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中西-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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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江湖上的“文”，混饭吃的专业技能，就是“武”了。从武林而观，莫大固然不足以领袖群雄，一统江湖，但以衡山派内部言之，倒当得斯评，试想若无莫大细狭短剑的轻灵锋利，衡山派也难于五岳剑派之中分庭抗礼。即便抛却武学不论，真就文艺一途言之，莫大也是全书中为数不多几个音乐人之一。曲洋与刘正风互为知音，并以此不见容于正邪两道，成为众矢之的，而莫大并未因此对刘正风有清理门户对曲洋有诛杀魔头的言论与行动。盖以其多年的胡琴演奏实践而理解了曲刘之交，可见世不可以语广陵散，如语之，惟莫大一人而已。而这个可以语，这个知音，当然不仅是音乐本身的问题，而涉及武林中的重大主题，即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有关正邪之争的价值判断。
这个价值判断，体现于莫大，正是其核心的光辉之处，货真价实的“道济天下之溺”。金庸武侠小说，至《笑傲江湖》，其于人性之理解与把握，已经渐趋圆熟，故而出现令狐冲这样介于正邪之间率情任性又不失为人也罢为侠也罢的根本规矩原则的人格理想化身。而与此人真正莫逆于心者，儿女情长则任盈盈，朋友义重当数莫大了。刘正风是曲洋的知音，莫大是令狐冲的知己。祝融峰神女峰真是神秀所钟，衡山派两个主要领导，正是全书精神内涵与人格境界最光辉因素承载点化之柱石。莫大出剑杀费彬，对令狐冲的援手，正是典型的对主流意识形态所谓“武林正义”之虚伪专制的实际否定与坚决反抗。
君不见，彼时正邪数派，各怀鬼胎，纷争之武林，一如今日之国际丛林社会，多少邪恶卑鄙假正义之名以行，而莫大于是明察秋毫，洞如观火，他实际是人性完善最清醒也最孤独的代表，超越了正邪的机械二分。设想其本意，刘正风全家被逼杀时，他早萌反抗之志，奈何顾念衡山百年基业，大小弟子生灵性命，才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路线，忍而作罢。而一旦把握时机，仍会断然出手，绝不姑息，如杀费彬是。
这种价值取向的选择本身，已触各派当事逆鳞，不过表现得还比较抽象隐曲，而且莫大低调如无、大音稀声的处事作风，化解了对其的关注与攻击。而于对五岳并派旗帜鲜明的反对，莫大对于衡山基业江湖制衡的“忠”就表现得比较突出了，因此也就更加触怒了五岳剑派的最高领袖左冷禅。而之所以是定逸师太先遭毒手，是因为她刚烈耿直少存戒备，不像莫大那样诡秘飘忽，行踪不定。
最后勇夺三军之帅，杀费彬已是义勇之举，而封禅台比剑明知不可而为之，充分展现其武林壮士的英雄本色。其封禅台败迹与孔丘陈蔡之困，根本意义上庶几近之，所在正是原儒精义，侠之大者。
不过，这样将莫大的事迹一一落实，倒是违背了这个人物的实质与和谐。实则他在小说中出现次数极少，且每如过隙之驹，乍现已杳。正如有人所说，他只有灵魂而没有肉，其美学特征有几分近似《浮士德》里的瓶中小人，一个纯粹精神的聚合化身。莫大，也正是《笑傲江湖》里一缕情绪，刀光剑影之中几丝烟雨摇曳、琴声吞吐，而对全书的意蕴营造却是至关重要，堪称文心所在。金庸作《笑傲江湖》，正值“文革”之秋，连载小说同时，金庸更在报上僻“北望神州”专栏，撰写政评，有关权力争执之种种，既忡忡于胸衷，自不免娓娓于笔墨。因此《笑傲江湖》实为一部政治寓言，而此种隐性的政治主题显在的武侠主题，使小说面目狠戾霸悍，虽然男痴女怨的情爱纠缠，琴棋书画的文化噱头，使之稍增柔和，毕竟也是寻常手段，难臻神奇，惟有莫大的塑造，真正巧拨千钧，以其无奈、轻灵、飘忽和湿冷，富有人类悲剧命运象征的哲学意味，使得小说刚柔并济境界幽邃。
莫大是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人物，悲哀凄恻，惘惘依依，并无一个具体之理由，一切宿命般地，莫知所以然，心底蓦然升腾，如鲠在喉，压抑在胸，而抟之又不可得，堪舆之间悠忽抛置，这般夜雨如幕，胡琴如咽。花果飘零，天地沙鸥，龚定庵“不是怀人不是禅，梦回清泪一泫然”，仿佛此境。
《闲读中西》 第二部分关于钱钟书（1）
葫芦123发帖时间：2002042411∶39∶00
关于钱钟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可是这本书是新鲜的——《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作者汤晏，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常年在台北“中央通讯社”以及美国华文报纸任编辑。此书部分章节曾在香港报章刊载过，题为《钱钟书新传》，不知出版时为何改了个让人不太舒服的题目。
钱钟书一直是我敬佩的前辈大师（这个称呼现在已经给用滥了）。有关他的作品、生平、议论等等诸种，我是非常留意的。以前也看见过几种钱钟书的传记，老实说，除了张文江的那本，基本上都乏善可陈。一个“钱迷”，不可能没读过杨绛写的有关钱老的文字，也不可能没读过海内外各种钱钟书“印象记”。于是乎，有人将这些常见的文章，一一拉长，点缀些无关紧要的议论，马马虎虎地就凑成一部传记。这样的写作，我以为还不如老老实实编一部钱钟书先生的年谱。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年谱学先后经过清代考证学的洗礼和近代史学的冲击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可以充分地承担起‘连贯叙事’的传记任务。‘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可惜，现代文学思想史上有地位的作家、学者的年谱，我还没见过几部像样的。
扯远了，这是题外话。回到汤晏的这部“新传”来。书后附有杨绛先生2001年10月28日致作者的信，夸奖作者“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的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可见是一部受到传主呵护，兴许也可以说是认可的书。杨绛回答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为以后的“钱学”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周策纵、林博文二位史学前辈也为这本书做了序，周策纵的序文，重点是感慨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前的悲惨遭遇。
书分16章，1949年前的内容颇为详细，后半部则显得有些单薄。此书也是以“考据”和叙述生平为主，较少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除了书后有一篇简单的《读英译〈管锥编〉》。书中的一些情节，以前没有看到过，显得颇为新鲜。
比如钱钟书和胡适究竟是否见过面。《写在钱钟书边上》里有文章称胡适请年少气盛的钱钟书吃过三顿饭，但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胡适亲口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钱——那是他对胡颂平谈论《宋诗选注》的时候。汤晏因此特地写信询问杨绛。据杨绛回忆，钱胡会面，是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上海，地点在合众图书馆（熟悉历史的不妨考证一下，这个图书馆旧址在哪里），是前辈女作家里和杨绛最亲的陈衡哲邀请：“我们吃个tea吧，我们两个，你们两个，还有适之。”陈和胡适的关系，回忆一下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就明白了。于是钱钟书夫妇赴约，“我们谈得极亲密。”（以上均引自杨绛至作者的信）当然他们见面还不止这一回。某次郑振铎请胡适吃饭，钱氏夫妇也到场了。可是胡适为什么说不曾见过，杨绛就不明白了，而汤晏认为，时值大陆批《宋诗选注》，再加上胡在大陆已被批臭，出于好意，胡适不想谈那些事，以免钱再受牵连。这个推测应该可信。
有关钱钟书数学低分，但仍被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一事，作者也做了一番“考证”，不过重点不在于钱考了几分。因为作者发现，比钱钟书低一班的校友季羡林，考取清华外文系的时候，数学分数比钱还要低。书中另引1940级清华外文系毕业的陈慈女士回忆，参加入学考试，考数学的那天，题目一发下来，“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翻来覆去，我也找不出几题是我会做的”，所以她最后也没明白是怎么考上清华的。然后就轮到作者不明白了：为什么别人数学不好，中英文好，就可过关，何以钱钟书的情况要惊动校长大人呢？
我想，这恐怕是为了衬托钱钟书的不同凡响吧？此外，一般“钱迷”都知道钱钟书小时候“抓周”，结果抓到了一本书。有位研究圣奥古斯丁的学者，曾经讥讽传记中的这类现象说，“这些传主在童年时代已显出种种迹象，将来必然要攀登生命的‘高峰’，例如圣安博从小游戏时便扮演主教；圣卡斯贝特从小就庄重，不肯转动车轮。这些传主几乎一出场就已成大器：好像他们很早就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了。”正因为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我觉得这本传记的优点，是作者下功夫还原历史的原状，不惜做大量查阅，咨询，而且没有太大的功利性，因为不必也不存在和国内的“钱学家”争抢头衔的可能。有些学者，在掌握钱钟书的资料方面，确实胜人一筹，但是对持异议者，以致对杨绛本人，所表现的那种不依不饶的态度，实在令人齿冷。
说到“交白卷”的故事，杨绛也有一次，是她选修温源宁先生的课，考试时觉得题目太难，干脆“不知为不知”，交了半白卷。此时的温源宁已经知道杨和钱的关系，私下提醒钱“pretty girl往往无头脑，她的考卷甚劣，不及格。”当然，二三年后，钱杨结婚，并结伴去英国留学，经上海上船出发之前，又见到了温。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温先生请我们到他家会见师母，他们俩又请我们上馆子吃饭。后来又送我们上渡船，送到海轮上。”（以上均为杨绛至汤晏信）
此书中，有关钱钟书不敢违抗父命，被迫离开西南联大转蓝田师范任教，期间和联大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后来曾决意返回昆明，却正逢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因而滞留一事，也交代得比较清楚。那段时间，钱钟书夫妇，宋淇夫妇，经常聚集在傅雷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并未走向和平，真正打开窗子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要等到30多年之后了。
下面一个掌故，发生在30多年后，非常值得做一回文抄公。1979年春天，钱钟书随中国社科代表团访美。9月，台湾《联合报》刊载陈若曦的小说《城里城外》。小说写斯坦福历史系华裔教授尤义，在家设晚宴，招待大陆来访代表团领队侯立，团员秦征、毕老等。谈到秦征的《围城》和《宋诗选注》，听说是热门小说，秦老十分开心，直呼“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但是一脸的喜气洋洋。小说通篇把钱钟书漫画化，如同得志小人。小说中还写道，吃饭时秦老问尤义，“我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现在是两个侄儿想来美国，请问你有什么路子？”毕老也希望尤义帮忙把孙子弄去美国，而侯立则在告辞时，将一张条子塞在尤的手中，自然也是为了儿子出国之事。除秦征外，小说中的毕老是指费孝通；侯立，自然是领队宦乡。陈若曦意图模仿钱钟书，且不说不可能到位，而且在那样的大环境之下，也不太地道。也许她意识到了什么，所以几年后在北京，她亲赴三里河钱寓“请罪”。钱先生并不计较，他写信给夏志清，称与陈晤面，“谈笑颇欢”，且直言“我greatly amused by her naughties，无罪可请也”。
有关钱钟书访美的情况，作者的评价也很实在。他说，钱至今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尚不如胡适和鲁迅，许多赞扬钱钟书访美成功的文章，夸大事实而不足信。所谓“轰动一时”，也不过是学术圈小范围之内，和当年杜威罗素来华的“盛况”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似乎就涉及自尊心的问题了。要民族自尊心，如同人要面子，都是应该的，但是不可过头，以至于闹出中国女孩在牛津如何受赏识的假新闻等。整天追求别人认同，过渡的敏感和自尊，就不是面子而是病态，不值得称许而要警惕了。汤晏批评《写在钱钟书边上》一书，有不少胡说八道的情节，比如普林斯顿大学邀钱讲学，开价16万美元云云。
《闲读中西》 第二部分关于钱钟书（2）
“钱学”成为显学，钱钟书成为热门人物，麻烦也接踵而至。作者援引了大量钱钟书和夏志清的来往信函，内容多为钱拒绝来自世界各国的讲学邀请，乃至拒绝受领五花八门的奖章、勋章等等，其中当然少不了笑料，还有人私吞香港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