中有一个观点说，周氏兄弟这种文字在新一代作家里面是看不到的。

　　　　陈丹青：他的论点我相信在中国会引起公愤，他就一句话：中国当代作家语言太差！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国家一百年里的新文学，你可以说他写得不好、境界不高、主题不够深……但是你说他语言不好，这什么意思？

　　　　许子东：我们前不久开会还讨论，这么说也不公平。现代这些作家我们都认识啊，很出色的有王蒙、余华、莫言、王安忆这些人，你要求这些人写出来的东西像张爱玲、周作人、鲁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是在插队、“文革”这样的情况下写作的。

　　　　陈丹青：但是为什么会有“文革”？

　　　　许子东：这个以后再谈，但是现在我要替他们辩护。

　　　　窦文涛：我有点恍惚了，你们的意思是今天我们写文章用的这个语言不大好，是吗？

　　　　陈丹青：不是不大好，是跟中国汉语传统中断、割裂，它当中夹杂着大量欧化词，这个没错，日本也是这样。它开始注音或拼音，现在电脑上普及，小学教学全都普及，这也没问题。问题是语言的品质，语言的知识背景，语言和传统的关系从此断掉了。这些年我们老是讲国学，什么先秦诸子的文章要读，实际上我们伤就伤在我们可以翻回去读那些文本，但是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书面表达已经完全不是那一套了。

　　　　许子东：关键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并且亲身实践的这些“五四”作家，他们自己是靠旧学根底起来的，包括最激进的像茅盾这些被批评为欧化文体的作家，都是小时候读了很多旧学的东西；而后面出来的人没时间读以前的东西，也完全不需要了——科举的路断了，文言没必要读了，读这个东西没有好处。三十年代瞿秋白、茅盾讨论这些问题，认为一条出路是大众化，走民间道路。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提的东西，一度也被认为是一种希望。你要正视一个现实，1949年以前我们有四亿人口，其中识字的人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十；换句话说，只有四五千万人识字，而新文学的读者最多几十万上百万，一本书印个两千就算畅销的了。

　　　　窦文涛：跟全国人民相比是一小撮儿啊。

　　　　许子东：所以虽然它（新白话运动）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经过后来不断的描述，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可是它当时只在百分之十的人里面发生影响，十个里边只有一个。看巴金小说就知道，当时读《新青年》是大逆不道的，只有很少数的人读，大部分人读的还是“鸳鸯蝴蝶派”。而这些东西1949年以后因为政治原因被隔断了，被革命的东西取代了。所谓的“新白话”其实一直没有找到文学的支撑。

第二部分　第16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4）

　　　　窦文涛：哦，我明白了，怪不得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文化叫水泥地上长草，断了渊源。

　　　　中文的传统被放逐了

　　　　许子东：我小时候看鲁迅的文章，说青年人应该读什么？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他对中国书有这样的成见，我很开心。可我爸爸把我骂了一顿，说人家读了多少古书才可以说这句话。看当代几个大家比较称赞的作家，包括阿城、贾平凹，用得比较多的还是旧式白话。

　　　　陈丹青：是笔记小说，从《水浒》这个传统过来的。

　　　　许子东：像汪曾祺，再往上张爱玲、张恨水，都是。当代作家没法像周氏兄弟那样写东西，但是也不能怪这些作家，因为这些作家也很愤怒。最近王蒙讲起这个事，引用余华的话说，不就是因为那些人死了嘛，我们不死是没法得到地位的；意思是他们的写作不可能回到过去那样。把这个问题放大来看，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疑惑，到底我们做中文的人现在是掉到了一个沟里，还是到了一个海里？假如我们在平原上走，把现在的白话文看作是中文的一个歧途，一个断裂，那就等于掉到了沟里，总有一天还会重回平原；但是如果我们过去是在陆地上走，现在到了海上，forget，永远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窦文涛：丹青兄怎么解？

　　　　许子东：沟里还是海里？

　　　　陈丹青：我好像觉得是在海里，被放逐了，回不去了。还是回到《白话文运动的危机》这篇论文，它提到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现象，就是废除文言，铁定要用白话文，这是国民政府用政府行为完成的；而解放以后1956年推行简体字也是由政府完成的。两届政府都是用国家力量的来推行这个事，用法律规定什么语言可以用什么语言不可以用，这个非常厉害。

　　　　窦文涛：本来我觉得语言好像是一个挺自然的现象嘛，有它自己蔓延、生成、发展的规律。最近一个人大代表提出来，说我们这个简体字有问题，搞简体字断裂了中华文化。我看到朱大可一篇文章说，繁体字奥妙无穷，里面含有很多中华民族文明的密码，比如国家的“国”字，里面原来是个“或”，圈起来是一个国家，但你现在把里面变成一个“玉”字，未知其可也。有人就提提案，说我们能不能用十年时间再把繁体字恢复回来。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要看下去。因为能够在《南方周末》用整版来讨论繁简体字的问题，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实际上跟这些年的趋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越来越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现在可能是翻过头去想的时候了。上百年以前，“五四运动”也好，清末的改革开放也好，当时是为了强国；可是为了强国搭进去的代价太大了，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边的根子是汉字和汉语。比方繁体字，每一个繁体字后面是一组讯息，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意义链；当你不懂这个繁体字，不会用这个繁体字，你丧失的东西其实比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文本非常贫乏、非常单面、非常表面，文字的回旋余地没有了。

　　　　恢复使用繁体字原因有三：

　　　　1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

　　　　2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

　　　　3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

　　　　——《南方周末》

　　　　许子东：我觉得应该用“双轨制”，因为白话文也好，简体字也好，背后一个驱动力是富国强兵，我们得争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那时候检讨为什么伊藤博文跟严复两人去了欧洲，严复回来弄了本书，而伊藤博文就搞成了“明治维新”？中国人当时把文字看作是我们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海外有教中文的经验，在美国教中文，他们开始都是学繁体字，因为觉得台湾的制度他们比较喜欢，可是没多久都转向简体字，为什么？简体字作为使用来说毕竟比较容易。所以我觉得简体字现在要废的话，也不太合理。

第二部分　第17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5）

　　　　儒生人格面对大历史

　　　　窦文涛：我再把话题拉回到“五四”。今天好多文化人谈“五四”，好像功也是“五四”，过也是“五四”，全社会都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是“五四”开始的，朱学勤甚至说“文革”都跟“五四”有关系。

　　　　陈丹青：很多人这么认为，有道理的。

　　　　窦文涛：为什么？

　　　　陈丹青：一个是权力崇拜，一个是民粹主义，还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破旧立新不破不立，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五四”起来的，它的逻辑最后会发生“文革”。

　　　　许子东：在各种各样批评“五四”的声音里，最极端的就是这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还不是朱学勤，是余英时。他认为“文革”摧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民间伦理秩序，而这种摧毁要上溯到“五四”。另外一个批评者是林毓生，也是海外有名的汉学家。他的批评特别有意思，他说“五四”表面上是激烈地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其实“五四”的代表人物，鲁迅也好，胡适也好，陈独秀也好，都是希望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用思想文化解决社会问题，恰恰是儒家的传统。所以他们表面上激进反传统，其实恰恰是中国传统的延续。

　　　　什么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的，它与旧俄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权威与制度发生深切“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阶级激进精神，以及与西方社会以“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风格是有很大出入的。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窦文涛：说到这个激进啊，我就感觉当时是不是人们都有这爆脾气，急！我记得严复跟康有为有段对话，严复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民智之下劣、民心之愚昧、民品之卑劣得从教育入手改变，慢慢来。但康有为答了一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要是等着河水都清了，得等到什么时候？人一辈子有多少岁？意思是来不及了，现在帝国主义都等着瓜分我国，得赶快。是不是当时的人们有一种心理上的焦灼感，觉着我们怎么就快完蛋了呢？得赶快改变点什么。

　　　　陈丹青：所以谈“五四”要非常同情地去谈。一方面我非常不信任我被告知的“五四”，但同时我又非常想回到那个语境里去。你想当时忽然说东北已经是别人的了，忽然说山东也要算别人的，然后广州那边又怎么样，大家都会着急。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在和平环境中生长的，根本没有“丧权辱国”的体会。可是那会儿的人，这个概念非常强，民族自尊心非常强。而且民粹主义当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潮流，从德国到斯拉夫地区，然后到日本、印度一路传过来，二战以前是所有我们现在叫“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共同焦虑。中国在这个焦虑里面恐怕是最极端的，是反对自己传统最极端的一个国家。但是照林毓生那个说法，他们还是儒生人格在面对这些大历史。

　　　　许子东：鲁迅发现最重要的是改造国民性，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思想、教育、意识形态变成了改变国家的动力，这其实不是康德的传统，不是卢梭的传统，不是任何西方传统。

　　　　陈丹青：更不是英国的传统。

　　　　许子东：不是他们的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恰恰是我们儒家一贯的传统。而当时出现的代表人物口号又是反儒家的，这就非常有意思。叔本华讲过一句话，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但背后总有不变的东西，你要是看不到这个不变的东西，那你对它任何一个变化的形式也都认识不清楚。要说回到“五四”现场，我们有个同行前些年做了努力——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找足了资料，从北大的西斋饭厅出发，按照当时五月一号发生什么事，二号发生什么事，三号发生什么事，怎么走出校园，怎么去游行，实地一路体验，北京电视台还跟着拍。这一路上学生就问了很多问题，说当时陈独秀被抓是怎么个态度？现在的老师，说实话，上个（电视）节目都哆哆嗦嗦的，对不对？还有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正好开“两会”，警察就把他们拦下来，说这帮人干什么呢？然后出示党委证明啊，说我们是——

第二部分　第18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6）

　　　　陈丹青：怀旧之旅，哈哈哈。

　　　　许子东：总算放行。他们也体会到当初军警是怎么个气氛，然后又到了东交民巷，到了赵家楼，谁点火的——

　　　　陈丹青：谁翻墙的。（笑）

　　　　许子东：当时的总指挥是傅斯年，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我们认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可他当时是学生总指挥。最叫大家惊讶的是，这一路考察回来以后，他们听新闻，说我们今天有什么钓鱼岛问题，还在跟日本争这些地方……这个东西没有变过啊！

　　　　青年崇拜与百年幼稚病

　　　　窦文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