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夏天-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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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23节 录相厅和胖大妈
整个暑假我再没有见过严浩，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么地方。张昕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虽然她家和我家只隔着两栋楼，但却好像隔着一个世界。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常常在院子里逡巡，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条件反射地抬头，但刺目的阳光里再也看不到从天而降的张昕和严浩，于是怅然若失。我站在院子中央，踮起脚向二楼眺望，阳台的门窗总是关着，风一吹还有大蓬的灰尘扬起，完全不象有人的样子。晚上也听不到楼上的动静，连开关门的声音都没有。我甚至开始怀疑严浩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在这里住过。 最后我走到围墙边，在我和张昕摔倒过的地方躺下。身下是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我“大”字形伸展开四肢，目不转睛地向上凝视，我幻想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就会看到张昕的裙子象花朵一样在空中绽放，就会看到严浩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对我笑。但我总不能坚持到底。我闭起被阳光刺得酸痛模糊的眼睛，看到眼前的黑暗里有一些深红色的光斑，然后感觉到有水滴从我的眼角流过面颊，留下两道痒痒的痕迹。 有时我独自去我们都已成为常客的那家录像厅看录像，每次都仔细打量周围的人，期望能搜寻到严浩和张昕的身影。那个胖大妈现在也和我面熟了，但她不再象过去那样絮絮叨叨了，胖墩墩的身体也显得臃肿疲惫。“最近见到过严浩吗？”我问。她总是摇头。有一次她叹了口气，说：“小浩那孩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他的运气。” 我不知道她凭为什么认定我和严浩不同。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不知道是为严浩还是为自己。 1993年，家用录像机已经在商场里随处可见，很多录像厅都改装了大投影屏，所以这家仍只有一台旧彩电的录像厅的生意变得非常惨淡。实在没有客人开不了场，胖大妈就搬个小板凳拿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我也懒得立即回家，常常到隔壁的棒冰摊买一瓶汽水，蹲在街边陪她说话或发呆。有一次她不知为什么给我讲起了她的儿子，她说她儿子被文革耽误了年纪，没念过几年书，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弄堂里混，打架在整个区里都出名，小半辈子都在牢房里耗过了。后来总算是懂事了，找了个老婆，开了这么一个小录像厅想好好过日子，却被当年的仇家寻上门来一刀从前胸捅到后背。 “那天早晨我和他媳妇在买菜，他媳妇想多买点肉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我还不舍得，在菜场磨蹭了老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都是人啊，他躺在一进门的地上，血流得满屋子都是，人早没气了，眼睛倒还睁着…… “我那儿媳妇，我一直劝她再找个婆家，她不肯，我知道她是担心我这个孤寡老婆子自己一个人活不下去。现在她每天在菜市场摆摊子卖卤菜，起早摸黑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实在是个祸害呦！现在想想，还真不如小时候就死了算了，也不至于让我这把年纪还掉眼泪，不至于苦了他的好媳妇……” 胖大妈用手去擦眼泪，却哆哆嗦嗦地没擦到，扑簌扑簌地落在地上。我想起严浩没回家的那天晚上所说的话，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胖大妈哭了一会，渐渐地自己停住了。天色也暗了，于是我起身退了汽水瓶回家。但她却在背后叫住我，告诉我这条小街过些日子要拆了，要拓宽修通汽车的公路，动迁后她也没力气再替死去的儿子守这个录像厅了，所以录像带都要处理掉，让我挑几盒算是留个纪念。我起初想拒绝，因为家里也没有录像机，但胖大妈一再坚持，拗不过她我只好去了。我挑了《旺角卡门》和《天若有情》，还意外地挑到了两盒外国的文艺片——或许因为没人爱看所以从没放过，一盒是《日瓦戈医生》，另一盒是《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沿着大院围墙的墙根一边吸烟一边漫无目的地瞎晃悠，最后走到了张昕家的楼下。夜色慢慢降临，她家亮起了灯光，我徒劳地用目光辨别着那扇窗户后隐约晃动的人影，守望了很久很久，全然不知饥饿和疲倦。 月亮升起来了，离我很近的样子。
第二部分第24节 严浩的面无表情却显得异常凶狠
开学报到那天，我缴完学费，领了书，在班会开到一半时就借口上厕所离开了教室，走出校门，在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和一瓶汽水。汽水喝完，我接着抽烟，一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对面的学校大门里开始有学生陆陆续续地出来，并渐渐达到高潮。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看到严浩，他单肩挎着书包，低着头慢慢吞吞地往外走。我喊了一声，他抬头看到我，站住了，我急忙把书包背好跑过去。 一个多月没见，他瘦了很多，眼睛里也有血丝。我问他搬到哪里去了，那个接他们的男人是谁，他都不愿回答，并且不耐烦地叫我不要再问。 这时我们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天太热，所以没有行人，所以当两个原本靠在路边树下的看起来像是流氓的家伙大声招呼我们过去的时候，我预感到事情不妙。正在考虑是否回头逃跑，他们已经小跑过来堵在我们面前。 这两个家伙大约都二十来岁，一个矮胖，拖鞋加西装短裤，一副受气包的表情。另一个穿着包紧屁股的喇叭裤和短袖衬衫，长得精瘦，头发和指甲都又脏又长。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鹿鼎记》里的神龙教胖瘦尊者，十分可笑，但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笑不出来。我想起刚才曾路过一个西瓜摊子，于是我扭头望去，发现那个摊子距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但是摊主一接触到我的目光就立刻把头扭向另一边，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两位小同学，身上有零钱吗？大哥哥最近手紧，借一点来用用好伐。”瘦子说着，亮出一把弹簧刀，“啪”的一声打开。刀是货真价实开过刃的，边缘在阳光下有一条晃眼的亮线。 我把手伸进裤袋，捏住里面仅有的二十元钱。这时我听到严浩开口：“我们没钱。” 瘦子眯起眼睛，脸上浮起冷笑，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遍，说：“自己把裤袋都翻出来，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胖子也朝严浩抬抬下巴：“你，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我看到严浩脸上突然出现极不耐烦的神情，他皱起眉头，把书包随手丢到地上，转身往回走。“册那侬这小瘪三想做啥？给我站住侬听到伐！”瘦子喊了两声，但严浩就像听不见一样毫不理睬。瘦子骂骂咧咧地刚想追过去，却又目瞪口呆地站住，胖子脸色也变了，我扭过头，看见严浩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正冲过来，那个装瞎的摊主在他身后傻站着，大张着嘴。 “把刀扔到地上。然后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严浩说，眼睛定定地看着瘦子。此时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我看到瘦子的手有点颤抖，而严浩的面无表情却显得异常凶狠。僵持了一会，瘦子极力挺直的身子颓然一坍，丢下刀转身就跑。胖子小声骂了一句什么也跟上，很快两人就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严浩把地上的弹簧刀拾起来，原路返回。我也追上去，和他一起走到那个摊主面前，一声不响地看着此人。这个面相忠厚的家伙被我们的目光逼得有些不知所措，一脸尴尬地低下头。 突然，严浩甩起一脚把一个西瓜踢飞了。我也立刻跟着动作，把全身力气都用在脚上，和他一起疯狂地乱踢西瓜，一直踢到我们俩都精疲力竭、大汗淋漓。西瓜在整条小街的路面上滚得到处都是，有的兀自原地打着转。我和严浩气喘吁吁地四目相视，不约而同地笑了。
第二部分第25节 我和严浩之间，总是坐着张昕
正式开课后，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找到严浩，一起到一楼废弃的一间教室，从窗户翻进去，坐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抽烟。有时则是他来找我。 那间教室好像从来没人打扫，就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们丢在那里的烟头越积越多，最后形成夸张的一大摊，让我自己每次第一眼看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我问严浩。他思索了片刻，回答：“干牛粪。” 放学后，我们俩都是等其他人走光了才并肩走出空空荡荡的校门。我们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象过去常干的一样，在外面无所事事地东游西荡，在黄昏的大街上迎着晚风吹口哨，或者一起骑坐到慢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栏杆上，叼着烟打量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路人。有时，一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家伙会被我们看得疑神疑鬼，以至车开始骑得歪歪扭扭，甚至终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车祸，于是我们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吵架。 看很多上海人吵架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惯于相互指责，彼此推卸责任，表情和语言都极富戏剧性，能够将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演绎出如歌剧般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通过运用各种听起来残忍至极的恐吓和威胁，以及一些领袖般的经典手势。但其实他们都是面恶心软的人，动武的邪念早已被妥善收藏在裤裆里，不会也不敢轻易掏出来。 所以有时我会怀疑自己并不是上海人。这是我和严浩用以没话找话的讨论话题之一。我煞费心机地搜集了不少这样的无聊话题用以避免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无话可说。 过去我们也经常沉默着发呆，那时的发呆虽然谈不上满足却很自然，但现在我无话可说时会感到很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似乎是不太适应，似乎是因为我和严浩之间少了什么。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闭着眼睛在脑子里通过复杂的推理搜寻各种抽象的依据，但毫无所获。直到有一次，在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竟幡然醒悟——过去在我和严浩之间，总是坐着张昕。
第二部分第26节 第一次亲眼见一个活人死去
有一天傍晚，我们走过一片旧房翻造的脚手架时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打闹声，于是后退几步，站在隔离带上抬头观望，看到几个民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打成一团，粗口乱爆，人影纠缠。 突然，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呼，一个人从人堆中翻落下来。他的身体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一根又一根的木桩阻挡，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弹跳起来，变换一下姿势和角度再 继续坠落，最后象没有骨头的一袋碎肉一样砸在脚手架下的阴影里。一大蓬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