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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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概谈话佳者，都有一种特点，都近小品文风味。如狐怪，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中西民族之不同，琉璃厂的书肆，风流的小裁缝，胜朝的遗事，香椽的供法，都可入谈话，也都可入小品文。其共同特征在于闲适二字，虽使所谈内容是忧国忧民时，语重心长，但也以不离闲适为宗。”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林语堂的“闲适”，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谈狐怪，说苍蝇中去，如果不能忘怀于国家兴亡，民生痛苦，他也要你把这些只作为一种闲谈的材料，不能离开“闲适”两字。他把有闲阶级的“闲适”，作为小品文的基础，说：“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大概小品文与谈话的艺术，在历史上都比较晚出，就是因要有闲阶级为背景”。他甚至信口开河地把“闲适”和共产主义挂起钩来，说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希望有闲能够普遍。所以有闲并无罪，善用其闲，人类文化乃可发达。”
至于“鼓吹烟茗”的文章，在《论语》、《人间世》中就更多了。例如《论语》第四十期，有刘大杰的《说抽烟》，《论语》四十一期，有青田的《烟与清代文人》，《人间世》第一期，有徐的《论烟》，《人间世》十六——二十期，有陈子展的《中国人吸烟考》连载。刘大杰鼓吹说：“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哪一篇好小说，有哪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青田鼓吹说：“直接予纪帮助，间接予四库全书成功的，却是烟草罢。烟草的功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就不易埋没了。”徐的《论烟》，则更把吸烟与文明联系起来，他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吸烟史前是何等迟缓？而在史后是何等的迅速呢？”“凡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不吸烟者要是有一千分之一，那才是咄咄怪事！女子在文化上少贡献，我不相信不是少吸烟之故，女诗人李清照如果肯多多吸烟，那她的诗词必能更光耀万丈”，因为“烟在一方面是助人以进取的精神，他方面则是给人以疲倦的安慰，她在一方面是起科学的作用，他方面是收艺术的功效的。”
鼓吹喝茶，当推周作人。他早在1928年的《雨天的书·喝茶》中，就是“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得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他的发表于《人间世》创刊号的《五十自寿诗》，也在茶字上做文章，说是“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喝苦茶。”此后的《人间世》上名人们对周作人的许多诗，也无一不在喝茶上翻新花样。
林语堂等人的“赞颂悠闲，鼓吹烟茗”，看来似乎是飘然出世，其实呢，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其“功用”在焉。所以，鲁迅深刻地指出：它“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含蓄地揭露了现代隐士们在“悠闲”、“烟茗”下的世俗利害的实质。
第三，鲁迅在文中还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这也是对林语堂等现代隐士们的揭露。文中的“宇宙”、“苍蝇”，显然是对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所说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讽刺。而“奋袂而起”的事，也是有许多例子可举的。例如，1934年，由刘大杰校编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出版了，但其中有不少标点错误。曹聚仁发表了《何必袁中郎》、《标点三不朽》、《谈标点古书》等文，对刘大杰的标点错误进行批评。林语堂就于1934年12月在暨南大学演讲时，大骂曹聚仁是“没有人格”、“没有家教”、“开口就骂”、“骂社会”、“骂名流”、“甚至连我和刘大杰都骂到”、“可恨”、“好象妓女一样下贱”。提倡“幽默”的林语堂，这时候一点不幽默了。事情涉及到他们一伙，他就泼妇骂街般地骂开了。这篇讲演在《论语》五十七期上发表时，题名为《做文与做人》，把这些骂人话都删去了。为此，曹聚仁还写了一篇《我与语堂先生往还的始终》以揭露真相。
对林语堂等“论语派”的斗争，是30年代文艺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之一。林语堂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为阵地，讲幽默，谈性灵，说潇洒，赞颂悠闲，宣扬隐逸思想，鼓吹明人小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起着粉饰太平，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鲁迅曾写了许多文章和他们斗争。《隐士》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
“骂倒了一切古今人”与“袁中郎”
鲁迅在《招贴即扯》中说：“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开年正月，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这位工愁的人物是谁呢？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没有注释。经查，他就是论语派的林语堂。他在《做文与做人》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指责他所谓“骂人”的“现代文人”，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象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林语堂在古人中特别提了袁中郎，还不是没有原因的。1933～1934年，林语堂等人对于袁中郎的宣传，实在是很热闹过一阵。1934年，他们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并在《论语》上大登广告，广告中说：“经刘大杰先生将中郎诸集，搜罗无遗，细心校刊，始成此最完善之全集。复经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阿英诸位先生校阅作序，尤为难得。现因篇幅过多，改分中装六册，并加标点，用仿宋字及上等宣纸精印，古雅绝伦。”他们在《论语》上以“幽默文选”栏刊登袁中郎的文章。他们发表了许多颂扬袁中郎的文字，尤其是林语堂，几乎言必称引中郎。林语堂还在1935年1月《人间世》十九期的“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栏中，特别写上《袁中郎全集》，并加注说明道：“自来我读书少有如此咀嚼法。在我读书算一种新的经验。”
那么，林语堂等宣扬了袁中郎的什么呢？
在为人方面，他们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潇洒浪漫的处世态度。林语堂在《说潇洒》1935年2月《文饭小品》创刊号。中说：“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璞，保和持泰等。”而在所举的作家中，就有袁中郎。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1934年10月《人间世》十三期。中说：“中郎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他在苏州做了一年多官，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他时时刻刻想辞官不做，想到山林里去，追求他那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后来，他费了无穷的气力，辞去了县官，同几位诗酒朋友，到浙江去游山玩水去了。”张汝钊的《袁中郎的佛学思想》《人间世》二十期。一文，也是强调袁中郎不愿做官，辞官以后，“朝夕潜心研究”佛学，“不问世事”，“受了当时禅净二宗的洗礼了”，“是‘禅净双修，定慧具足’的出格豪杰，所以他的襟怀自然有一种不能用言语来谨表的霁月和风状态，与一团活泼地精神”，简直把袁中郎说成是超然世外的佛门弟子了。并说他因此而受到了“一般头巾气——自命为主持风骚的儒臣”的攻击。
在文学方面，林语堂等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性灵”说。林语堂的《论文》1933年4月《论语》十五期。和《论文下》1933年11月《论语》二十八期。是两篇系统宣扬“性灵”文学的文章。文中他引了袁氏三兄弟关于“性灵”的许多话，然后加以发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也说：“重性灵，这一点，可以说是中郎文学的精髓。性灵便是今人所说的情感和情趣。……文学没有性灵，文学便是死的，譬如人没有灵魂，人也是死的一样。所以中郎对于这一点，特别重视。”与此相联系的，林语堂还宣扬袁中郎“提倡本色之美”，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君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说本色之美》，见《文饭小品》第六期。；推崇袁中郎“赏识《金瓶梅》，……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说潇洒》，见《文饭小品》创刊号。。林语堂等当时正在提倡小品文，袁中郎的“性灵”小品，是他们奉为楷模的，刘大杰就说：“小品文实为明代文学之精华也，……中郎全集……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章。”《春波楼随笔》，见《人间世》创刊号。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袁中郎有潇洒飘逸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他还有关心世事的一面。他的性灵文学主张，在反对当时的文学拟古主义潮流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方面，却是比较的被忽视了的。而林语堂等竭力宣传袁中郎的出世思想，宣扬他的表现士大夫情趣的“性灵”小品，对“性灵”加以唯心主义的发挥，这正如有人宣扬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断定陶潜“混身是‘静穆’”一样，是一种对古人的歪曲。当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在国民党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处境下，宣扬这些东西，对广大读者起着极其有害的作用。因此，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理所当然地对林语堂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骂杀与捧杀》、《读书忌》等文中，就对他们宣扬“性灵”、歪曲袁中郎、掩盖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现实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揭露。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指出：袁中郎“这一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3）
阿英当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袁中郎与政治》1934年《人间世》第七期。中说：“中郎这一顿冤枉，主要的是吃在现世的一般借他作掩护的人身上。他们没有正面黑暗的勇气，没有在白刃当前反抗暴力的精神，于是拖出一个死中郎，来作自己的盾牌。——其实袁中郎尸骨虽寒，遗集宛在，他一生之中，何曾象是一般人，把‘时事’忘却来！”
鲁迅等的揭露，使得林语堂等人“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于是引出了他在《做文与做人》中的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的一段妙文。
《招贴即扯》就是鲁迅针对这一段妙文，对于他们歪曲袁中郎的进一步批判。对于林语堂的“骂倒了一切古今人”的怪论，鲁迅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鲁迅这篇文章，做的也就是揭穿假面的工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从而撕去了林语堂等挂着袁中郎招牌的假面，暴露了他们歪曲袁中郎、贩卖论语派货色的蛀虫本相。
围绕袁中郎的斗争，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和林语堂等的论语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招贴即扯》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人相轻”
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说：“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
这个提出“文人相轻”的口号究竟是谁？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未作注释。我们查了一部分当时的报刊杂志，发现“文人相轻”见之于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发表于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这是他在暨南大学演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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