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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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夫人来京避难，向周作人提及出版全集事，周作人立即于1933年4月致书曹聚仁，请代为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联系，曹聚仁当即表示同意。5月周作人又去信，并有“请旧友题跋”的计划，表示“弟拟写一小序”。经磋商，决定由周作人约请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作序；后来收在《鲁迅全集》里的《〈守常全集〉题记》即应此约而写。但后因“北新书店去信兜印”，家属方面“意欲予之”，此事遂不议。1933年10月，李大钊侄李乐光被捕。在被捕前数日，《全集》稿4卷由李乐光岳母送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又由李星华交周作人保存。1934年春，周作人在回答曹聚仁询问的信中称：“全稿系守常族侄所干，历时甚久，交稿来后不数日即被逮，大约要关十馀年云，因此此稿由鄙人负保管之责，时以为念。
如能早日成书，则大善矣。”信中并说明文集中一、二卷已托人带去上海，三、四卷仍在手中。1935年春，曹聚仁又因迟无进展再写信给周作人，周作人回答说：“关于印守常文集事，与李君家属一谈，未能决定，大抵拟暂且犹预，似不以此刻印行为妥当也。”［22］以后，此书前二部分曾于1939年4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由北新书局出版；而三、四部分始终保存在周作人手中。1948年周作人在狱中，在1945年所写《红楼内外》基础上，补写了《红楼内外之二》（载1948年12月31日《子曰》），回顾李大钊被捕及救助其子的往事，特地写上一句：遗文“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失，将来或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解放后，保存在周作人手中十馀年的亡友的遗稿，终于由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亲手交还给了李乐光，并在李乐光原稿基础上，加上新搜寻的文章，于1959年编选出版了《李大钊选集》。1962年因唐《晦庵书话》提及《守常文集》，周作人又以“难明”的笔名，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说明搜集、保留、出版李大钊遗文的经过。
周作人对李大钊家属的照顾也是竭尽其力的。1932年周作人接到了由李星华代笔，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名义由乐亭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家况窘困，委托代售藏书。在此之前，李星华也已为卖书事找过周作人等，周作人遂于8月26日致书胡适相商：“孟邻（即蒋梦麟，时为北京大学校长）曾提议由大家集款卖（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23］此议后未成。
1933年5月李大钊夫人病故，6月7日周作人日记：“下午四时半往孟邻处，于永兹、张申府、王含之、幼渔、川岛均来，会谈守常子女教养事。”后李星华由周作人帮助安排在孔德学校半工半读，为学院刻写蜡板，同时在学院高中和大学上课。
1939年8月，李星华带着弟弟光华由乐亭老家来到已沦陷敌手的北平，准备去延安。周作人一面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一面在钱玄同协助下，将李大钊藏书售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24］。据贾芝回忆，李星华在北平住了大约1年时间，“一九四年，星华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事前与周作人先生说明她要到延安去。临行前，经周作人先生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25］。
周作人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也有联系。周作人1938年12月23日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得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据贾芝回忆：“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在冀东不能存身，来到北平。周作人先生得信后曾寄钱给炎华，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又将卖给孔德学校（按：应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李大钊同志的遗书所得百二十元分给了她一半，使她能暂时度过那个困难的冬天，其他一半分送给星华、光华等。还给侯辅庭在伪北大临时找了一个职员工作。侯是共产党人，周先生是明白的。那年九月，侯又回冀东打游击，临行前写信给周作人先生，拜托他关照他的家小。后来侯辅庭再来北平时，曾被内六区所属派出所传讯，也是经过周作人先生的帮助才取得保释的。”［26］公开投敌附逆，发表反共演说［27］，另一面却暗地照顾先烈遗孤、保护个别共产党员，这二者都是事实。周作人一生充满矛盾，这里又是一例。
第四部分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3）
注释：
［1］李大钊于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沙滩红楼新址于1918年8月建成，图书馆于同年10月由马神庙旧址迁来。
［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三 坚冰至》。
［3］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
［4］傅彬然：《忆北京工读互助团》。此文为作者《五四前后》一文的摘录，原载195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一书，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495页。
［5］参看《李大钊传》编写组编《李大钊传》，第217—218页。
［6］《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李大钊与周作人都是发起人。刊物最初由陈独秀主编，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被捕，遂改由李大钊、胡适主持编务。据周作人回忆，他的反映“六三”事件的杂文《前门遇马队记》就是通过李大钊之手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5号。
［7］参看《五四时期的社团》（一）有关“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此宗旨后在成立大会上，经李大钊等提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见该书第224页。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159—160页。
［9］参看周作人：《关于自己》，载1937年12月21日《宇宙风》第55期。
［1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
［11］周作人：《谈龙集·爱的成年》。
［12］直到1926年周作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无什么冲突，因为互助实在只是阶级争斗的一种方法”（《谈虎集·外行的按语》）。
［13］在1926年所写《外行的按语》里，周作人还认为“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借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人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
［14］周作人：《谈虎集·诅咒》。
［15］［1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五三 坚冰至》。
［17］周作人：《谈虎集·偶感》。
［18］周作人：《谈虎集·日本人的好意》。
［19］参看本书附录《走向深渊之路》有关部分。
［20］［21］［25］［26］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22］见曹聚仁：《书话——一部搁浅的书》，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23］周作人：1932年8月26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33页。
［24］钱玄同：1939年1月14日《致周作人书》，转引自周作人《药味集·玄同纪念》。
［27］例如，据1941年3月2日《庸报》报道，周作人在3月1日召开的“新民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和平反共民众大会”上，代表伪“华北政委会”“致颂词”，公开鼓吹“反共和平建国为惟一国策”，“共产党对于和平是极端反对的，对于和平运动是誓死破坏的，假如共产势力存在一日，全面和平将不易于成就，所以我们必须以反共为和平的手段”。在1941年10月7日华北各省市伪教育行政人员短期讲习班的“训话”中，周作人又叫嚷“要对国民随时晓喻共产制度的绝对不适宜于中国，藉以肃正民众的思想，完成民众的心理建设”。
第四部分第十五讲 周作人与陈独秀（1）
——“宗教问题”论争及其他
（一）
周作人于1917年4月1日由绍兴抵北京，同月10日即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见面［1］。周作人在当日日记里写道：“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至教育部一谈。”此时，陈独秀同时担任着《新青年》主编。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改为白话文，并从该期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2］。周作人的第一篇白话翻译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正发表于这一期，表明周作人此时已成为《新青年》编辑部同人。这一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著共18篇，成为其主要撰稿人［3］。
本年底，《新青年》同人又在陈独秀主持下共同筹办《每周评论》。周作人也参与其事，本年11月27日日记中有“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每月助刊资三元”的记载。
为支持《每周评论》，周作人写了《人的文学》这篇力作，陈独秀大为赞赏，来信称其“做得极好”，并建议在《新青年》上发表［4］。以后，周作人又应陈独秀之请，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论“黑幕”》、《祖先崇拜》、《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散放传单，被北洋政府军警拘押，周作人闻讯后即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往警厅探视。在陈独秀出狱后，又亲赴陈宅慰问。这一时期，周作人与陈独秀之间是充满了“战友”情谊的，查周作人1920年3月25日日记，“上午往寄仲甫函，托代结《炭画》账目”；据《知堂回想录·一 自己的工作（二）》说，周作人所译《炭画》于1914年4月由文明书局出版后，“初版一千册也不知卖了多少，事隔几年之后去问他算账，书局里说换了东家，以前的事不认账了，版税……一个钱也没有拿到”，托陈独秀代为结账，即为此事。又，陈独秀1920年3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有“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等语［5］；《域外小说集》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重印发行，陈独秀显然出了力。这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
与此同时，《新青年》内部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据1919年10月5日周作人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陈独秀单独主持《新青年》后，钱玄同因不愿介入陈、胡之争，以为“无论谈什么‘主义’和‘问题’，都有流弊”［6］，而不再给《新青年》写稿。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周作人就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曾频频写信给周作人，向周氏兄弟索稿，一再说及“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7］，等等，言辞极为恳切。周作人与鲁迅也先后寄出译作《被幸福忘却的人们》、《玛加尔的梦》、《深夜的喇叭》、《世界的霉》、《一滴的牛乳》、《杂译诗二十三首》及《风波》等小说，表示了对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的支持。1920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3号发表了周作人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同时发表周作人、陈独秀、蔡元培的跋语，这是周作人与陈独秀等又一次公开合作。
《新青年》创刊号1920年5月11日周作人日记：“至公园赴适之约，共议《新青年》8卷事”，从第8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与北京同人关系更加疏远。1921年初，由于陈独秀与胡适的争执，《新青年》终于发生分裂。病中的周作人与鲁迅采取了同一立场，即反对“发表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同时希望《新青年》此后“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起来”；在胡、陈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周作人与鲁迅认为“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因此主张“不如任他分裂”［8］。以后《新青年》在陈望道主持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不但胡适不再寄稿，连钱玄同、刘半农等也“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