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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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民意，会使得政府获得更大的民意支持。5月23日至25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五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认为，经过非典考验，他们对政府的信心有提高，并对非典过后中国经济的回升充满信心。
民意原本是分散的民间意见，它集中起来形成公众声音，进而体现其公共价值，离不开民意领袖的出现。
伴随着民间的民意调查研究机构，以及民间智库的悄然兴起，民意领袖开始现身中国。虽然2500左右的中国智库，几乎全是官方的。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屈指可数的民间智库的舆论领袖们，却在民意这个层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为，民间智库要想活下来，必须立足于民间，争取民间力量的支持。在以民间姿态自居的市场化媒体兴起的时候，官方智库一般不愿意跟“民间的媒体”，打交道，而民间智库则不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茅于轼先生，在天则十周年的时候说，他们有时候一天要见10拨记者，他们需要通过记者的报道，发布他们的声音。跟仲大军的“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一样，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从公平出发，为民间立言，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停呼喊。
北京民间智库的多位民意领袖，都在努力向社会下层扎根。他们多非权贵阶层出身，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希望政府各项措施能更多的倾向劳苦大众，不要为富人和权贵撑腰。
由于官方对民意的支持，民间智库中的民意调查机构变的越来越大胆。2003年，北京零点调查集团，对中国较高级别的政府首长进行独立的民意测评，将民意调查从商业领域推进到敏感的政治领域。该公司首先从市民对市长的熟悉程度入手，再看市民对市长的综合欣赏度，问市民是否知道并欣赏市长的施政计划、施政业绩、个人形象和为政清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受访居民发问：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票权，你还会选现在的市长当市长吗？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六章 “新权威”（4）
民意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认为官方对民意的利用还很有限，还处在被动回应这个简单的层面”。北京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说，“但民意在未来会受到高得多的尊重。”
民意调查，在官方主要体现为民主选拔官员等层次上。譬如，干部任用的公示制度，就是对民意在官员选拔过程中的一种体现。１１月下旬，全国第一个“公推公选”的县长候选人推荐人选在徐州沛县诞生。此人不仅要受到演讲答辩的挑战，还要经受住民意测验的考验。
虽然停证会制度，也是官方采集民意的方式，但因为没有纳入科学的系统，它有时会经受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意的考验。2002年10月中旬，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近对一个月前公布的《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及后来举行的听证会进行的追踪调查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心目中滑落，有六成被访者认为听证会已是流于形式或成为“听令”的摆设。民意中心此前的调查表明，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
如此背景下，以科学的专业的手段进行民意调查，在中国未来有着极大的空间。当下，以北京零点集团为代表的独立民意调研机构，已经运用科学的手段，在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难题、国际关系、居民愿望和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投资者评价等等广泛的领域，展开频率越来越高的民意研究。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从大公司CEO到政党领袖不可忽视的决策参考工具。这些，让中国民众告别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时代。
但是，中国的民意调查或者民意测验，还仅仅处于“媒体和公众比较熟悉”的水平。据悉，2002年，中国的民意研究行业，包括消费者和公众研究在内的整个产业，才只有25亿人民币的规模，中国美国的GDP之差是8比1，而我们在民意研究投入方面的差距达到90比1，这就是中国在民意基础方面差距的鲜明体现。
有关人士建言政府，让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积极沟通，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决定，有助于导致自觉的社会秩序。事实上，今天公共政策中的很多决定是普通百姓有能力作出判断的，从是否应该禁放鞭炮、自愿婚前体检，到简化行政审批、公共评价行政首长的表现。虽然民众现在还不习惯发表自己的判断，但是当公众知道这些公共之事，自己是可以有所建言的时候，大家会养成表达、提炼、提取、沟通、争取、改善自己的意见的习惯。
观察家相信，未来，民意调查将使得精英理念的主张者，走出领导所具有的认识高度和综合视野，而倾向于以民意为政策基础。因为精英路线的结果是，政策指定成本低而执行成本高，而民意路线的成效通常则刚刚相反。
第二部 “宪政主义”终结“权力时代”第七章 着眼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
第七章 着眼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
从“斩立决”到“斩监后”再到“斩立决”，中国东北黑帮大佬刘涌一案，在民间社会的“舆论审判”下，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效果。末了，最高人民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动用了“提审”，并为刘涌注射了让其伏法的有毒化学物质。
2003年，另一起具有同样轰动效应的案件，是宝马案。共和国历史上，宝马案不仅开省部级高官在媒体辟谣之先河，还催生一出中国版的“巴黎街头审判”。然而，这一回，舆论未能杀人，2004年3月的司法调查结论，顶住了滔天洪水般的民意，维系了坚持朴素的正义感的普通民众难以接受的判决。
我们把这两起案件并列在一起，提醒人们去思考，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何以变成政治性问题？
我并不认为刘涌案完美无暇，但我欣赏宝马案的最后结论。它表明：当下中国，担忧司法屈从民意并出现从众媚俗倾向，是多余的。民意的压力，只会议有助于一个个罪恶的消失。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
2004年两会，人们在经济领域内的最大热情，全部倾注在科学发展观上，几个定语准确地显示了它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媒介将这一至少主导今后四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观点，大而哗之地概括为“人本主义”对“GDP时代”的终结。
事实上，这一标志性的转变，并非起于两会。早在此前一年的秋天，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即旗帜鲜明地表露出这一倾向。如同中共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三中全会，是次全会主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官方通讯社以一贯的“强调”，点出五个统筹的要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庙堂学者”迅即用学术化语言，将之诠释为中国的“第二代发展战略”，以区别于邓公1970年代末期提出的“第一代发展战略”。我以为，如果说第一代发展战略，可以表述为“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第二代发展战略，则可以表述为“公正也是硬道理”。前者注重的是效率，后者注重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第二代发展战略”不是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它不是否定效率，它是在效率的前提下，寻找公平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
中国的事情似乎总是这样。尽管GDP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幸福指数，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官员和名流们好象直到此时，才顿悟惟GDP是从的偏颇。人们开始重新品咂那些来自全球学界和传媒界的声音：
《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请大学生们一起审视“GDP论”的缺陷：片面强调物品和劳务的增长，却忽视了增长中的环境、资源的损失，以及人的福利。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GDP没有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并且只记录了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对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则视而不见。他认为，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较之秦、牛，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研探的话，差不多让我们汗流浃背，他说：若以资源等综合指数为标准衡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GDP速度，那么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
反思GDP，我们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虽然我没有在预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导中，窥见人本发展观的意图，但我和南风窗的同事们早在此前三个月，便从淮河灾难和上海地铁坍塌事故中，瞥见中国建设的误区，我们表达出婉转的批评，且言辞恳切地吁请中央政府，将原本倾斜的天平挪移到农村这一头。接下来，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位首席科学家一起，对话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消失，一边感叹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一边警醒有司们和谐的丧失。末了，我们把放大的视角触及到中国农村的医疗、教育诸多社改难题。当下，我在整合经济领域反GDP主义的时候，发现东北开发的不可或缺。8月里，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有两次事关东北开发的对话，彼时，我们的落点在东北开发的法治时空。现在，我将先前采访的东北工人变农民的片断存放于此，我相信，有心的人们，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新政府新的政策兴奋点的逻辑因果。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1）
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重要而特殊。几乎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抱负，都要在三中全会的舞台上不疾不徐地展现。或源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鸣锣前夕，观察家们透露在外电中的频频解读，无不集中于政改的突破。希望赋予十六届三中全会分水岭意义的人们最后大都落空，一如含蓄地断言萧规曹随的国内分析人士。
当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被鲜明提出，恍然大悟的人们猛然明白宪政体制上的任何创新，均是从经济开始的。事后诸葛亮们在谜底揭开后大声宣称，三中全会在政经大方向上的萧规曹随，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新的发展观预示着，一场调整正在到来。
仔细思量，亦无须大惊小乍，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侧重点放到经济问题上，非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传承。
2004年2月下旬，总部设在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行将进京的前些日子，大张旗鼓地搞了个研讨会，中心议题是：以人为本的改革观。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等大佬级人物的出场，是次会议尤为引人注目。
彼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谢幕已逾四个月。期间，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对三中全会的解读，始终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对恐怕还有更多政经问题需要揣摩和体会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人们猜谜般的解读，在会议大幕开启半年前，就纷纭四起了。
完全不同的改革局面
2003年11月前夕，随着媒体间歇性点拨的不断升级，日益迫近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成北京最为流行的谈资之一。
8月，即有媒体用“里程碑”来喻示即将到来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可能具有的历史意义。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这样的比喻并非刻意夸大其辞，因为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地位甚为特殊。溯往可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推入“改革开放”时代；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据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