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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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杨人在“读者通讯”的“编者答语”中更明确地说：“我们并不拉拢成名作家的大作，……我们坚决地将《星火》作为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在同期的“编辑室谈话”中，他又喋喋不休地说：“第一，如今的文坛被成名作家割据着这一事实，是给证明了，第二，许许多多新进作家有作品而没有发表的园地，亦是给证明了。这使我们这《星火》作为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更是抱了坚决的态度。”他们俨然以新进作家、无名作家的保护人自居，把《星火》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园地”，攻击所谓成名作家垄断文坛。这就是“自己的园地”的来历。
那么，“纳钱五块”，和《星火》有什么关系呢？《星火》的这种挑战，当然要受到反击。在1935年8月号《文学》五卷二期上，就发表了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文章说：“海上滑头商人常有一手把戏，——征求职员，但应征者须缴‘押柜’若干元或入股若干元；‘押柜’或‘股款’缴进以后，你的职业到手了，而且那‘店’或‘公司’成为你‘自己的园地’了，……这把戏钻进文坛据说却是最近的事。据说是在学校中广开法门，凡有投资五元者就可以享受‘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这是那些聪明的先生们整天无中生有地谩骂人家口上提拔新作家而实际专拉老作家以后，‘别出心裁’的嘉惠青年文学者的一番深心。”“向来只听得有人抱怨，因为世有所谓批评家害得他们不能自由创作；现在好了，批评家早已被闷住了出不得声。向来又只听得有人诅咒着文坛上有人把持，以致作品不能自由发表；现在也好了，‘自由’有代价了——大洋五块。”
此文一发，苏汶、杨人等立即在《星火》第四期上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一方面招认《文艺自由的代价》是对着《星火》他们一伙人的，一方面对傅东华进行了气势汹汹的责难和谩骂，用上了“恶毒的用心”、“‘滑头商人’型的市侩”、“统一文坛的卑劣的野心”、“下流的手段”、“酷毒的破坏”、“狰狞的市侩面目”、“文坛的秦始皇”等等字眼。但文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星火》因为是自费出版的缘故，以前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以作基金，这是事实。”随即又辩解说：“但是我们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向来就十分严格，既没有随便拉招，亦不曾公开征求，只以社员的友朋之志于文艺者为限。”而且“出钱的社员的稿件，如内容不佳，仍是不予登载”云云。虽然否认了社员纳钱五元，但也承认了按月向社员征收三元的事实。
苏汶、杨人的攻击左联，由来已久。1932年，苏汶就以“作者之群”的代表自居，攻击左翼文坛“霸占文学”，使得他们这些“第三种人”只好“搁笔”。在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之际，他们却向左翼文坛要“创作自由”，为他们“第三种人”争地盘。杨人也在1932年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什么“无产阶级已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所以他要“高揭我们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分庭抗礼。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曾对他们展开斗争，使得他们原形毕露。现在，他们改换招牌，打着“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的旗号，以“无名作家”、“新进作家”的保护人的面貌出现，继续攻击左翼文艺运动。因此，对《星火》的揭露斗争，实质上是1932年对“第三种人”斗争的继续。
苏汶、杨人这些人，在文坛上的名声已经很臭，他们除了造谣攻击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新鲜货色。因此，鲁迅对于他们，比较多的是采取顺笔一刺，剥露原形的战法，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又如，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在揭露文坛黑暗现象时，又顺手举例，以“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掏腰包”呢，因为他们在《星火》“前致词”中说：“我们这刊物是根本没有摸出钞来的老板的；如果非要有老板不可，那么我们的每个同人就都是老板。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多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所以鲁迅以“卖穷和富”来概括和讽刺他们。
“倚老卖老”
在《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中，鲁迅说：“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乎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做‘倚老卖老’。”
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是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中有些人，对鲁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攻击态度，甚至在鲁迅的年龄上做文章。那么，在1935年，又是谁把年纪大作为一种罪状，不分是非地对老作家进行攻击呢？查清这个背景，对于了解当时的文坛斗争，理解本文都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攻击老作家“倚老卖老”，见之于1935年《星火》月刊第四期巴山的《文坛三家》一文。而这篇文章，又是对着鲁迅的杂文《文坛三户》而发的。
1935年6月6日，鲁迅发表了《文坛三户》。文章揭露当时的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而由于“时势的飞速的变化”，一些人“暴发不久，破落随之”，于是又有“破落暴发户”的出现。鲁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勾勒了这些作家的本质及其表现特征，并断言，“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这篇文章，立论深刻，分析透彻，击中了当时文坛的阴暗面的要害，很刺痛了有一些人的。巴山的《文坛三家》就是反应之一。
《文坛三家》一开头，就引了我们在上面所引的《文坛三户》中的话，说是“我于此有感焉，作《文坛三家》”，“那三家？教授作家，版税作家，编辑作家是也。”
《文坛三家》在文中引了许多《文坛三户》中的话，含沙射影，对鲁迅进行攻击。如在谈教授作家时就说：“但文坛上的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者，却并不一定因为他先前总有一点如上所述的凭借，如得了官费出洋留学镀了金镀了银回国以后弄弄笔墨成为作家的人，他就不是凭借着‘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或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
“倚老卖老”是巴山在谈到版税作家时说的，那就更明显地对鲁迅进行造谣、污蔑、攻击了。文章说：“文坛上另有一种作家，自由自在，优哉游哉，出则‘云飞汽车’，住则洋楼整座，不但不用巴结人，而且有人去巴结他，甚至有的还成了‘文坛闻人’，收徒弟作‘老头子’，他是靠版税过活的人，名曰版税作家。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不干创作，而且利已得，名更重，虽生活已如贵人，言论偏要激昂，而其实正是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之辈罢了。”还说什么：“只是一味跟着激昂青年乱喊乱叫”，“在激昂青年看来，大模大样，俨然导师”等等。
这个巴山是谁呢？为什么对鲁迅如此造谣污蔑呢？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揭出是“上海的青年作家”。而《星火》社正是以“青年作家”自命的，在《星火》创刊号的“前致词”中写着：“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们的答话是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星火》的编辑是苏汶、杨人、韩侍桁三人。这个巴山，在《星火》上不仅常有文章，而且每一期上都写有不少补白类的“文坛偶语”，显然不是一般的投稿者。现在查明，巴山，就是《星火》编者之一杨人。
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杨人是一个颇为有名——臭名昭著——的人物。他1925年混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太阳社，任过《太阳》月刊的主编。左联成立时，他参加了左联，又参加过剧联，还担任过剧联第一任的党团书记。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的，这是那种“翻着筋斗”的“革命作家”，“激烈得快”，“颓废得也快”。当国民党对左联的压迫、摧残加紧时，他就显出了原形。1933年1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对党大肆污蔑攻击，宣扬叛徒哲学。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罢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并声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此后，这个无耻的叛徒与“第三种人”苏汶等混在一起，继续恬不知耻地在文坛活动，或装疯卖傻，或化名攻击，干着破坏左翼文艺运动的勾当。
明白了巴山就是杨人，我们对于《文坛三家》中的造谣攻击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奇怪了。因为这些正是这个“革命小贩”的惯伎。早在他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就化名“小记者”，在小报上造谣说鲁迅得了南京政府的文学奖金，大开汤饼会等等。他在左翼阵营中爬开去后，也曾化名柳丝发表《新儒林外史》，自称“小将”，污蔑和攻击“老将”鲁迅。现在他写《文坛三家》，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对于这位杨人，鲁迅曾写了《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勾画了他的“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的丑恶嘴脸，指出他的叛党“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又写有《青年与老子》，嘲讽了他的“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的叛徒哲学。鲁迅还在《〈伪自由书〉后记》和《〈准风月谈〉后记》中，作为阴面战法之一种，录存了杨人的一些“妙文”，使读者对于“‘改悔的革命文学家’的标本作品”开一眼界。
杨人把鲁迅对于文坛黑暗的揭露批判，用“倚老卖老”来概括之，这是混淆黑白，掩盖黑暗的手段之一。鲁迅在《六论“文人相轻”》中指出：“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将，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正是因为鲁迅坚持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包括对杨人之流的揭露批判，这才引得杨人如此狂吠。
在《六论“文人相轻”》中，鲁迅也就在“卖”字上把文章做开去，继续毫不留情的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上和文坛上的种种黑暗，其中包括《星火》和杨人之流。文中说：“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就是对杨人及其叛党自白的进一步嘲讽和鞭挞。又如，鲁迅说：“有的就是衔烟头，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估且叫他‘卖俏’罢”，指的就是《星火》社的苏汶、杨人等人。正是他们，在《星火》上口口声声以青年作家自我标榜，一会儿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一会儿又是“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说得真令人有点肉麻，而又唉声叹气、顾影自怜于自己们的怀才不遇，据说“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个发表的机会，也像是抽彩票一样的困难”。这些少年哥儿们简直是被成名的老作家压迫得在偌大的文坛上连“应有的立足地”也没有了。
30年代文坛上的斗争，是有着分明的是非的，这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杨人之流心造出一个老作家压迫青年作家的幻影，是企图混淆黑白，把水搅混。鲁迅严正地指出：“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表现了对这些无耻的“卖俏”之徒的极端鄙视。
（原载《鲁迅研究资料》第6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谈《集外集》
在第一期的《海燕》上，读到了鲁迅先生的《题未定草》第六章中说：有人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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