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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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七 五四之前》。
［4］类似记载还有：1917年12月26日，“半农来访，同往学长处谈研究小说事”；1917年11月30日，“同刘半农拟小说研究表”等。
［5］详见本书第十讲《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有关部分。
［6］1920年8月16日，钱玄同致书周作人，“我总不赞成连络石屋山人（按：指胡适）而排斥独枯秃路（按：指陈独秀）”。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7］参看本书第十五讲《周作人与陈独秀》有关部分。
［8］胡适1922年3月4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75页。
［9］胡适：1921年2月14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3—124页。
［10］胡适：1921年3月2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8页。
［11］胡适：1921年8月30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9—130页。
［12］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13］学术上的小争论更屡有发生。如：1925年12月周作人曾作《谈〈谈谈诗经〉》一文（收《谈龙集》），批评胡适在武昌大学讲演中对《诗经·葛覃》等篇所作的穿凿附会的今释，及其“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指出，“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并说，“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不求甚解’四字，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
［14］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15］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9页。
［16］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1页。
［17］胡适：1926年5月24日《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18］原载1927年7月16日《语丝》第140期，收《谈虎集》。
［19］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页。
［20］周作人：1930年1月5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页。
［21］胡适：1930年9月26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3页。
［22］周作人：1929年8月30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8—539页。
［23］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24］《编辑后记》，载1934年5月20日《独立评论》第101号。
［25］在这次讨论中，沈从文也发表有文章，见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
［26］胡适：1934年1月18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1—232页。
［27］胡适：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298页。
［28］参看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29］［30］［3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
［31］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于1945年12月以汉奸罪被捕，1946年11月由南京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暂住上海友人尤炳圻家。
［33］周作人：1965年4月28日《致鲍耀明书》，收《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1）
——“绅士”、“流氓”及其他
（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于他和东吉祥诸君子（即现代评论派）的关系，作了如下概括：
我以前因张凤举［1］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2］其实，周作人在这里只说到了事实的一半：因为后来周作人又作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再次回到绅士的“沙龙”。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以及新月派）的交往，所经历的这个“合—分—合”的大圆圈，是周作人心中“两个鬼”互相打架的结果，而“绅士鬼”终于占了上风。
周作人说他“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这在他的日记里是有所反映的——1923年11月3日：“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1923年11月17日：“午至来今雨轩赴张钦海、陈通伯［3］、徐志摩约午餐，同座者八人。”1924年6月24日：“往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1924年7月5日：“下午凤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1924年7月30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卷［4］，阅五十本。”1924年7月31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1924年8月18日：“全家与陈通伯、丁燮林等同游卧佛寺。”1925年1月30日：“赴现代评论社约餐。”陈西滢与凌叔华1925年2月12日：“下午同丁燮林、陈通伯、凤举等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香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同步登山共饮茶，关系已相当密切。但两个星期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录，这是周作人介入女师大风潮的开端。周作人终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与反对学生运动的现代评论派的绅士分手，并成为互相对立的双方。
1925年5月27日《京报》发表了鲁迅拟稿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署名者为女师大教员7人，周作人亦列名。陈源即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散布关于“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流言。周作人遂写《京兆人》一文载6月1日《京报副刊》，据理反驳，指出：“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实在可怜极了……”这是周作人与陈源论战的开始。
但同为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仍然对周作人抱有好感。1925年12月16日，周作人看到当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蔼理斯《接吻发凡》译文有错误，即写信给《晨报副刊》主笔徐志摩提出意见。徐志摩很快就以《周作人先生来函》为题将全信发表于本月21日《晨报副刊》，并慎重加上《附复》：“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我们机会接近他的温驯的文体，这虽只是简短的校阅，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人为学的谨慎与不苟”，并赞扬说，“作人先生的幽默与‘爱伦内’——正像是镂空西瓜黑点上了蜡发出来的光彩，亮晶晶的绿滟滟的讨人欢喜”，对周作人的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但仅在一个月以后，双方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大概是周作人与徐志摩本人都不曾料及的罢。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吹捧陈源“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此文引起周作人的强烈反感，遂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投寄《晨报副刊》，并于1月20日发表。文章揭露：“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周作人因此而发出感慨，“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在周作人文章发表当晚，陈源即写信给周作人，认为所说“名人名教授”包括自己在内，要求公开澄清，并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无端地将鲁迅拉扯了进来。周作人将此信以《陈源先生的来信》为题在《语丝》第64期（1926年2月1日出版）发表，并加附记，说明所说的两位绅士：“一个A君，我们间接从B君听来的，但B君现在往欧洲去了，无从再去问他。一个X君，C君听D君转述他的话，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说已经记不起了。A君与陈源先生是别一个人，X君的姓名虽然忘记，惟据C君说也不是陈先生。所以我就于廿二日写一封信给陈先生，告诉他在所说的两个人里面查得并没有他。”周作人1月21日、22日给陈源的信，以后又在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总题下，发表于1月30日《晨报副刊》。关于所谓“叫局”问题的真相，川岛在《语丝》第68期（1926年3月1日出版）有过明确的说明：“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在14年5月30日午后6点的时节，北京十刹海会贤堂楼窗口张凤举先生和我说的。”《语丝》第69期又载周作人《致川岛》书，说明他的信中“替陈源先生辩明的话，则是根据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所谓C君即指张凤举，他不愿出来作证，周作人才不得不在给陈源的信中否认了此事。
周作人在信中最后说：
你说我在装绅士，这或者是对的。我决不是绅士，但是有一种疑古玄同式的“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的怪脾气，有时候喜欢学学绅士，虽然不摆架子却总想摆身份。
第五部分第十九讲 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2）
在周作人与陈源的这次论战中，徐志摩的态度颇值得注意。他于1月26日、31日两次致书周作人，表示：“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同时又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5］，显然有与周作人和解，而继续与鲁迅周旋之意。周作人于2月4日复信（后以《代邮——寄徐志摩》为题载2月6日《京报副刊》）中一面表示“关于这闲话事件，别人骂我的话我都不介意……倒是老兄和陈先生恭维我的话，我听了有点痛心，如说我是‘正人君子’啦，什么文学啦，博学啦，这比说我是猴子还厉害”，一面又说，“女大的公理维持会出现，我也说过好些嘲讽的话，虽然那会里边有几个北大的同事，我始终对于他们个人怀着‘厚意’。现在事情过去了，嘲讽的意思也随着过去，厚意却不妨保有其原来的程度”，暗示对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个人（仍）怀着‘厚意’”。而此时本来与此事无关、硬被牵扯进来的鲁迅，却仍在执意于“我还不能‘带住’”，兄弟俩再次显出了“差异”。
但是，周作人与陈源（们）的论争没有、也不可能“过去”。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陈源偏袒军警方面的态度，再一次引起周作人的不满，忍不住又开始了“笔战”。3月28日周作人作《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载同月30日《京报副刊》），针对陈源所谓杨德群牺牲是因为被人利用与强迫的“流言”，指出：“陈先生所说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其阴险之暗示”，“他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文章并说：“有朋友对我说，在这样社会里与那样阴险的人去为难，是颇危险的。自然，我也知道，但这是我的坏脾气，喜欢多说话，一时改不过来。至于危险呢，或者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很好玩的。”在以后的文章中，周作人始终把攻击的火力集中于陈源一人，而很少涉及现代评论派的其他人。他一再地表示：“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6］并一再声明：“我平常是对于私怨最不计较的人，因了这与己无干的闲事却不惜抹了脸来，与曾经有过交际的现代评论及陈源先生吵闹，这实在是我的一种坏脾气，虽坏而无可补救的脾气。”［7］周作人同时又坚持，对于陈源的揭露是一场原则的斗争。他指出：
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