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霸亚洲-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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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杂晒拭骋椎木锰澹ǔＪ荊DP与PPP很相近，而独立于自由贸易外的经济体，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大。政府若采取解除管制政策，可以使该国经济透过自由贸易与国际社会相整合，到最后使PPP与GDP的差距大为缩小。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可用于预测不同国家的消费者的相对富裕程度。如果两国的GDP相当，但其中一国的国民平均PPP较高，就代表其消费者购买力更强。假使一国的平均PPP比GDP小很多，则情况正好相反。
中国到一九七九年才加入全球自由贸易，它的例子最足以说明GDP和PPP的差别代表什么意义。中国开放之初仍有许多保护主义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壁垒，以致人民币难以正确反映合乎国际标准的币值。近年来由于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顺差太大，人民币币值始终倍受国际金融社会的关注，各国纷纷要求被人为压低的中国币值必须向上修正。但是中国有不少内部金融问题，包括恶名昭彰的呆帐以及社会保险计划经费不足，需要不断靠外贸顺差、外人投资和政府公债来供给资金。倘若没有这些新资金的挹注，整个中国经济也许会比傲人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更为脆弱。因此短期内中国极可能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同时设法解决像走迷宫般的金融及财政难题。目前中国在WTO入会协议所规定的严格时程下，正进行保险和金融服务业与全球金融市场整合的工作。
中国的PPP相对于GDP是处于强势，这影响到许多完全由当地提供原料和制造的商品的市价。中国本地制造的产品，一般来说售价都比进口的类似产品要低很多。所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都很讶异的发现，它们所设定的目标售价完全超过当地产品的价格范围。凡是不需外来原料，制造过程主要也不必用到进口设备的中国产品，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形，像纸张、啤酒、书籍、基础教育、医疗、卡车、巴士、甚至卫星。因此有意参与中国某一产业的跨国企业必须特别注意市场价格。
日本的PPP与GDP相对关系也是一个特例。日本是已开发经济体但PPP却比GDP小很多，这显示在大众分享集体经济成果方面，日本落后于标竿国的美国。多年来日本政府管理外商企业如何分销产品的法令繁复，日本的分销系统又太过复杂，所以尽管国民平均GDP非常高，一般日本民众的购买力却有限。对想要打开日本国内市场的外国公司，这听起来可能不是好消息。不过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内经济改革慢如牛步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对外国产品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戴尔计算机（Dell Computer）就属于少数在日本销售计算机成功的IT公司，透过直销，它目前在日本PC市场的占有率已达一○％。另一个有可能获得大突破的公司当属经营大卖场并买下日本西羽百货的沃尔玛百货（Wal…Mart）。另外很多日本人也远赴国外去充分享受其雄厚购买力的好处。
新兴工业体除台湾以外，多因住房和私家车的价格比起美国高出太多，而有PPP低于GDP的问题。以香港为例，二○○一年其居民的平均GDP在全世界排名第五，可是平均PPP却排到二十二名。香港人的收入有一大部分是用在支付住家的房屋贷款上，虽然目前香港房价比起一九九七年初的最高点已经贬值一半，却依然贵得吓人。城市国家新加坡有类似的房价问题，不过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主要是政府的国民住宅计划十分成功。过去新兴工业体的平均PPP多半低于GDP，原因是比起标竿国美国，其不动产的价格都很高。但是过去三年美国联准会（U。S。 Federal Reserves）为刺激经济所实施的低利率政策，促使美国不动产价值上升不少，连带拉近了与新兴工业体之间的PPP差距。台湾受惠于房地产跌价、公共医疗费用低、公立学校学费低、和进口关税低，目前的平均PPP几乎是平均GDP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南韩、香港和新加坡不需要像日本那样大幅向下修正平均PPP，因为所有新兴工业体都比日本更早实行开放经济政策。
以HDI为标准
以往亚洲人大多数忙着追求温饱，很少考虑到人文发展。如今他们比较富裕，生活质量和人文发展就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亚洲市场趋势会由满足食衣住行育乐等基本需要，逐渐转向提升生活内容质量，例如肯花更多钱去听音乐会，看职业运动比赛，读研究所，全家出国旅行，捐助慈善事业，支持环保等等。当平均GDP跨越六千美元的门坎，或平均PPP超过一万美元时，通常就会出现此种购买型态。若能厘清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与购买偏好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可预测以上提到的产业未来的商机所在。
另一个判断HDI市场商机开端的关键是市场研究中的文化因素。对于民众热爱追求知识的国家，若能结合HDI偏好及终身学习的风气，将可创造出独特的市场需求。Club Med。是一家法国公司很久以前为在亚洲推广特殊套装旅游而成立的。其早年的业务乏善可陈，后来Club Med。展开对各国民众全面的消费者行为调查研究，最后终于找到向不同文化背景的顾客推广其服务的有效办法。譬如当Club Med。知道日本游客希望对旅游地的历史文化有更多接触，就聘请出身那个国家的专业人员来服务日本客人，并且在他们的旅游行程中特别安排文化活动。Club Med。的经验对其他想要掌握HDI商机的企业应该很有帮助。星巴克（Starbucks）在亚洲各地的非凡成就，也彰显出一般人想光顾优质休憩场所、喝与众不同饮料的共同愿望。同理，以HDI为准的市场分析还可扩大到，把某些特殊娱乐活动纳入一般家庭度假行程当中。美国拉斯韦加斯迅速扩张事业版图，从纯赌城转型为多元化家庭旅游目的地，便是以HDI为营销准绳的又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澳门和新加坡正在模仿拉斯韦加斯商业模式，为亚洲游客建立多元化度假地点。最近几年泰国也在促销高附加价值的套装行程，内容可能有SPA、高尔夫球、游艇揽胜及美食大餐，以吸引全世界高收入的观光客。一旦连亚洲中产阶级都能参加这些豪华旅游及文化观光，那将为许多经营HDI市场的产业带来无比庞大的商机。
第三部分 亚洲市场商机第16节 定义市场机会
从有机成长角度
有一种简单的市场研究模式，就是根据现有市场规模、过去成长型态、及未来五至十年的预测成长率，来评断某一产业日后的市场规模。此一模式适用于较为成熟的产业，像是稻米、小麦、纸类、家禽、蔬菜油、纺织品、钢铁、煤、汽油、和基础石化产品。由于这些商品的消耗量与人口多寡，更确切的说应是与市场内某种收入水平的人数，有强烈相关性，因此可以从搜集人口数、未来人口趋势、国民平均GDP等数据，来估计目标市场的大小。
跨国公司在决定投资购买重要固定资产或建立全国销售网之前，必须查清楚竞争对手目前和将来在当地的供应能力。缺乏对当地市场的认识是跨国公司常犯的错误，即使产品导向高的产业也不例外。
有机成长的重要性虽受到重视，但是明了不同市场的人口趋势也同样重要。例如日本是一个人口快速老化的市场。许多上述基本商品的市场规模，在这种人口趋势下其实是会萎缩的。一样的老化趋势也出现在几乎每个东北亚国家、澳纽和新加坡。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则是它的经济仍在发展阶段就很快遭遇老化问题的一个特殊原因。以上国家除中国以外，其老年人的购买行为将类似于西方国家，因为他们的购买力较强。
其余收入水平仍低的亚洲国家，人口趋势就没有那么悲观。以印度而言，如何避免人口爆炸，特别是低收入、低技能阶层，依然是个大难题。像印度尼西亚、印度这类有机成长潜力充沛的国家，不见得有足够的收入去购买跨国公司推销的产品。所以即便最简单的销售模式，也必须纳入足够的地方销售资料和重要经济统计。
从转移制造基地角度
有些产业特别是电子业，过去五至十年已开始大举把整个产业基地由欧美移往亚太地区。所以这类产业的亚洲市场模型应该包含亚洲市场，再加上很大一部分现有的欧美市场。要判断亚洲市场将来的规模，势必广泛调查当前西方市场客户未来有什么计划。有些跨国公司未来也许会选择高阶或淘汰率快的应用领域，也可能选择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应用领域，这些行业是唯有在当地市场设有生产基地的公司才能经营。一个全面完整的商业模式应涵盖每一产业的全球技术趋势，以便列出将来可能外移的产品清单。
亚太地区起先是因为成本具竞争力而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逐渐形成群聚效应，即所有相关零组件厂商集中在一起，产生距离近、生产周期短、共同设计、信息交流ˋ和对买主方便等综效。这些著名的电子业生产带，包括台湾北部、广东南部和大上海地区。跨国企业买主在方圆五十到一百公里内，就能找到许多彼此价格竞争激烈的OEM公司，提供全系列的电子产品。跨国企业买主自然会充分利用群聚效应对其总采购成本和整体经营效率的好处。有些跨国公司干脆把亚太采购总部设在这些制造中心的旁边。
同样有很多传统或劳力密集制造业，如纺织、自行车、鞋类、装饰品、蜡烛、辅助工具、后台支持服务等等，也正转向或已转至亚洲，以便利用当地有利的成本地位和不断成长的市场机会，延续企业本身的生命。
从产品升级角度
在亚洲经济发展欣欣向荣阶段，当顾客的购买型态由只求功能到讲究舒适，或由简陋进步到豪华，则市场必然出现黄金机会。购买型态转变的起点，通常可从收入水平增加到某一门坎、顾客的价值观念、以及品牌的建立来判断。
能够充分掌握产品升级商机的例子不在少数。像方便面过去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只是一包干干的面条加一点调味料，是父母下班前暂时填填孩子肚子，或学生住校随便打发一餐的食物，直到小规模从台湾移植来的康师傅方便面，采用分别包装的麻油包、特殊口味酱料包、和模仿餐厅里才有的高级面条，完全改写中国市场方便面的定义。康师傅在中国一炮而红，一推出立刻创下可观的业绩，在产品推出前五年内，年营业额就激增至十亿美元，使当地业者无力招架。许多国际大厂商像是台湾统一企业和日本日新企业则如坠五里雾中，始终搞不清楚康师傅经营团队是怎么看出他们所未发现的商机的。
德国福斯汽车（Volkswagon）也同样深具远见，决定把淘汰的Quantum生产线从美国宾州（Pennsylvania）移至上海，以善用一九八五年首次出现的升级机会，当时距共产主义中国开始史无前例的市场改革不过六年。由福斯推出的中国第一批现代轿车被负赋予新身份和新名称Santana。这个开创之举扭转了福斯汽车除在巴西以外，海外发展始终不见起色的颓势，成效令人刮目相看。本章最后将详细讨论这一个案。
从法规条件角度
亚洲国家加入WTO后，一方面可享受各会员提供的更优惠的贸易条件，一方面也必须逐步开放各产业的市场。像中国就同意在二○○六年完全对外开放金融市场。自一九八○年代中国市场改革初期，跨国银行就一直在争取这个黄金商机。因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这些大好机会，追求最积极的应属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为遵守开放金融市场的入会义务，有很多中国金融保险业者纷纷从事购买海外子公司少数股份，或发行首次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股票等商业活动。花旗银行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主办中国保险公司（China Insurance）股票首次上市极为成功，便是又一个亮眼的例子。
印度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要课征二○％至五○％的进口关税，现在为实践WTO会员的义务也必须降低这高得离谱的关税。它选择从开放与邻国如泰国等的贸易做起，以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在全面遵守WTO要求的行动开始之前，第一波进入印度的商机是从泰国开始。
除了几个亚洲政府在谈判WTO入会条件时承诺减税和开放市场外，所有WTO会员均须遵循一些基本环保标准。比如禁用氟氯碳化物等等会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就是各会员强制必须遵守的规定。所以整个氟氯碳化物产业包含家用冷气机或汽车空调系统，在相关法规改变前后都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