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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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科斯自己的期望是他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从事同样的实际的调查研究。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在１９３４年，科斯被聘任于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讲授银行金融课程。对这门课程科斯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３５年他受聘于伦敦经济学院为经济学助理讲师。在这里；科斯负责垄断理论方面的课程，而这门课程在科斯之前是由希克斯（JohnHicks）讲授的，这时希克斯已经去了剑桥大学。科斯并且在工商管理系当普兰特的助手以及开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而这门课程以前是由巴特森（Batson）开讲的，那时巴特森已经去了南非。开讲垄断理论这门课程对科斯来说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因为有琼·罗宾逊夫人的著作和他已经写的关于双头垄断理论方面的文章。１９３７年他发表了《对垄断理论的评论》的论文。这篇论文包括了科斯在上课中引出的一些思想。科斯当时感到他在工商管理系的许多工作是十分无聊单调的。由此他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方式准备了一些案例，希望以此来帮助教学。埃德沃德（RoknaldEdwards），他的研究领域是会计学，也在工商管理系工作，科斯和他，还有福勒一起组成了会计学研究协会，并立即开展了工作。其间，他们对已经出版了的会计账表对经济研究所起作用到底与实际相差多远做了一些调查。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应用已公开出版的平衡表和对英国钢铁行业的研究表明；一旦这些表格基本原理能够被理解，它们对研究就能起较大的作用。科斯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会计学》杂志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成本会计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一再重印，参考它们的文章较多。科斯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论文包括了惟一的机会成本的概念的分类计算，它们就像20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所教给学生的课程内容一样。但是科斯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与他的公用事业经济学课程相关的方面。在对公用事业研究过程中，科斯不久就发现在英国对公用事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太少，能够参考的文献微乎其微。因此，科斯对英国的供水、供气、供电等公用行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著作。　　　　
　　　　１９３４年科斯仍在邓迪学院撰写和打印标题为《企业的性质》的论文的初稿。在伦敦经济学院科斯修改了这个手稿并把修改稿寄给了《经济学季刊》杂志，文章直到１９３７年才发表。为什么在１９３２年就已提出的思想，直到１９３７年才投出发表呢？这与科斯办事井井有条的性格有关。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轶事。１９３２年末，科斯发现罗伯逊写的《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的一个错误，科斯就与邓迪学院的同事们讨论，开始人们先是不相信科斯是对的而罗伯逊是错的。不过，最终科斯说服了他的同事们。一旦这样，他们就极力地怂恿科斯就此写篇短文寄给《经济学》杂志。科斯不想这样做，而是给罗伯逊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他认为罗伯逊是错的。一个月后，罗伯逊给科斯回信，同意科斯的看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１９４９年，罗伯逊的《银行与价格水平》才出版修订本，书中附有罗伯逊重写的导言。科斯找来一本，想知道罗伯逊对他提出的错误是怎么说的。罗伯逊在书中提到这是不朽的功绩。科斯发现罗伯逊承认这是个“大错”，并以概要的形式提出了论述。然而，罗伯逊却忘记了给他指出错误的人是谁。科斯认为这也说明了如果仓促发表意味着什么。　　　　
　　　　科斯的论文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产生巨大的反响。在刊出《企业的性质》论文的那期《经济学季刊》发行的当天，科斯在吃午餐的途中遇到他们系的萨金特教授和普兰特教授，两教授向科斯表示祝贺。尽管科斯与萨金特的合作关系密切，而且萨金特把科斯作为他的“小组”成员，但是萨金特教授并没有再提及这篇论文。哈耶克和罗宾斯，他们当时在科斯这个系，也没有提及过此文；尽管科斯与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看来这篇论文显然不是一篇立竿见影的成功之作。但是这并没有使科斯泄气。还是继续做他感兴趣的公用经济学的研究。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４０年科斯被任命为政府森林委员会统计局的负责人（主要负责那时期英国木材生产的情况）。１９４１年他调到中央统计局，它是战时内阁的办公室之一。科斯在那里负责的是最后的军火统计，它们包括枪支、坦克和弹药。直到１９４６年他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科斯认为，在政府工作的６年时间里，除了证实了他的一些假设之外，整个政府服务期间的工作对他作为经济学家思想演进来说是没有多大帮助和作用的。　　　　
　　　　科斯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之后，负责主讲的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般解释。同时科斯对公用事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１９４６年他发表了《与成本与需求相关的垄断价格》，此文是以他战前所讲授的垄断理论课程时所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在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是《边际成本争论》。这篇文章阐述了科斯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与他们时代大多数人不同的方法。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内阁经济部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英国战后重建的问题。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和约翰·弗莱明（JohnFleming）都在经济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们写了一份关于国有企业价格政策的报告，而两人都是边际成本定价的提倡者。凯恩斯当时是财政部的一个顾问。凯恩斯也看过这个报告并对此报告十分热心，因此就把此报告刊登在他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科斯和汤姆·威尔逊（TomWilson）当时也在经济部看到了这份报告。但是他们对此报告的观点是不满意的，因此科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批评性的解释，这就是科斯战后所写的《边际成本争论》的一文。在科斯看到米德－弗莱明的报告之前他就熟悉边际成本定价理论的情况。在伦敦经济学院阿巴·纳勒是这个方面的热心提倡者和边际成本定价娴熟的解释者。毫无疑问，科斯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前，他反复考虑了福勒的论点。科斯强调的是通常的边际成本定价政策将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它将造成收入的重新分配和将引起以前并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分歧。汤姆·威尔逊指出这种政策将导致国有企业代替私人企业，集中计划经济代替分散化经济的运作。所发生的情况是通过专注于权利的边际调整，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对边际成本定价理论的确信是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已经完全忽视他们的政策在另一意义上的影响。这正如俗话说，大难临头他们依然“歌舞升平”。科斯称他们描述经济活动的方式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所描述的经济活动只是在黑板上发生。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360页。同时，科斯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关于公用事业经济学的特约审稿人。１９５０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公用经济学的专著，即《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


第一部分　科斯：寻找经济生活的智慧第4节　到美国发展，芝加哥大学舌战群儒

　　　　１９５１年科斯为了更好地谋生，没有博士学位不行，他就以几篇论文申请，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１９５１年科斯移居美国。他为什么要移居美国，这不仅在于科斯对当时社会主义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而且在于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喜欢（因为为了研究商业广播业制度的运作，１９４８年科斯在美国度过了其大部分时间），以及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赞赏。由约翰·萨姆纳（JohnSumner）的推荐他在美国的布法罗大学获得了第一个职位。因为萨姆纳是公用事业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在战前曾经访问过伦敦经济学院。艾伦·迪莱克特（AaronDirector）也助了科斯一臂之力，因为迪莱克特曾在英国与科斯有一面之交，也就替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认识迪氏的人无不重视他的意见。但是直到这时科斯的学术生涯还是显得平平无奇。但是科斯与迪氏的缘分则又是科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这里要花点笔墨对迪莱克特多说几句。　　　　
　　　　迪莱克特是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Friedman）的妹夫，也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绝不在弗里德曼之下。但是迪氏只有一个哲学学士学位，也很少发表文章，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却是经济学。与迪氏相识的著名学者，无论是法律系的还是经济学系的，都对迪莱克特的学识和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迪氏既不著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他喜欢阅读，沉默寡言，只要一开口说话，旁边的人都静下来细听，知其中定有奥妙。像迪莱克特这样的人只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如果他在普通的大学可能连一般教员的职位也得不到，更莫言讲师了。然而，迪氏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教书，同事们就找点适当的工作给他做。法学院院长于是想到了办一本经济与法律学科合并的学报，请迪氏当编辑。不过迪氏对这份工作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学津贴资助，没有市场需要，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但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早晚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没有多少可以度量的、具体的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辞这个编辑职位了。　　　　
　　　　迪莱克特做学报编辑的作风自成一家，成为佳话。他很少约稿，永不赶印，绝不宣传。每一年只出一期学报，今年要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面世。但１９５８年出的那一期，10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因为学报内容很专、很深，只有对真实世界有兴趣的人才会重视，订阅的就更少，每期只印数百本。　　　　
　　　　1958年末，迪莱克特编辑的《法律与经济学》学报问世了。刚调到维吉尼亚大学经济系任职的科斯拿起一看，觉得很有意思，就给迪莱克特寄了一篇长文，题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因为科斯到美国以后，仍然专注于公用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广播业的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其研究是以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实证经验为依据。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是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研究的继续，以前他收集过有关这个主题方面的材料，并出版过专著。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度科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研究。《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是在其中心做研究的成果。科斯就把其成果寄给迪莱克特。迪氏一读到科斯的来稿，惊为“天文”，就发表在１９５９年那期《法律与经济学》学报的首篇，此期面世时已经为１９６０年了。　　　　
　　　　科斯在这篇文章中考查了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ＣＣ）配置无线电频率使用的情况。科斯在论文中主张对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最好的方式是出卖其使用权。而对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的运用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一点也没有新意。而且对于这个主张早已由利奥·赫泽尔（LeoHerzel）推广到无线电频率使用的配置上。科斯的论文新意之处在于他继续讨论了所获得权利的性质。在无线电频率使用配置的案例中一般地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发射同样的信号或相近频率的信号时相互之间的干扰。科斯证明了如果这些权利是界定清楚的而且是可以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就像科斯所指出的那样，“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或规则无关。”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75页。在科斯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显而易见的命题。但是也正是这个命题，引起了世界经济史的一段佳话。张五常：《凭阑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07～149页。　　　　
　　　　因为，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虽然迪莱克特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说科斯的论点是错误的，不修正就不应该发表。迪莱克特就写信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科斯转达，科斯坚持己见，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样书信往来好几回，到后来，科斯回信说：“就算我是错吧，我不能不承认我错得很有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