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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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伪自由书》是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分析时事，揭露敌人，批评社会的有力的文学武器，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既丰富深刻，又生动具体的反映。
真与美的杂文艺术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已经成为成熟的，形成了具有自己稳定的基本艺术特征的文体。但是这种基本的艺术特征又是通过不同杂文篇章的丰富多彩的特色而表现的。《伪自由书》的篇章都是鲁迅遵循真与美的艺术原则，以辛辣的讽刺、睿智的幽默、鲜明的形象和严谨的文笔创作的文学佳品。鲁迅赋予深刻的思想以艺术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杂文艺术的美学价值，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取得了教育人民，揭露敌人的巨大的社会效果。
鲁迅杂文政治上的战斗性、尖锐性是以艺术上的真实性为基础的。即使是讽刺，也离不开真实。鲁迅曾明确指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伪自由书》的辛辣的讽刺，就是以真实为精髓的。鲁迅善于抓取生活中常见的事实，“特别一提”，赋予它讽刺的生命。“特别一提”，说的是艺术处理，即“同一事件，在拉杂的非艺术的记录中，是不成为讽刺，谁也不大会受感动的”，还必须“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在《伪自由书》里，鲁迅常常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现象，捕捉其最富特征之点，与历史上或现实中的类似事件和现象相对照，做比较，以彼推此，相谐成趣，取得精炼与夸张的讽刺效果，给读者以启发。他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反动文人的既无行又无文和靠舞文弄墨掩盖其不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的“武人不武”的揭露（《文人无文》）；对吴稚晖一类“药渣”和“民族主义文学家”之流“新药”的嘲讽（《新药》）；对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相配合，屠杀中国人民，毁灭中华民族的罪行的挞伐（《中国人的生命圈》）；对以“战略关系”、“引敌深入”为借口，引狼入室，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卖国集团的痛斥（《战略关系》），无一不是根据已有的实事或会有的实情，通过精炼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讥刺对象的本质特征加以集中、放大、突现，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使读者从嬉笑怒骂的艺术妙趣中领会文章的锋芒所向，认识被揭露批判的对象的本质。
在讽刺固属犯忌，幽默亦应归天的国民党反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伪自由书》的某些时评文章也不得不“更加婉约其辞”，然而，语意虽含蓄，却并不减其“干犯豪贵”之锋芒。鲁迅挥洒他幽默之笔，旁征博引，谈古论今，说东道西，风趣多姿；幽默而不流于油滑，含蓄而不失之含糊。正如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一样，在鲁迅的笔下，幽默的灵魂也是真实。他曾形象而透辟地阐释说：“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下）》。这段话以蕴含幽默意味的事例，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幽默。鲁迅认为离开具有幽默特质的生活现实，故意编造笑料；搞语言游戏，便不免要“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他严格地区分幽默与讽刺、滑稽、玩笑的界限，指出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不过是庸俗的玩笑而已，因此他曾说：“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其实这恰是鲁迅对当时不准真正的幽默文学存在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冒牌幽默的帮闲文学的批判，而鲁迅是善于发掘生活的幽默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为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杀出一条血路，鲁迅杂文充分发挥了幽默的作用——捕捉生活中的幽默材料，加以提炼，用来嘲讽、揭露敌人。恩格斯曾经把英国费边派在工人运动中的丑恶表演及其失败，视为生活的嘲弄、历史的幽默恩格斯1893年11月11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伪自由书》的《止哭文学》、《现代史》、《大观园的人才》、《逃的辩护》诸篇，看来也无一不是把生活的幽默和历史的幽默现诸笔端的佳作。生活的绝妙讽刺是，歪曲现实、粉饰现实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却总是被生活现实所嘲弄，在现实面前原形毕露，留下历史的笑柄。从《大上海的毁灭》的“民族主义文学”到《提倡辣椒救国》的“止哭文学”，从起用杀气腾腾的“老旦”到拉出刁声浪气的“花旦”，都是他们黔驴技穷的失败记录；大学生“自行失足落水”的谎言和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政治把戏的破产，都是一切欲玩弄生活和历史的反动势力，必将被生活所嘲弄的明证。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生活的幽默的历史作用，说这是“在历史发展中开辟道路的巨大的幽默”恩格斯1892年7月7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信。。把生活的幽默和历史的幽默现诸笔端，这就是鲁迅的幽默——真正的艺术的幽默。这是那些以幽默相标榜，而实际却流于“说笑话”“开玩笑”的林语堂等人所无法企及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从来也夺不过去的。”恩格斯1883年5月22日给约·菲·别凯尔信。
一般说来，时评文章最易流于抽象的议论，严肃有余而形象风趣不足。《伪自由书》虽大多为时评文章，但是却具有鲜明具体的形象性，即“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所谓“类型”，不同于小说、戏剧里的典型，鲁迅解释说它“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恩格斯1883年5月22日给约·菲·别凯尔信。文学的典型是作家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而又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表现一定阶级的人的艺术形象。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和丰富的社会意义。鲁迅杂文的类型，不是艺术的虚构，而是作者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现实生活中实有的某一类人和事的某些特征予以艺术的描写、刻画，使其更形象、更鲜明、更带普遍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像和标本。它既画出了现实的具体人的影像，又有概括意义，照出了社会上与其神似的人。它虽然没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绝不是所谓典型化不足的类型化。在鲁迅杂文里，这种类型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地说，在一篇文章中形象地描绘出某一类人和事的一个侧面，突出地刻画出某个特征，具有广泛的认识意义，都可说是类型；狭义地说，则是纵观每篇文章里所描写的某个侧面和某些特征，合成出某一类人和事的图像逼真、特征鲜明的完全的具象，如鲁迅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咀，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鲁迅：《准风月谈·前记》。这是完全意义的类型，有的简直可以当作某种典型看。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鲁迅杂文的类型。鲁迅杂文对封建复古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批判，可以说每一篇都是重点突出、形象鲜明的标本，而合起来，当年章士钊这个名字“在鲁迅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叭儿狗”的形象，在鲁迅杂文中也已经成为买办文人的专有代名词了。《伪自由书》在写类型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集中地描绘了反共卖国者的形象。在它的许多篇章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丑态、言行跃然纸上，综观全书，一幅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卖国的投降主义嘴脸便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干的却是借口“诱敌深入”，誓不抵抗的勾当；他们只在“腹地里炸，炸，炸”，“安内”而不“攘外”；他们弃城失地，却煞有介事地指责大学生逃难；他们勾结日寇，丧权辱国，却栽诬无辜少年。他们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如果说《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封建复古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洋奴文人的形象，那么《伪自由书》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丑恶形象。这三种形象，堪称鲁迅杂文里的三大类型。
鲁迅杂文素以语言文字精美著称。鲁迅一向讲究语言文字的警辟、准确、生动、简洁、顺口，他说：“我做完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像《伪自由书》这种政治性很强的短评，鲁迅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也是字斟句酌的，在编辑成集时，几乎每篇的文字都做了润色修改，仅《观斗》等十六篇文章里便有一百一十六处改动，可谓精益求精。如《电的利弊》中的几例：原文“至近年”、“其中记拷问教徒情形”、“四周生火”、“慢慢的熏烤”、“火刑”、“文明人”、“本地”、“苦人”等，成集时改为“到近几年”、“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火刑”、“现在之所谓文明人”、“上海”、“被压迫者”等。这里或改文言为白话，或增减一字，或更动标点，或变换用词，从而使文字更晓畅，状物更贴切，批判更有力，主题更鲜明。
上述几例已足见鲁迅对待杂文写作的严肃态度。他既把杂文作为对社会现实做出直接、迅速反应的感应的神经、针砭的武器，又从不忽视它的艺术价值。集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鲁迅，他总是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认识和表现客观世界的方式，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在杂文写作过程中，以逻辑思维为主导，补之以形象思维，从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题材选择到文字运用，都刻意进行艺术的思考，赋予他的杂文以高度的艺术性。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其诞生和成长的早期，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实践者，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好的理想和革命发展的现实所激动、鼓舞，积极创作反映革命斗争现实的作品，努力为政治斗争服务。他们为了冲破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对文学的垄断，为了反对忽视文学内容，单纯追求语言文字的美，玩弄艺术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曾经矫枉过正，低估了表现形式的作用，忽视了艺术技巧，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鲁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泰斗，他的理论认识和创作实践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高超。他既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形式主义，又批评革命文学创作中某些忽视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科学地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力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达到了正确、深刻的思想内容同完美、高超的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的独特作用。《伪自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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