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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98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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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第12章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第1章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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