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少帅-第3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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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骑士阶层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只能是非富即贵，所以欧洲风俗尚武。虎背熊腰、血胆之人往往得到尊重。但欧洲军队中骑士只占少部分，大部分仍是“麇集之半裸露乡民”。
中国与欧洲不同，虽然长期经受游牧骑兵的侵袭，但大一统思想始终占主导，中央集权制度一再加强，外来文化不是被吸收而是被同化。这和中国崇文轻武的文化传统有关，文人为主的统治阶层宜于管理广大疆域和众多人民，但在军事思想上往往重视战略上的权谋机变，出奇制胜，将领人选上推崇儒将（纯粹的职业性猛将往往难于相互沟通和控制），兵器上的改良往往是拿来应急，用后就斥为“机巧之物”（士大夫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且心存畏惧）。
当然，这也是长期与北方游牧骑兵作战烙下的痕迹，相当实用。但凡事过头就有问题，就云铮个人认为，两汉的骑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汉族骑兵。当时孔孟之道尚未根深蒂固，古风尤在，加上长期战乱，匈奴的威胁说是亡国灭种一点也不过分，汉族骑兵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器整体效能的体现，不但规模庞大而且训练有素，虽然个人军事素养上还比不上游牧骑兵，但由于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机动（骑术）、杀伤（箭术）、协同（阵法）、战略战术的融合，即使蒙古高原广大的空间也未能让匈奴找到破绽，只能在穷追之下远走欧洲（今匈牙利）。
正是由于这种依靠谋略、机动和协同来战胜游牧骑兵的经验最终促使中国在兵法、兵器上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甲骑具装只是大分裂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南北朝时发展到顶峰，隋唐即逐步消亡，仪仗的作用大于作战，时间不长，无法与欧洲千年的重盔甲历史相比，这是事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值得说说的倒是“明光铠”，这种护胸镜锃亮的板式铠甲是最接近欧洲重盔甲的中国骑兵防护装备，曾威风一时。
两汉之后，汉族的骑兵在整体上逐渐失去了对游牧骑兵的优势。唐朝虽然是个例外，但更多的是“以夷制夷”，不但士兵是这样，连统军大将也是如此，阿史那家族、高仙芝、安录山、哥舒翰等藩镇名将都是外族人，他们熟悉游牧民族的习性，作战大胆，惯于长途奔袭、擒贼擒王，一战定乾坤，游牧民族闻风丧胆。
虽然安西、北庭都护和朔方、瀚海等地不多的“边地良家子”依然强悍，但看来李唐王朝确实发现，盛世之下的中原农民是无法再与刻苦耐劳的游牧民族一较高下了。东都之战时，安军铁骑冲突，唐军阵脚大乱，西域名将李嗣业情急之下“肉袒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才稳住，要不是勤王的西域叶护王子率回鹘骑兵迂回成功，唐军大势去矣（代价沉重，事后叶护依“破城后城池归李家、子女玉帛归叶护”之约要大掠，经郭子仪率文武百官跪求叶护才幸免，后似乎是长安收复后还是被勤王的回鹘骑兵抢掠一空，城中一片火海、异常凄惨）。
万幸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改变了，安史之乱以后，经过一番大乱、征战，魏太祖得到了天下。并且，因为没有北汉的出现，燕云十六州没有丢失，可怜中原王朝最后一个良马产地被保住了。
第二个万幸是，云家这个出身关陇集团而戍卫燕云的边镇家族，历经两百年战乱风霜，硬是生生扛住了辽国无数次猛攻，将游牧民族的铁蹄挡在门外！而且还锻炼出了一支精锐的轻骑，一支敢正面与辽国狼骑交锋的燕云骑！
壮哉！云氏儿郎！
壮哉！燕云铁骑！
然而，现在因为云铮的缘故，云家军已经开始提前担心起燕云骑的将来了。是啊，那样远距离的强力连弩，拿来进攻别人固然很痛快，可如果被别人拿来进攻自己呢？如何是好？
尤其是，当自己的精锐骑兵端着这样的武器冲向敌军的时候，若是敌军也摆出铁桶刺猬阵，用类似的武器防守，谁能挡得住？就算人的盔甲精良，那马呢？
可是，如果要给马挂上甲具，大魏的马匹又怎么承受得了？中国没有发展出影响东方战争模式的重骑兵，马匹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云铮在外面叹了口气，里面的研究员们讨论得如此激烈，他却清楚得很，骑兵始终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当然，不是现在。
不过，骑兵的退出在坦克装甲军团出现之前虽然还早，可重型盔甲包括马匹甲具的退出，却是在火药轻兵器的发展中，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是的，只要火枪再发展下去，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火药更安全……重型盔甲，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这个时代再精良的盔甲，也挡不住子弹。
云铮走进讨论室，议论顿时停止，众人连忙过来参见。云铮点了点头，道：“今天来，主要是有一项新发明要通报诸位，本少帅经过多方研究，发明了一种新型火药，这种火药虽然危险、有毒，但威力极好……它暂时叫做……苦味酸。”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3章 少帅派实力大爆炸
把苦味酸的配方和制法交给了武研所的几个主要成员之后，云铮感觉自己的一点存货已经差不多是被掏空了，再要让他发明点什么东西，那难度可就真的大了。
把火药的事情交给武研所继续研制，并且格外交代了一下这个苦味酸的特点，要他们一定注意，不要一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之后，云铮便去了巡抚衙门。
巡抚衙门这么久没有他打理，其实运转得也没多大问题，一般的事务，赵文长和一批幕僚其实都能处理。因为巡抚衙门需要解决的大事前段时间云铮已经集中处理了，而家族内的事情，在云铮的铁腕之下，也早已按照他的意志推行了下去。
不服的人自然是有的，说实话，这批人还不少。只是云铮铁了心要办，他们毕竟有些心虚，劝了几回劝不住，也没别的办法。最后一批胆子大的，直接跑去了洛阳，找云岚去“告御状”。他们却没有想到，云山帅是什么？当年万分危急的时刻他都能面不改色地固守孤城，其心志之坚定，恐怕云铮都比不上，他既然决定让云铮全权处理了，除非出现极重大变故，否则又岂会因为几个不思进取的族人来告状就阻止云铮？于是这群人很没面子的被自家大帅当众骂了回去。
有了这样一次之后，族人们算是明白了大帅父子的决心，那是非整顿不可的了，立即老实了起来，乖乖按照云铮的方针政策办事。一时之间，藏獒就变成了金毛，脾气改善那叫一个贼快，云少帅自己都觉得那些个远房叔叔伯伯哥哥弟弟们忽然之间就转了性，硬是有变色龙的风范。
各大矿区整改之后，效率提高极其明显，眼下云家在云铮的安排下，实际上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各类军械的制造，产量是当初正常状况下的三倍。可就算以这样的生产速度，云家矿区提供的矿产也足够应付。要知道，当初不能扩大生产除了不想引起朝廷的紧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矿石不够。然而现在这第二点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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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巡抚衙门转悠了一圈，没什么大事，云铮便又回到帅府。这是云逸已经在里头等着云铮了，一见云铮回来，云逸就走了过来，道：“少帅，事情办妥了。”
云铮嗯了一声：“他们怎么看？”
云逸有些皱眉：“很多人还是觉得这是少帅要收权，估计心里有抵触。”
云铮背着手，踱步道：“那就把比例再动一动，从鹰扬卫里抽调四成，其余诸卫一起抽调六成，这样算来，我鹰扬卫里抽调的军官，是他们各卫的两倍，这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云逸点点头，又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少帅，这总参谋部，真的有必要建立吗？”
云铮点点头：“很有必要。”
“可是我觉得，总参谋部在后方呆着，可能在作战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前线的实际变化，若是错过了时机怎么办？”云逸问道。
云铮道：“所以我说总参谋部主要的责任是进行先期战略战术准备。我这么跟你说吧，好比我们现在要攻打……辽国中京，那么我们的总参谋部就要开始制定计划。这个计划，大到我们需要动用多少兵力、调动多少粮草、使用多少军械这些战略上的准备的计算，小到每一场可能出现的战斗的运用战术，譬如我们大军到达了中京之后，如果我军有五万人，该怎么打下中京；如果我们只有三万人，又该怎么打……所有这一切，都是总参谋部需要预先设想准备的。”
云逸大吃一惊：“那工作量也未免太大了，这需要多少物资，经验丰富的将领倒是能够推算个大概。可那每一场可能遇到的战斗怎么去打，那变化也未免太多了，这如何能够全部规划得出？”
“自然不需要他们把每一场战斗都估计得完全准确，但是他们必须要考虑到有可能出现那一类的作战状态，并且为此设计战斗方案。譬如说进攻中京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我们的大军渡过滦河的时候会不会遇见辽军，如果会遇见辽军，那么他们必须提前写出在渡河前、渡河中、渡河后三种情况下的作战计划，万一碰上其中某一种，在没有大的差别之下，前方指挥官就应该按照总参的计划执行……这个，就叫战前参谋规划。”
云逸倒抽一口凉气：“这么……这么严格，我瞧总参日后肯定命苦。”
云铮呵呵一笑：“总参的工作自然比较复杂，而且对军事素养要求非常高，这就需要总参的军官一定是我北疆最优秀的一批。我希望日后的总参，有一些是从雏鹰学院出来、在总参实习的学生，有一些是从各军调回的经验丰富的军官，还有一些则是在各军优秀的非嫡系军官加入总参提高能力……总而言之，总参必须是一个我北疆最优秀的军官团。”
云逸点点头，但面色有些沉重，他发现建立总参这个任务，还真是不轻。
云铮也知道总参谋部的建立和让其真正有效运行难度很大，但他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
中国历来有谋士，但谋士的作用相比云铮心目中的总参，差距太大了。在云铮看来，只有后世的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那才是真正的总参。
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雏形出现于17世纪中叶。1640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组建部队时，仿效当时倍受推崇的瑞典军队，组建了一个军需总监部，这便是最初的总参谋部。当时，军需总监部的主要职责是，担负工兵勤务、选择行军道路和宿营地、构筑阵地等任务。到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军需总监部又增加了传令、为行军部队指路、以及为将帅们起草报告和文书的任务。在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作战中和1778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军需总监部又接受了后备部队的计划和领导工作，成了国王的得力助手。
到19世纪初，由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等人领导的“军事改革委员会”，在改善总参谋部的职能和确立其地位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成员马森巴赫上校，于1801年和1802年先后起草了一份军需总监部勤务规定和两份有关条陈，阐述了对总参谋部的组织、职能和任务的设想，因此被称为组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思想先驱。
在条陈中，马森巴赫要求在和平时期就组建一个常设的总参谋部作为计划中心。他要求在和平时期应将总参谋部的工作按三个作战区域即奥地利、俄国和法国，划分为三个工作单位，分别拟制各自的作战计划。他还要求，平时参谋人员应进行经常性的旅行训练，藉此勘察预想战场的地形；驻外武官提供有关情报和预测；总参谋部与部队之间进行人员交流。最后他要求，将来的总参谋长有权直接向最高当局呈送报告，并将此视为总参谋长的最重要的权力。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给马森巴赫的建议以支持，并着手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沙恩霍斯特提出的设想更接近于现代总参谋部。他建议组建一个“军队总参谋部”，下设4个处。分别负责战略战术、军队内部事务、补给、炮兵和弹药事务。1817年，普鲁士正式使用“总参谋部”这一称谓。但它的地位和职能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冯·米夫林元帅在其任职期间（1821…1829年任总参谋长），注重对总参谋部军官进行系统训练，尤其在测绘方面；重视旅行训练，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发展了沙盘作业；强调战史研究；加强了对邻国军队的观察。米夫林的继任者威廉·冯·克劳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