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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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会后，王稼祥的心情很沉重。倒是毛泽东胸怀坦荡地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了以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听了这些话，王稼祥对毛泽东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革命情操更加敬重。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重大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萧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多钟，忽然有两架飞机飞来，外面响起炸弹的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跨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龙伯）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对他进行了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灶未除，腹部的伤口一直流脓。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一直担心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十有八九得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后来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当然更不用说了。
眼下，久病不愈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与自己敬佩的毛泽东同行同宿，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
行军途中，一天黑夜，王稼祥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宿营地休息。互问病情后毛泽东捏着烟卷，狠狠地嗅了一口烟味，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此话正问着久积王稼祥心头的大事，王稼祥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不假思索回答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附和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他抬手往西一指，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已从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连连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绝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
就这样，毛泽东首先和王稼祥达成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
第二章 欲挽狂澜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心中不满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外表斯斯文文，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不过他不仅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大世界的知识分子。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学习，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个年头。他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20年初，张闻天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个月以后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俩入会的消息，同时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刊登。以后关于毛、张的活动，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但是毛和张只互知名字却从未见过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常去国外。
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中央让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1934年初，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此后，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报上发表毛泽东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常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毛泽东合作的开始。
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为了达到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领导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张闻天为人忠厚正派，没有按博古等人的意志去办，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就职以后，他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认真倾听毛泽东的想法，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总要请毛泽东参加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张闻天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后很是感动，对人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和张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起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书中的文采跃然纸上：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当《旅途》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张闻天又发表三幕剧《青春的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名的“青年文学家”。
面对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本无心与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不嫌多”，谈着谈着，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左”倾领导的不满。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本书作者注：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倾吐了自己积郁良久的心中不满。此时，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