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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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似乎是古代文明墓地的景象，曾经给初涉其地的人造成一种脆弱、伤感的心理压力。在最初的喜悦之后，接下来就变得沉默了。从这些废墟旁经过时需要停留一下，要知道你正走过的地方在一千六百多年前还是一处洋溢着生命欢歌的绿洲，到处是生长着的奇迹，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古代的商旅或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旅行时路过尼雅，在这些庭院前停留一下，热情好客的主人会用他们的礼节招呼你……
这样的想象或许可以减少悲伤的情绪，慢慢地，喜悦又渐渐涌上心头了。你甚至想中途停下来，抚摸那些房屋的骷髅，它们见到你也充满了喜悦和慰籍，因为自从最后一批主人离去之后，它们再没有见到人类了。急切的，它们像久违的知音，想要向你倾诉一切的故事。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4节 堵婆
从最初见到的建筑遗迹起，堵婆（印度早期的佛塔形制，梵语stupa的音译）还有一段路程。我们接下来继续向北方行进，一路上不断地有红柳沙丘阻挡，还有一些被水和风力侵蚀形成的沟，这是一个遭到废弃的古代三角洲的地貌景观。那些侵蚀沟，从断面上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千万年间所沉积下来的粘土，它们构成了绿洲的基础。从这些粘土层中可以发现古代精绝人生活过的地面。在这里，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二棵活着的胡杨，顽强地生长在沙漠之上，金黄色的树叶显得很醒目。从这时起，断断续续间，那些古代遗迹一个个地出现了。
堵婆算得上是整个遗址中最惹人注目的建筑，从一个很远的距离起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子——那是由于它的土坯的构造，年长日久发出的一种醒目的白色的缘故。在平坦的三角洲上，这座建筑物称得上是高大的了。它有六米以上的残存高度。
这一类的佛塔的形制，一般由塔基、塔身和塔顶三部分组成。下面是三层逐次递减的正方形基座，上面是一个圆柱体形的塔身，似一种倒扣的钵，所以被称作“覆钵”式。这种塔的顶部有一种伞盖状的设置，但是最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很难见到它的实际样子了。
对佛塔的崇拜据说是始于公历纪元前后。佛陀涅后，他的弟子按照当时印度的殡葬习俗将他的尸身火化了，骨灰被保存下来，安葬在这种覆钵状的纪念性建筑底下。实际上，释迦牟尼的弟子所建造的这种塔，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坟墓。他的骨灰被称作是“生身舍利”，作为佛祖永恒存在的象征，连同安置它的堵婆，被佛教的信徒们顶礼膜拜，并且由此形成了大乘教派最初的教团——菩萨众。
尼雅的堵婆属于中国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之一。大致说来，在早期的佛教建筑中，从印度本土经兴都库什山地区直至塔里木盆地，这种形制的佛塔是普遍流行的样式，而且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主要绿洲的古代遗址，都保留下了一些这样形制的佛教遗迹。
尼雅佛塔的残破样子看上去令人触目惊心，也浮想联翩，不知道在已逝去的一千多年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人们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当年使用时候的情境。当塔还是完整的时候，它的上部还应该有一个顶，可惜这个脆弱的部分经不住时光的考验和人类的破坏，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有那些最坚固的部分保存下来了。
堵婆所在也就是古代尼雅绿洲的中心，可以看出是专门选择的位置，从这里出发可以通向四方。当年，围绕着堵婆可能有一个广场之类的空间，使塔显得很突出、醒目。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5节 遗址鸟瞰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河流三角洲，亚洲腹地干旱区的那种极端特征在这里体现得清清楚楚。20世纪末秋天的阳光照耀在遗址上，它有时令人产生幻想：这同样的光是否也照耀过这里的古人……远处，近处，一座座红柳沙丘和枯死的胡杨树，从沙子中伸出的房屋废墟的木柱，还有一座半颓的用粘土建成的佛塔，闪现在沙丘丛中。这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曾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尼雅河的河水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不再流淌，茂密的森林也已死亡，流沙湮埋了一切，坍塌下来的屋梁倒在黄沙之上。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种寂静，寂静得让人能听到心跳的声音，还有血液在血管里缓慢的流动声……一个沙漠古遗址给人的印象大约就是这样子的。
从尼雅河上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地点“大麻扎”到尼雅遗址之间，有着28公里的距离。这个遗址是由大量的、相对间独立的遗迹或遗迹群组成的，到现在调查为止，一共发现了7种类型的遗迹：
住宅（包括房屋、果园、牲畜圈、蓄水池，等），是遗址中最普遍的建筑物；
埋葬死者的墓地，“精绝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家，一共发现了12处；
宗教建筑（佛塔、寺庙和僧人们居住的房屋），代表着古代居民们的精神生活场所；
手工业遗迹（烧造陶器等物或冶炼金属的窑炉），生产人们日常使用的器具、工具；
农业遗迹，有田地、果园和灌溉渠等；
一座城的遗迹，位于整个遗址区的南部，有粘土做的城墙和木城门，尽管规模不大，但是显然很重要；
最后，还有一座桥的遗迹，位于遗址区的南部，古代的尼雅河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又向着西北方向流去了。
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将每一处相对独立存在的上述类型的遗迹都做了编号，全部加起来有一百七十多个编号。这些遗迹分布在一个南北长21。3公里、东西宽3。26公里（按分布在最外侧的遗迹位置计算）的地域范围之内。按假定的一个矩形计算，全部遗迹所占据的土地面积约为69。44平方公里。以现有的建筑遗迹为测量基点，人们很容易推测，而实际上的遗址范围应该更大。在所有遗迹中，现存最高的建筑遗迹岁堵婆分布在遗址区的大致中心位置，也被认为是尼雅遗址的标志。
如果对上述各种类型的遗迹的分布位置做一个分析，再考虑到现代地形的分布情况，整个遗址在布局上就显得不再杂乱无章了。
实际上，一条清晰的线索将整个遗址区都联系了起来。让我们做下述的推测：
所有的遗迹按照分布的位置和互相结合的集中程度，可以分成自北向南的7个区，各个区之间都有一条自然过渡的地带，现在是流动沙丘和胡杨林，在古代是生长着的丛林，代表着居住区之间的荒野。除了分布在最南部的区即古城所在的区域外，其它6个区之间位置比较接近；最南部的那个区则与北方的所有区之间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中间相隔着一大片林地和原野——我们联想到了卢文书里所记载的当时存在的3个“阿瓦纳”以及六个左右的“百户”，应当就是对应这6个区的布局的；而南方的区，则可能对应着文书中提到的位于精绝以南的“尼壤”；古城则应当是后来的了，或许是玄奘所经过的“尼壤城”也说不定。
宗教建筑的遗迹现在发现的数量虽有限，但是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筑原本状况可能即是如此。这三处宗教建筑遗迹的位置，各自分布在尼雅遗址中无论从建筑形制抑或出土文书乃至在整个遗址区的位置等方面来看，都属于最为重要的遗迹群。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这些遗迹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两种建筑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关系，即宗教建筑从属于最重要的世俗建筑（官署），而宗教生活可能也从属于世俗生活，并与官府结合起来。
墓地与房屋遗迹群即那些暴露出来的宅院间的组合关系比较具有规律性。“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报导的12处墓地，从分布位置上看，可以分成自北向南的7组，它们的分布位置可以发现很有规律地分布在了上面所说的7个区的北端——这就引导着我们得出了一个假设，即：可能在当时存在过一种“尚北”的埋葬习俗，人们在居住区的北部埋葬死者，将公共墓地建在那里。
属于手工业遗迹的有窑、炉和“工房”等，目前大约发现了十七处。根据《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的报导，它们的分布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它们一般都分布在房屋遗迹群之中，与周围的遗迹群结合在一起；二是它们本身也是大致成组分布的。大致说来，这17处手工业遗迹可以分作6个组，分别属于6个区所有，或者说是这些区各自所有的手工业设施（冶炼、烧制作坊）。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6节 沙海古卷
在纸张发明之前，人类曾有过木简、羊皮纸、石头、粘土板、树叶和树皮等几种书写材料；在古代中国，有时候丝绸也用来书写文字。在今天这个早已经习惯了纸和印刷术的时代，有谁还会想象写在木头、羊皮以及树叶等上的书卷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木头和羊皮用来书写，好像是灵机一动的发明。有人曾认为：木简来源于竹简，在北方不产竹子的地方，人们学会了用木头来替代它。这个观点似乎有说服力。不过，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木质材料上书写文字并以此作为交流的媒介，主要为古代中国人所发明。这使我们联想到，纸张也是由古代中国人发明的，在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在古代世界曾经广泛地流行过的木“书”，应该与竹“书”同样古老。至于羊皮和树叶“书”，它们起源于古希腊和印度等地。
在蔡伦发明纸——准确的说是最有效地改良造纸技术之前，更原始的纸已经被创造过了。造纸技术可能被当作专利垄断过，原因是中国人掌握的这种技术向外部传播得很缓慢。到公元三四世纪，除了最靠近“汉地”的楼兰一带以使用纸张为主外，在靠西的尼雅直至和田、喀什，几乎没有发现使用纸张的迹象。
这个发现很有趣：在楼兰，人们主要用纸书写，木简次之，所记录的文字，以汉文为主，卢文次之；在尼雅，这种比例被颠倒过来，只发现了一小片纸，而且还是白纸，绝大多数都是用木质简牍再加上极少的羊皮纸书写的。这个现象说明，纸张可能曾严禁向西输出，或许可以冠以“精绝纸贵”，在当地，即使是贵为王侯，也都采用木简来写信。同样是泰始年间的文件，在楼兰用的是纸张，到了精绝就改用木简。
木质简牍作为书写方式在精绝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们可以按照形制分作下述的类型：楔形、矩形、长方形、棒形、标签形、Takht形、杂类等七类。在楔形和矩形简牍上，一般都采用了巧妙的密封设置。羊皮文书也采用过类似的设置。所有这些简牍分别用来记录国王的谕令、政府文件、信件、法律文书、籍账、文学作品和佛经等。它们主要用来书写卢文字，也有少部分书写汉文。
所有这些“书”，都是用一种木头做成的笔写就的。斯坦因曾经从遗址中挖出过木笔的实物，它利用树枝，将一端削尖，蘸上黑色墨汁，就是一支很好用的笔了。
卢文是中亚古代一种已死亡了的文字，该文字的研究者林梅村教授介绍过，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的最早期遗迹，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即佛教历史上著名的“无忧王”阿输迦）统治犍陀罗（它的中心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的文物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鄯善王国君主元孟（即本书后文提到的鄯善五王中的最后一位伐色摩那）时期的木简文书。流行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一个时期，这种丝绸之路上曾流行的商业和佛教用语还一度流传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
有一个神话故事讲到了这种文字的起源，这个故事记录在《大集经》里：
据殊致罗娑菩萨说，在世界之初日月星宿尚未创造时，有一位国王的夫人，因贪恋淫欲与驴交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非人非兽的东西：“头耳口眼，悉皆似驴，唯身类人而复粗涩，较毛被体，与畜无异。”（驴首人身怪物）它的母亲很惊恐，将它投在厕所中，但却被一位称作“驴神”的罗刹妇救走了，将它带到了雪山之中哺育：“几至长成，教服仙药，与天童子日夜共游；复有大天，亦来爱护。此儿饮食甘果药草，身体转异，福德庄严，大光照耀，如是天众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