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大师-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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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觉得饿。他和衣躺在床上，合抱两臂，试图睡一会儿。可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六十三号他儿子的房间。房间里没有拉窗帘。月光洒在床上。他站在门口，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盯着角落里的椅子，等黑暗凝重起来，变成另一种黑暗———存在的黑暗。他悄没声息地动着嘴唇，仿佛要念出儿子的名字，动了三次，四次。
他似乎在念咒语。但是要镇住谁呢：镇住鬼魂，还是镇住他自己？他想到了俄耳甫斯的故事，那歌手一步步朝后倒退，嘴里轻轻念着死去的女人的名字，要把她从冥府里呼唤回来；他想到那个穿着尸衣的妻子，呆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有气无力的、像梦游似的朝前伸着两臂。没有竖琴，没有笛子，只有字眼，反复念诵的那个字眼。死亡切断一切联系后，名字仍然存在。通过洗礼，灵魂同一个名字挂上钩，将把这个名字带到永恒。他再次默念了那个名字：巴维尔。
他开始感到眩晕。“我得走了，”他悄声说，或者自以为悄声说过；“我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的：当他送孩子初次上学时，他也作过同样的承诺。你不会被抛弃的。事实上，他被抛弃了。
他迷迷糊糊地睡去，觉得自己仿佛顺着一道大瀑布，不顾一切地投身跳进水潭。
第二章 公墓 公墓
他们在渡口会合。他看到马特廖娜手里拿的鲜花，顿时有点不高兴。那些白色的小花太普通了。他并不了解巴维尔对花的品种有什么偏爱，不过献给他的花至少应该是玫瑰，鲜红的玫瑰，不管10月份的玫瑰花有多么昂贵。
“我想我们可以把它种起来，”那女人似乎揣摩到了他的心思，说道。“我带着一把小铲子。鸟爪花：花期比较长。”他现在看清楚了：花的根部用一块湿布包着。
他们乘小渡船去叶拉金岛，他多年没有去那地方了。除了他们一行以外，船上的乘客只有两个穿黑衣服的老太太。那天雾气蒙蒙，很冷。渡船驶近时，码头上一条瘦得皮包骨头的灰毛狗急切地哀叫起来，跳来跳去。渡船主朝它晃晃带钩的撑篙，它退到安全的距离。狗岛，他想道：树林子里是不是有成群结队的野狗躲着，等送葬人一走，它们就开始刨土挖掘？
他等在外面，由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进看门人小屋去问讯，在他心目中，她还是房东太太。打听好后，他们穿过死者的通道走去。他哭了起来。为什么现在哭？他想起来就生自己的气。不过这时候的泪水也是好事，像一层柔软的薄纱似的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在这儿呢，妈妈！”马特廖娜嚷道。
公墓里有许多插着十字架木桩的土墩，木桩上挂着编号的牌子，他们来到其中一个土墩前面。他的思想在尽量回避一个号码，他的号码，当他看到那些７和４的数字时，他想：我今后下赌注，再也不押７了。
照说这时候他应该扑到坟上。但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面前的这一抔黄土太陌生了，他心里产生不出任何感情。此外，他还在德累斯顿时，那像羊一样无知的儿子，肢体一定遭到一连串漠不关心的手的摆弄，他对那些手也不放心。从他记忆中那个鲜蹦乱跳的孩子，到死亡证明书上的姓名，再到木桩上的编号，这个过程仿佛在劫难逃，他思想上对之毫无准备，难以接受。暂时性的，他想道：没有最终的号码，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否则赌局就结束了。过一会儿，轮盘又会旋转，号码又会动起来，一切又会好转。
土墩的大小甚至形状都像一个躺着的人。事实上，它是为了要放一口装高个儿年轻人的棺材而挖出来的新土。这里有一些他要拂去的、不忍去想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恼人的回忆：当彼得堡这里在冷漠地进行存放、编号、装棺、运输、掩埋等一系列事情时，他在德累斯顿干什么呢？难道德累斯顿那里没有丝毫预感吗？一定要大批大批的人死去，才会地动山摇吗？
回忆起来的景象之一是他自己在拉岑街公寓的浴室里，对着镜子修剪胡子。洗脸盆的黄铜水龙头闪闪发亮，镜子里那张全神贯注的脸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已经老了，他想道。判决已经作出；判决的内容正逐字传递给我，只是我还不知道而已。判决书上写的是：你生命中的欢乐已经结束。
房东太太在土墩脚下挖了一个小洞。“劳驾，”他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她让开了。
他解开大衣和上衣的纽扣，跪了下去，然后双手伸过头顶，笨拙地向前扑倒，伏在土墩上。他号啕大哭，涕泗滂沱。他的脸在潮湿的泥土上蹭，往土里拱。
他站起来时，胡子、头发和眉毛都沾了土。他一直没去理会的那个小女孩惊讶地瞪着他。他擦擦脸，擤了鼻子，扣好衣服的纽扣。简直是犹太人的风俗！他想道。不过让她看看也好！让她看看人毕竟不是木石！让她看看感情是没有限制的！
他眼睛里一闪，仿佛有什么东西朝她射去似的；她惊慌地扭过头，紧挨着妈妈。回巢了。他身体里涌出一股可怕的恶意，针对所有的活人，特别是针对活着的孩子。他想，这时候如果附近有个新生的婴儿，他会从母亲怀里把婴儿夺过来，使劲扔到一块岩石上。他想：现在我理解希律的所作所为了。让生育终止吧！
他不理会母女两人，自顾自溜达开了。没多久，他已经把公墓比较新的地块抛在身后，到了旧墓碑中间，在死去已久的人中间徘徊。
他再回来时，那株鸟爪花已经种好了。
“谁来照看它呢？”他阴沉地问道。
她耸耸肩膀。这个问题可不是由她来回答的。现在轮到他了，该由他来说：我每天来照看；或者说：上帝会照看它的；或者有别人说：没有谁来照看，它会死的，让它死吧。
小白花在微风中快活地摇曳。
他拽紧那女人的胳臂。“他不在这里，他没有死，”他嚷着，音调都变了。
“当然，他当然没有死，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就事论事地安慰他说。不仅如此，这会儿她怀着母亲般的慈爱，不仅对她自己的女儿，而且也对巴维尔。
她的手很小，手指细细的像小孩，但是她的身体很丰满。荒唐的是，他很想把头枕在她的胸脯上，让那些手指抚弄他的头发。
手的天真，终古常新。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手的触摸，在黑暗中亲密无间。是谁的手呢？光天化日之下像野兽一样出现的手，没有羞愧，没有记忆。
“我得把号码记下来，”他避开她的目光说。
“我已经记下来了。”
他的欲望是从哪里产生的？那欲望像火一般猛烈灼热：他要拽住这个女人的胳臂，把她拖到看门人小屋后面，解开她的衣服，同她性交。
他想到送葬人随后会大吃大喝。这里面有一种狂喜的心情，对死神的示威：你奈何不了我们！
他们回到码头。灰毛狗悄悄溜到他们身边。马特廖娜想抚摸它，但遭到母亲阻止。那条狗有点不对劲：从尾巴根到背上有一片溃疡在发炎。它不断地呜咽，不然就突然坐在地上，用牙齿去咬溃疡的地方。
我明天再来，他承诺说：我一个人来，你我可以谈谈话。他想到重来此地，渡过河，找到他儿子的坟茔，在缭绕的雾气中同他儿子单独呆着，这里有一丝冒险的意味。
第三章 巴维尔巴维尔（1）
他坐在儿子的房间里，把那套白棉布衣服搁在腿上，呼吸匀称，聚精会神，试图召唤一个肯定还没有离开这里的鬼魂。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通过隔板，旁边屋子里传来那女人和孩子压低嗓音的谈话声和摆饭桌的器皿声。他把衣服搁在一旁，敲敲房门。谈话声立即停了。他进屋说：“我现在要走了。”
“你瞧，我们正要吃晚饭。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吃。”
她准备的食物很简单：汤、土豆、盐和黄油。
“我的儿子怎么会住到你这儿来的？”吃饭时他问道。他仍旧很留神地用我的儿子这个称呼：如果直接说出名字，他会经受不住的。
她迟疑了一下，他明白其中原因。她可以说：他生前是个可爱的年轻人；我们喜欢他。但是生前两字是个障碍，是她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她在绕开这个词以前，不会当他的面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的。
“一个老房客介绍的，”她终于说。就是这样。
她给他的印象是干巴巴的，干得像蝴蝶的翅膀。仿佛她的皮肤和衬裙之间，皮肤和她肯定穿着的黑长袜之间，有一层细极细极的白灰，只要肩膀那里一松，不费什么周折，全身衣服就会褪下来落到地板上。
他很想看看她一丝不挂的模样，这个散发着最后的青春气息的女人。
她不是那种所谓有教养的女人；可是有谁听过比她说得更漂亮的俄语？她嘴里的舌头像鼓翼的小鸟：绒乎乎的羽毛、轻柔地扑动。
他在女儿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到母亲的柔和的干爽。与之相反的是，女儿有一种小雌鹿似的流体感，容易相信别人然而忐忑不安，伸着脖子去嗅陌生人的手，但紧张得准备随时跳开。这个黑头发的女人怎么会生金黄头发的孩子呢？但是许多泄露真相的迹象明摆着：细小的手指几乎还没有长成形；漆黑的眼睛像拜占廷式教堂的圣徒画像那么明亮；眉毛的线条像雕刻般的纤巧；甚至还有那闷闷不乐的神情。
奇怪的是某一个容貌特征在小孩身上可以达到十分完美，而在父母身上却像是复制品！
女孩抬起眼睛，遇到他探索的目光，马上慌张地躲开。他心里升起一阵愤怒的冲动。他要抓住她的手，摇晃她的身子。看着我，孩子！他要说：看着我，学着点！
他的刀掉到地下。他如释重负地借机弯腰去捡。他脸上的皮肤似乎被剥掉了，他似乎不由自主地老是要把一张血淋淋的、可怕的面具塞到她们两人前面，硬要她们看。
那女人又说话了。“马特廖娜和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好朋友，”她沉着而小心地说。接着转向那孩子：“他给你上课，是吗？”
“他教我法语和德语。主要是法语。”
马特廖娜：这个名字对她可不合适。老太婆的名字，身材瘦小、满脸皱纹的老太婆的名字。
“我希望你保留他的一些东西，”他说，“做个纪念。”
孩子又抬起眼睛，困惑地打量着他，像狗打量陌生人似的，仿佛没有听到他说什么。那是怎么回事？答复是：她无法把我当成巴维尔的爸爸。她试图在我身上找到巴维尔的影子，但是找不到。他又想：对她来说，巴维尔还没有死。他仍旧活在她身体里的某个地方，散发着青春温暖甜蜜的气息。我这么黑不溜秋、瘦骨嶙峋，留着胡子，一定像是带着大镰刀的死神那般讨厌。死神露着一英寸长的牙齿，走起路来髋关节和踝骨喀喀直响。
他不愿意谈他的儿子。但愿意听别人谈，是啊，当然很愿意。屈指算来，今天是巴维尔死后的第十天。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像秋天的落叶一般仍在空中飘荡的有关巴维尔的记忆，会被踩进泥里，或者被风卷走，飞到炫目的空中。他要把这些记忆收集起来加以保存。死亡、哀悼、遗忘，是人人都要遵循的规律。有人说，假如没有遗忘，世界很快就变得什么都不是，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图书馆。话虽这么说，他一想到巴维尔被人遗忘，就会冒火，像是一头暴躁的老公牛，瞪着眼睛，十分危险。
他要听人家说事。不可思议的是那孩子居然要说了。“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她瞥了母亲一眼，确保自己可以说出这个死去的名字———“说他在彼得堡再呆一个短时期，然后他要去法国。”
她停了下来。他焦急地等她接着往下讲。
“他干吗要去法国？”她问道，现在只对他一个人说话。“法国有什么事？”
法国？“他并不想去法国，他只是要离开俄罗斯，”他回答说。“人们年轻的时候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烦。人们烦自己的祖国，因为祖国好像老旧没劲。人们要求新景象，新思想。人们以为在法国、德国或者英国能找到未来，而自己的国家太沉闷，不可能找到。”
那孩子皱着眉头。他说的是法国、祖国，而她听到的却是别的东西，字眼深层隐含的东西：怨恨。
“我的儿子受的教育很零碎，”他说，现在不是对着那孩子，而是对着母亲。“我老是让他转校。原因很简单：他早晨起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