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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河殇-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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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
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
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
棉衣。

    一位□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乾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
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
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
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
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
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
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
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
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
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
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
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
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
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
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
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
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
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
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
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
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
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
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
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
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
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
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
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
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
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
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
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
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
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
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
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
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
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
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
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
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
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
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
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
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
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
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
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
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
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
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
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
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第五集 忧患

    大自然中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
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乾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
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
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
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
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
,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 。 。 这一切,把我们的这
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著忧患?这
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
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
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 。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
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
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
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
弥散出来,充满著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
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
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甚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
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
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
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
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
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
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
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
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
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
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水□”所写的八百里蓼儿□,也就是几
千年来古人长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
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
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
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
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
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
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
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
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
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
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
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
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
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
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
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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