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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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可见，鲁迅在晚年，批右倾，斥托派，全力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无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信，本书选收了十七封。这些书简虽然不像“致左联人士”，“致版画青年”那样集中和专化，但却更其丰富、广泛，因而也就更可以显示鲁迅的方方面面，更可以全面地看出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来。　　　　
　　　　在这些书信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鲁迅思想的变迁和起伏以及他对改革中国的看法。尽管他的思想变化和改革主张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有限的信函之中，但这些信函却无疑是或多或少地表述了他的意见和看法的。　　　　
　　　　众所周知，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国无常经，社会动乱，婚姻不幸，思想曾长期陷入苦闷。“五四”前后，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勃起而趋向昂奋，崛起呐喊。他在180820致许寿裳信中说：近来“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即是一证。“五四”后，由于国事的蜩螗和新文化阵营之分化，曾再度思想颓唐，彷徨苦闷，甚或有悲观绝望之想。这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分明可见，他常觉自己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有时“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其苦闷已经到了一种“细嚼黄连而不皱眉”的程度。这真可谓是欲生而无路，欲死而不能！但到20年代中期，一方面是他投身于女师大事件的剧烈斗争，另方面是许广平闯入了他的感情世界，他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60617致李秉中信中，他说：“我近来忽然想活下去了”，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么颓唐”。诸如此类的话语，自然还多，但仅就这些只言片语，却也传导了鲁迅思想变化的信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鲁迅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对改革的论述，多见于他的杂文，但在书信中也有论及。在本书所收180820致许寿裳信中，因有感于近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屈辱，他不无激愤地写道：“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傺而死。如此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这种思想，尽管打上了进化论思想的烙印，但坚信中国必会进步的信念却非常可贵。到后期，鲁迅的改革观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350410致曹聚仁信中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机想把它塞起来。”这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阐明了改革必须断然使用革命的手段，并指明了改革和反改革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显示了他获得唯物史观后思想的深刻和正确。　　　　
　　　　鲁迅“致社会各界人士”书，还反映了他对交友、读书、名利、结婚、生育等人生重大课题的主张和看法，具有广博的文化内涵。鲁迅主张交朋友要“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并且要“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是说，只要朋友在政治大方向上不错，就不必计较“小节”。还要随时取其正确的“一段一节”，给予支持和合作，万不可日夜惦记着利害和恩怨。一些事实表明，鲁迅和郭沫若、茅盾的友谊似乎并不深笃，但他在本书360806致徐懋庸信中却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就是极好的说明。正因为此，鲁迅的朋友才遍天下。不但许多外国友人同他频频通信，而且许多青年同他结成了忘年之交。此外，他还救助过许多共产党人。他不赞成青年只读他的书，指出须博览群书，才能吸取到“多方面的优点”（见360415致颜黎民信）。有青年就结婚的利弊和多子的困扰写信求教，他指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的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归根结蒂，只好结婚”（见280409致李秉中信）。婚后生子，亦属必然，“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至于多子，则“当行节育法也”。尽管鲁迅的只生一子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有着时代的不同，我们也不必廉价地尊他为节育的先驱，但他关于结婚和生育的主张，却都是正确的罢。此外，鲁迅关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见本书270925致台静农信）和不同意为他写传记（见360508致李霁野信）的信件，更表明了他淡薄名利的高尚品德。　　　　
　　　　鲁迅“致爱人家人”书，本书收入9封。其中致许广平7封，致母亲鲁瑞2封。致周作人信，因多谈翻译，没有选入，至于致周建人信，则因全部散佚不存，欲选而不能。　　　　
　　　　鲁迅在341206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曾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示什么热烈。”在《两地书》的序言中，又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这些都是实情。因为他俩在通信之初，的确不带恋情，仅是关于学潮、教育乃至人生诸多问题的请益和指导。尽管字里行间表露出相当的推心置腹，但决无异性间的调侃和追求。这在本书选入的250311和250530号信中，均不难窥见。但后来，师生间那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氛渐被突破，传导感情的字句时有出现，这在250629号信中已分明可见。此后，他们经历了约有一年的热恋，也商酌了此后的方针，待到许广平由师大毕业后，遂双双南下。他们本来相约“两年之后再相见”，但因一在厦门，一在广州，又不得不苦苦相思，仅靠了信札的往还传递着思念，关切和温存的恋情。但也不免有因误会而生的“奇想”，甚至是爱情的“危机”。在这些信件中，人们不难看到古老中华为它的子子孙孙所提供的婚恋条件，是怎样的严酷而冷漠，同时也看到鲁迅和许广平是怎样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度过了那以沫相濡的相爱岁月。按照传统的观念，鲁迅已是有家室之人，且已被人尊之为“作家”、“名人”和“导师”，因之，他也就不能不顾忌舆论的压力和谣言的中伤。他还不能不顾虑他的婚变是否会影响他在文坛的地位？甚至他的著作还是否有广大的读者？此外，他尚不能不思虑比他年轻许多的许广平，是否在为自己做牺牲？这一切如乱麻一般在他心中结了许多扣，使他不得解脱。他只有坦诚地同许广平商讨。当许广平以真爱给他以勇气和力量的时候，积压在他心头的许多顾忌才得以消除，他才下定了“我可以爱”的决心。这种情形，我们在本书所选入的261115号、261128号和270111号信中，都不难看到。　　　　
　　　　阅读鲁迅致许广平书，其意义不在于窥探隐私，而在于明白人到底应当如何相爱。假使人们相信人类是进化的，那么也就应当坚信人类的爱情、婚姻以及道德观念也是向前发展的。在蒙昧时代，爱情这个字眼恐怕未必有吧！？在人类走向文明的时代，方才有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但相反的情形也是随处可见的。嫖娼、卖淫的腐败现象，姑且不论。就是被人目为正常的许多家庭中，男性肆意践踏女性的人权，将女性视之为奴仆；或者女性将男性当作摇钱树的情形，并不罕见。不少家庭尚缺少平等相待和互敬互爱，只不过是凑合度日，忍让维持而已。所以，当今的读者捧读《两地书》，仍然会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鲁迅毕生事母至孝，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老母的牵挂之情。尽管母亲按照习俗曾为他包办过一桩极不称心的婚姻，但鲁迅也将这苦涩埋在心底，很少怨恨。他大约平均每月要给老母写两封信，但保存下来的信件仅有48封，而收入本书者，仅二封耳。鲁迅一生的56年中，与母亲分居两地，约有30年。求学、留学和谋生的需求以及对于他并不爱的妻子朱安的躲避，使他多年在外，远离老母。但也有人发出怪论，说鲁迅“爱他母亲甚至到了一种不能在一起的程度，这种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使鲁迅一生选择了逃避母亲的态度”（见《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8月谢泳同志之文）。这种对鲁迅和母亲关系的杜撰，我是不敢苟同的。莫非鲁迅不应去南京求学去日本留学吗？莫非鲁迅不应当去教育部工作、不应当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战斗吗？莫非鲁迅那时有条件将母亲和全家人带在身边吗？撂开这一切，孤立地从现象出发去论说鲁迅对母亲爱到“一种不能在一起的程度”这不等于是在说梦话吗？　　　　
　　　　写信要看对象，要报告对方所关心的事体。一般说来，子女给父母写信，都多谈身体状况、家庭琐事以及孙辈的成长，而较少涉及自己的工作情况、思想变化以及国家大事。鲁迅正是这样。这从本书所选的341118号和360706号信中，均可一目了然。　　　　
　　　　鲁迅“致外国友人”信，本书选收6封。除一封是致苏联版画家的之外，均系写寄日本朋友的。这些信札，内容各异。有婉谢友人邀请出国避难的。例如在330625致山本女士信中，报告了“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在340807致增田涉信中又说：“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日本朋友邀他前往避难，他则说“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去后怕会“引起麻烦”。倘“让便衣盯着去观赏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婉言谢绝。这些信件中，还有报告自己正“满身痱子”，坚持战斗，还有向苏联版画家们报告中国的新兴版画运动，正遭到摧残迫害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鲁迅在白色恐怖的面前的回答则是：“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总之，展读鲁迅书简在不少方面可以获得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而有些意见又甚至是连他的著作也很少或者是根本不曾涉及的。本文是仅就部分信函为例略加梳理草草写就的，内容尚嫌干瘪，论说也失之简单片面，这是要请读者明察并给以指教的。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时代的剪影生活的实录——读《鲁迅日记》

　　　　日记，是作者对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的择要记录。这种自由、活泼、率真的文体，在我国溯源于西汉，肇始于唐代，发展于两宋，鼎盛于明清。1980年4月在扬州西效发现的西汉宣帝时王奉世日牍，虽然文字粗糙，记事简略，但已初具日记的基本形态。在西方，近代意义的日记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17世纪。　　　　
　　　　日记的最大特色是真实天然。作为作者的心灵独语，撰写时并无问世之心，因而从中可以看到明晰的意见，可靠的史料，乃至于个人的隐私。这些都是从存心著述、意在流布的文字中绝对得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日记才成为了正统文学、正统历史之外的一个宝藏，引起了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特殊兴趣；一般读者也可从中享受到不同于一般的阅读乐趣。　　　　
　　　　日记的风格多姿多彩：有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有的缘事生情，缘景生情；有的剪贴摘抄，广摄新知……鲁迅先生的日记则采用排日记事形式，寥寥数语，简单精炼，应属于日记的“正宗嫡派”。不过，鲁迅也有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如《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夜记》；但这在鲁迅日记中属于特例，已归入杂文创作范畴。　　　　
　　　　现存鲁迅日记起于1912年5月5日，讫于1936年10月18日，采用普通毛边纸印成的有黑色或红色丝栏的稿纸，每年合订一本，共二十五本，其中1922年日记在日寇1941年12月逮捕许广平时失落，现据许寿裳录存的片断补入。经电脑检索，总字数为39，4039字（不含标点）。这些日记，忠实记录了鲁迅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的生活状况，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历程的第一手资料，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凝重的文化遗产。　　　　
　　　　鲁迅在谈到自己日记的内容时说：“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真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日，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