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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帝国之战-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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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道导弹的扩散方面,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统计,全球目前已有32个国家拥有短程弹道导弹,7个国家拥有中程弹道导弹,5个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面对空前严峻的扩散趋势,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总结说:“全球化时代扩散的不可避免性,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先进的常规武器和WMD及其投送手段。”拉姆斯菲尔德也被迫承认,美国进入了“坚不可摧的历史被脆弱所取代的新时代”。     
    3。美国无力随心所欲地解决与其利益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    
    在中东地区,由于美国一向采取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致使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整个穆斯林世界的13亿民众对此极度不满。目前,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军事镇压与巴勒斯坦人的“人肉炸弹”反击此起彼伏,中东局势已完全失控。布什政府虽然被迫在2002年6月24日提出新的中东和平计划,却因该计划过分露骨地支持以色列而招致阿拉伯世界的一致反对。对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国家,美国也一直采取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的强硬政策。许多穆斯林人士都怀疑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永远压制伊斯兰世界的兴起”。     
    另外,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许多美国现正进退维谷的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印巴冲突、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等。     
    4。美国对诸多的全球性难题束手无策。    
    在经济与信息高度全球化及全球相互依存度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诸多全球性难题,如4P问题(污染、人口爆炸性增长、贫困和武器扩散)、资源短缺、毒品走私、难民潮、艾滋病蔓延、网络犯罪等,都使美国极为头痛却无力解决。 法国评论家多米尼科·莫西指出:“没有美国的参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完成,全球化时代仍然未能改变这一事实;然而,新的行为主体的大量涌现,意味着美国单枪匹马几乎不能取得任何成就。”约瑟夫·奈总结说:“美国的力量在经济层次和跨国层次上是无法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相提并论的……诸多的跨国性问题——如金融流通、艾滋病的传播或全球气候变暖——只有在许多国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够加以解决。在那些只有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才能取得美国想要得到的结果的领域,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     
    在美国不遗余力地运筹帷幄,构筑新世纪的“霸权帝国”的同时,美国一些清醒的学者却没有忘记霸权必衰这一历史的铁律。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最近以《业已坠落的苍鹰》为题,论述了美国霸权不可逆转的衰落趋势,“实际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找出一条体面地衰落下去、对全球及其自身的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第二部分 《不得不帝国主义》第6节 《不得不帝国主义》(1)

    自冷战结束以来,拥有上述超强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实力,把实用主义奉为行动指南的美国,从未停止过对建立一个“美国帝国”的孜孜追求。如上所述,美国在物质和文化上已经建立起实质性的霸权地位,它急切需要一套支持其构筑全球性帝国的理论。历史进入21世纪,美国利用全球因2001年“9·11”事件而对其提供的支持,不但组建了全球性的反恐联盟,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大获全胜。在此背景下,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赛贝斯欣·麦雷贝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2002年3—4月号)上发表了《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认为要想消除苏丹、阿富汗、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等国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必须对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该文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最终导致了支持美国建立全球性帝国的两大理论——“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出台。     
    哈佛大学教授、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罗伯特·罗特伯格在美国《华盛顿季刊》(2002年夏季号)上刊登了《民族国家失败的新实质》一文,认为目前在世界191个民族国家中,有少数可以归类为失败或崩溃国,如阿富汗、安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苏丹这7个国家。还有几十个国家处境衰弱,属于重要的失败国家的候选国。罗特伯格开出的“药方”是:当务之急应是巩固衰弱的国家以免其失败,因为这比在国家失败或崩溃之后再复兴它容易得多;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对这些失败国家或衰弱国家的救助,他并未提及。     
    与罗特伯格相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却提出了救助失败国家的具体“药方”:对它们实行“新帝国主义”。库珀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4月7日)一文中,把全球的国家分为三类:(1)前现代国家,主要指前殖民地,如索马里和阿富汗;(2)后帝国、后现代国家;(3)传统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库珀认为,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解决这种威胁或者混乱可以有许多办法,然而卷入是危险的,干预则会旷日持久。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从目前看,建立一个有效地、井井有条地输出“稳定和自由的世界”显然是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    
    库珀写道:在古代世界,秩序意味着帝国。那些在帝国以内的人有秩序、有文化并且有文明。在帝国以外则存在着野蛮人、混乱和无秩序。     
    通过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实现的和平与秩序的形象一直是强大的。但是帝国的设计是不完善的,不能促进改革。要使一个帝国统一起来通常需要一种独裁主义的施政作风,因为改革将导致不稳定。在历史上,帝国一直是稳定的。     
    但是,在欧洲取代帝国的力量均势制度也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始终存在的战争危险。1945年之后,最终的简化把欧洲的多边力量均势变成了一个双边恐怖均势。但是它也未能持久。1989年力量均势的结束还标志着帝国欲望的减弱。一个19世纪开始的在欧洲帝国中间瓜分的世界以所有欧洲帝国或几乎所有欧洲帝国的消亡而告终: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法帝国、英帝国和苏联帝国如今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作为替代,我们有了两种新型国家。第一,有了前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前殖民地,它们的失败已经导致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状态:索马里和直到不久前的阿富汗就是这样的国家。第二,有了后帝国、后现代国家,它们不再主要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第三种是像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这样的传统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举止端正,因为这些国家在有了利益之后总是有力量和存在的理由。     
    我们欧洲人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制度不依靠均势;它也不强调主权或内政与外交的分离。欧洲联盟已经变成一个相互干涉内政,直到日常生活的高度发达的制度。后现代世界的成员不考虑相互对对方的入侵问题。但是现代的和前现代的地区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最熟悉来自现代世界的威胁。这个后现代世界必须开始习惯于双重标准。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根据法律行事并通过合作来确保安全。但是,在与后现代的欧洲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恢复以前一个时代的比较强硬的办法——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与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世界中的国家打交道所需要的无论什么办法。     
    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遵守法律,但是当我们在丛林中作战时,我们还必须利用“丛林法则”。欧洲长期的和平时期已经危险地诱使人们忽视我们的防务,无论是物质上的防务还是心理上的防备。     
    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世界所构成的挑战是一个新的挑战。前现代世界,是一个由已经失去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或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完全垮台的国家的例子相对来说较少,但是处境危险的国家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在这些地区,混乱是家常便饭,战争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政府竟然以类似于集团犯罪的方式运作。     
    前现代国家可能太软弱了,甚至都不能确保它自己领土的安全,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构成威胁了,但是它可以为非国家行动者提供基地。如果贩毒、犯罪或恐怖主义团伙利用前现代国家作为基地,对世界更有秩序的地方发动袭击,那么,有组织的国家就可能不得不进行还击。如果它们变得过于危险,有秩序的国家无法容忍,那就可能想像出一种防御性的帝国主义。人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西方对阿富汗作出的反应。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前现代国家的混乱问题呢?卷入一个混乱地区是危险的,如果干预是旷日持久的,那么它就可能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如果干预是不成功的,那么对于下令进行干预的政府来说,那就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是像西方对待阿富汗那样,让国家走向毁灭,风险可能更大。     
    解决混乱问题的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但是这对于后现代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已经被滥用,尽管实现殖民化的机会——也许甚至是需要——同19世纪时一样大,但是没有一个殖民地宗主国愿意承担这项工作。那些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之外的国家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软弱的政府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意味着投资不断减少。     
    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一种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但是今天依靠自愿原则的帝国主义。


第二部分 《不得不帝国主义》第7节 《不得不帝国主义》(2)

    我们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已经有了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这些多边机构向希望找到返回全球经济中和进入投资与繁荣的良性循环道路的国家提供帮助。作为回报,它们提出了要求,它们希望这些要求能够解决造成了最初对援助的需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第二种形式可以叫做邻国帝国主义。你们邻近地区的不稳定将构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忽视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政府管理不善、民族暴力冲突和犯罪对欧洲构成了威胁。反应就是建立驻波黑和科索沃的维和部队。国际社会不仅提供士兵,而且提供警察、法官、监狱官、银行家和其他人,同时还监督和组织选举。     
    欧洲的扩大表明了另一种自愿帝国主义。过去,帝国强行实行了政府法律和制度;就欧洲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强行实行任何东西。当一个国家成为欧洲联盟的候选成员国时,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像过去臣服于帝国的国家曾经做的那样,接受给予你的东西——一整套法律和规定。但是奖赏是,一旦进去了,你就在这个联盟中有了发言权。后现代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合作帝国的憧憬,这个合作帝国中有共同的自由和安全,而没有过去的帝国往往有的一个民族的统治地位和它所实行的集中赦免,不过也没有民族排外主义,民族排外主义是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特征。     
    这个合作帝国将提供一个国内政治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国家在政府中都有一个份额,在这个政府中,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政府中,管理原则不是民族原则,而是法律原则。中央同地方必须有最起码的联系;“帝国官员们”必须受到控制、负责任,必须是这个联盟的公仆,而不是主子。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像它的组成部分一样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像罗马帝国一样,这个联盟将为它的公民提供一些法律、一些金钱,偶尔也提供道路。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憧憬能否实现。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核武器的秘密竞赛正在进行。在前现代世界里,集团犯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获得的利益比国家获得的利益还大,速度还快。 也许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为建立美国帝国而“只争朝夕”、不遗余力的布什政府而言,罗伯特·库珀的“新帝国主义论”为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行动指南。一句“也许时间已经不多了”,更说出了布什总统及其“左膀右臂”——副总统切尼、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等的“心里话”,促使他们加快了构筑美国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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