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检讨-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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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川长征”，“成果来之不易”，宋如华说自己差点被人打死、出车祸撞死，“在去年8月1日发生的冲突中，他们把我抓起来，先是推拉一个多钟头，后又拳打脚踢，1000多人，打完以后又是挂牌子批斗，‘坐飞机’，什么都干了”；“我每次去长征基本都是晚上去晚上回来，十分辛苦，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已去了六七十次，那个地方离成都有200多公里。今年4月有一次去，路上遇到了车祸，好在车况还可以，捡了一条命”。
对于“两步走”的重组战略，宋如华如此解释——
“原来川长征主要是机床为主的加工业，希望融入信息产业。买了以后他们发现管不了托普科技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反过来我们考虑托普发展能否将川长征收购，当然这需要国资局同意，因为当时川长征是归国资局管理的。第一步比较简单，他买我的决策权，因为他不懂信息产业，他就不懂计算机，这些技术人员搞机床他懂，但市场他不懂，技术他也不懂，如何编计算机软件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
“而我认为当时合同已经签了，资金还没到位，当时考虑暂借给他们，主要进行经营。最后我们开始谈第二个步骤，我们当时对第一步是非常愿意的，因为我们非常希望上市。毕竟当时省、市领导对托普很重视，而且发展很快，但是在指标上非常有限，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等。在四川省政府和中国证监会的支持指导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重组，真正完成重组是1998年的4月份。”
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李小雪听到这里突然问，“你们收购川长征花了多少钱？”宋如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答，“按4000多万的资产，每股208元，再加上2000万元的壳资源费用，实际是1亿元左右。”
重组之所以那么“艰难”，在宋如华看来是很多人对民营企业有不同的意见，“确实民营企业有些人有钱就胡来，但我觉得我们这些从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对钱确实看得很淡。因为对自己来讲100万足够了，再多就是对社会做贡献了。平时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为了业务的发展经常出席一些应酬。”“托普整个集团，经过几年的发展，实现股份化以后，托普发展已经不是我宋如华个人的了。就算我们是民营企业，也是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这番话的意图很明显，他宋如华是一个做事的人，“下一步我们将在以下一些方面继续我们的工作”：建设软件出口基地、开发国家863计划中的软件支撑平台、搞家电嵌入式系统、建设“华讯金网”（即后来的“炎黄在线”chinesecom网络）等。
第三部分讲话，可以说是宋如华整个发言中最核心的内容，他以三个感想的形式把托普意欲增发的“阳谋”表达了出来，言辞恳切，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有政府特别是证监会的重视和支持，我觉得我们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机会，就像我开始汇报的那样，已经到了。证监会给我们这方面的指导和支持是令人感动的，我觉得我们虽然很苦，他们叫我企业家，我想了想就自我注释了一下，以企业为家就是企业家。我是一个月、两个月回家一次，家在东城而公司在西城，也没有办法，因为晚上呢，一般要工作到十点以后，处理一些电子邮件，到家也就半夜了，不忍心干扰家人，也就不回家了。”
“这次证监会将高科技企业上市公司请到证监会座谈，体现了对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重视。但是上了市以后的高科技企业，它的销售和增发新股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就是不同于传统产业，比方说30％的限制，普通企业如机械等产业就不行，高科技的发展，如刘老师那里，复兴实业也好，就不能按照那个办法和概念。不是说这次一二个亿就够了，而且是远远不够。而且有一种止不住的感觉，你是停不下来的，我看那个华为的任总还没有上市，任总也是一个‘疯子’。我原来还不知道，上次在科技部开会，在徐部长面前他比我疯得多！这些疯子们都在做着疯人的事情，速度很快，发疯了地成长。资金如果跟不上就会出大问题，我觉得这方面请在座的领导给予支持，也就不会出大问题。”
宋如华挥舞着双手，表情激昂，“这些疯子是不会为钱的，他们会为了事业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
2002年后反观托普，宋如华自己说过的“资金跟不上就会出大问题”，给人以一语成谶的感觉。“8·18”证监会的发言，宋如华在不经意中还流露出两条值得玩味的信息。其一，在美国设立公司，宋说：“我记得我们在美国注册了一个很小的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几个合作人解决股权比例问题。”其二，“从我们重组开始，很多股民购买（川长征）股票，有时到了很高的价位还在买，我当时也搞不懂”——显然，自称对股市“一无所知”的宋如华还是非常关心托普软件的交易情况，不然，何以能得出“很高的价位还在买”的结论？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增发条件不成熟
●高勇说“增发条件不成熟”后
宋如华激情十足的演讲打动了众多参会者。在听到“自贡风波”后，国内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拍着宋如华肩膀说：“宋总，也就是你。要是我，早就不干了！”证监会官员对托普重组取得的成效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按照增发新股的规定程序，指示具体部门进行配合。
为把“增发”这个大买卖做成，托普集团随后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可以调用托普内部一切资源，其一切费用一律实报实销。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可见宋如华决心之大——不大不行，托普软件符不符合“增发”条件，他心里最清楚。
这里有一段高勇与宋如华不得不说的故事。
高勇，回族，宁夏银川人。1965年8月1日生，1985年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新华网2004年8月24日报道，高勇因涉嫌巨额受贿已于近日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8月4日，成都市人大常委会第18次主任会议决定，许可省检察院对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大代表高勇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的高勇，拥有博士学位和律师、注册会计师证书，还是教授级研究员，任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兼职教授，著有《资本经营与操作》等多部专著，其中《省级政府经济调控论》据说填补了政府经济管理实用理论的空白。
“两年一小跳，三年一大跳”，是高勇从政生涯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高勇出任成都市委常委之前，先后任四川省计经委科员、副科长、科长，省政府办公厅副处长、处长、正处级秘书，省委常委办正处级秘书，凉山州副州长，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并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
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22岁参加工作的高勇一路平步青云，第13年升任正厅级。谁也没想到，在39岁这个将近不惑之年的关口，上升势头强劲的他却在仕途上陨落了。
“我的事情是刘志远世纪中天案发后带出来的”，2005年4月13日，四川内江师范学院礼堂，聚光灯下，被告席上——高勇端坐在囚笼里，右手拿笔，左手按着几张香烟锡箔纸，说了在法庭中的第一句话。4月13日至15日，轰动一时的“高勇案”在内江开庭三天。
在公诉方的指控和高勇的供述——“与托普的不正当关系，我想再讲一下”——之下，托普软件2000年度得以增发新股的内幕，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成都证管办于1999年7月正式挂牌，下辖昆明、贵阳、拉萨3个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2000年加挂成都稽查局牌子。2004年，成都证管办正式更名为四川证监局。
经过在凉山州3年的挂职锻炼，光环笼罩中的高勇于1999年7月意气风发地回到了成都，出任证监会成都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在接下去的短短一年半里，经济学博士出身的高勇，真正是“学有所用、才有所施”，可以说满眼尽是高朋挚友。
托普集团的宋如华，就是其中之一。在一次四川全省30家民营企业的会议上，高勇认识了其时同样志得意满的宋如华。据公诉机关指控，高勇曾利用职务之便为托普谋利，总计收受了人民币约8364万元——这笔钱是以广告、服务咨询费的形式打到金雕广告公司，然后再转给金索玛公司——那是高勇独自控制的公司，是一个“过债驿站”。
高勇当庭陈诉：认识宋后，双方交往非常多，宋经常去其办公室谈上市、谈股票、谈省里对托普的重视。后来接证监会的通知，说托普要增发新股，高被安排检查是否符合条件。结果，高多次带人检查之后，查出了12个问题，比如资产不实、公司治理结构有待规范等，包括对企业改制的批评性意见，总的结果是“增发条件不成熟”。
高勇说，他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没想到”给自己带来了压力——不但宋如华加大了对他的攻势，打听他有什么爱好；而且省里很多干部也给高打电话，“你是四川的干部，应该支持四川的企业”；甚至证监会也有干部给高电话，希望“通融通融”。
巨大压力之下，高陈述，“托普要圈钱就圈吧，反正迟早要圈。因为托普最终能否增发，不是我说了算，那要由证监会来定夺”。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高勇还辩称，他从托普只收到了746万，并不是8364万，而且是分几次收到的，其中还包括销售《资本经营与操作》等专著给托普集团，价值约1万多元。高坚称这不是“受贿”，而是感谢费或叫劳务费。
他的理由是，“我认识很多北京朋友，当时宋如华与我约定，我帮托普搞策划咨询，比如到北京帮忙活动关系，帮忙修改一些呈交上级的文件，以求表达更为完善”。
新华社2005年11月18日电，内江市中院对成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做出一审判决，依法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高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高勇在1996~2001年期间，先后利用担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职务之便，共收受、索要他人贿赂财物共计价值9554万余元。此外，高勇尚有价值6665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
无独有偶的是，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处级工作人员王小石也因涉嫌受贿140万元被诉至法院。据悉，王小石涉嫌收受贿赂将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名单出售给某企业。2005年11月9日，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取证，2004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引爆“强震”、被称为首次揭开中国股市“潜规则”黑幕的王小石案终于向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在法庭上，王小石用颤抖的声音辩解说：“我确实收了钱，这件事教育了我，但我没有犯罪。”
●一个小股东的质疑信
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就这样，托普软件从一个根本就不符合“增发”条件的公司变成了一个中国股市上没有比之更适合“增发”的公司。
“为加速公司软件高技术产业化发展步伐”，1999年12月17日，托普软件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对传统产业的重塑，将公司建设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产业化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软件开发与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
12月21日，增发决议公告发布当天，托普软件以2500元开盘，以跌停价2382元报收。次日再次低开2278元，微跌1％。作为经典的历史片段，不能不提的是，就在那时，一位小股东给托普公司董事会写了封信，那封信被刊登在2000年1月5日的《中国证券报》。
信中提了3个问题：“投资那么多的项目，铺那么大的摊子，是否有必要？是否能真正产生良好的效益？作为投资人，风险实在太大了，不知你们替投资人考虑了没有？”
投资者的三个“反问”可能让宋如华“三思而后行”吗？
2000年1月21日，200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托普软件决定增发新股5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10亿元。托普软件首席执行官李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