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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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议论是从小事小问题入手，在人们不以为病，不觉其苦的地方，指出其病苦，以新文化，新道德观开拓出全新的思想境界，有着巨大的思想启蒙力量。叙事简明，议论切要，去芜存精，尽量用联想代替逻辑推理，读后有着沉睡的意识与情感重被唤醒的清新之感。如：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转转，没有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会使他们与新时代不合。
……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一个寻常的教育孩子的问题，经作者对常见不怪的生活现象的观照叙述，竟让人悟出了是一个要变“孩子之父”为“‘人’之父”的社会思想革命的问题。“人之父”的崭新观念唤起了人们对长期习惯于“孩子之父”的经验的反思，对于宗法制下的父子之情的重新审视。作者对“人之父”与“孩子之父”新旧两种观念的对比择取，使人们从对经验的自省中去理解新文化精神。
我国传统的“说体”，如韩非的《说林》，刘向的《说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叙议大多泾渭分明，以叙为主，议附着于叙，议的作用是点题。这种议虽有画龙点睛之妙，但毕竟显出思维的拘谨，除点题外，作者可能再难于生发出什么议论；虽有曲包的余韵，却少了理性的思辨，读后留下的主要是那颇为生动的小故事。现代人的理性思辨必然要改变这种只求直观生动的叙事。鲁迅的随感体，有叙有议，但叙只是议的引线与依托，目的是借题发挥。他的叙，不只是事象的摹态，更重要的是事象的关照。他的关照的叙事，是在呈示世态之本相时，将人引入一种思辨的动情的境界中。如我们上面所引鲁迅对任孩子“在街上转”“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的世态陈述，显然也是对社会之文化的心理的关照，看到这几个“转”字，真令人感慨万端，从这种关照的叙述构成的特定情致中必然会生发令人思绪绵绵的精警之论。
其次是格言体。一部《热风》，处处闪现着蕴含新文化精神的格言。善于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结晶为警策的格言，这是鲁迅的思维特色，也是他的天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将鲁迅与尼采并论。其中有些格言，也的确烙着尼采思想的印迹，如“‘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宣战”《随感录三十八》。，这的确有着尼采超人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民族自我反思的历史内容和构想民族心理素质革新的精神。提倡“个人的自大”，就是使人意识到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义务感，反对对民族危机、社会改革取旁观的态度；敢于怀疑，敢于冒险；不媚俗从众，不苟安现状；努力进取，追求成功。当人们需要从纲常名教，从因袭的旧思想旧观念中脱壳而出时，提倡这“个人的自大”实在大有必要。可以这样设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如若没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批具有现代人格心理素质的战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惮以天下学究为敌，敢发惊世骇俗的议论，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则是视一切卓尔独异的革新者为异己，侈谈“爱国”却不承担义务，任民族沉沦旁观冷漠，不图革新，苟安自保，从众随俗，诡易圆滑。鲁迅提出“个人的自大”就是对混沌的乌合之众自大的反省与拨正。
跳跃式的思维，格言式的论说，《热风》的这一特色与尼采的格言体相近。其中的有些篇什，如《随感录四十九》、《随感录六十五·暴君下的臣民》、《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等，用一个相续的思想线索，串起组组闪光的格言，璀璨如粒粒珍珠。有的是内心独白，有的是内心对话，是哲理的，也是抒情的。尼采说：“用心血写成的东西和箴言，并不想被人朗读，而希望被人记住。”戚仁译：《上帝死了——尼采文选》；上海三联书店。这或许也是鲁迅的目的。
鲁迅从不以思想家和青年导师自居，因而不写只在教训人的道德箴言，他的箴言也不是那冥思苦吟的言语的雕刻品，而是不事雕琢的璞玉，是人格精神的必然闪烁，因而才是自成一格的鲁迅式箴言。
再次是寓言体。寓言是讽刺文学的形式，也是我国散文的传统样式。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论辩之文中，往往大量吸收神话、民间传说，改造成有深刻寓意的故事，而成寓言，用以阐明事理，互相驳难。为鲁迅所深爱的庄周、韩非就是先秦著名寓言家。庄周自称其文“寓言十九”，他的寓言富于哲学的玄思，是带刺的花；韩非与人辩论、说理，多用寓言，他的寓言富于思辨，较多含沙射影的政治寓言。先秦以来，寓言就是我国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热风》中的《智识即罪恶》即用寓言形式驳斥嘲笑否定知识的虚无哲学。作者选取了佛教关于阴司地府的传说，设拟智识者“我”死后在阴曹地府受罚的荒诞故事，揭露了虚无哲学与封建蒙昧主义同出一辙的实质。传说中的神鬼题材与现实题材交错展开，彼此印证，成讽喻性很强的现代寓言。如下面一段阴府的描写：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
“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将荒诞的地狱传说还原为现实生活，鬼与人交错一体，地狱与人间叠合一处，荒诞的传说艺术化为荒诞的寓言，讽刺的锋芒直指人间地狱的统治者，权贵，把对虚无哲学的讽刺深化为对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政治批判。这个寓言使人很自然联想到《庄子》的《至乐》篇中那个““空骷髅”的寓言，也使人联想到但丁的《地狱篇》，但鲁迅将梦境现实化则比庄子更多了一层想象，将地狱还原为现实人生则显现出看不见的人间地狱精神奴役真相，写出了但丁未能写出的精神地狱。
最后是散文诗体。鲁迅无意以诗人自名，但他是“艺术的哲学家”，艺术与哲学的联姻即是诗，所以他的随感录其实都可当诗来读：那冷中含热的情韵，那领悟不尽的言外之意，那令人叹服的新奇联想，会使一切徒具形式的诗黯然失色。周作人曾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典文里的序，记与说，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周作人：《谈虎集·美文》。其实，他所说的“美文”在鲁迅的随感录中已出现。我们试读读写于1919年元月的《随感录四十》，能说不是“美文”，不是诗吗？“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便鸱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这已不是将情与诗隐于论与理中，而是直接动之于情，抒而为诗。评论家的鲁迅时而是诗人的鲁迅，于是我们读到了诗：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流动而且歌吟的云……
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且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为“俄国歌剧团”》。
一边是俄国歌剧团“美妙而且诚实”的表演，一边是与现代艺术绝缘的古都国民对艺术的亵渎，置身于其中的作者不能不为这巨大的审美反差而悲哀，而愤怒，并不能不将这情感体验突进到民族文化深层而反思，不能不用诗的讽喻抒写出对精神如沙漠的古都国民的忧愤，这是讽刺的诗化，诗化的评论。直陈胸臆，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悲哀里藏着抗争：“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鲁迅的随感录，就是一个歌人唱出的忧愤与反抗：“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1992125荆州师专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8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1）
《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是鲁迅亲手编辑出版的大革命时期创作的两本杂文集子，是我们研究鲁迅当时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曾经热气腾腾的北京新文苑，一时呈现一片寂寞的古战场景象。1925～1926年，由于受到南方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鼓舞，北京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面。现实生活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锻炼了鲁迅，他跃马横枪，无畏地投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华盖集》及其“续编”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战斗历程。
对这两本杂文，当时有人感到头疼，有人肆意诬蔑，说什么“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闲话》；载于《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也有人劝鲁迅“不要做这样的短评”《华盖集·题记》。；这些事实，说明它们在现实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有些读者却以为它们是攻击私人的文章，不理解其意义。对此，鲁迅说过：“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51页。这除了其中很多杂文都直接、间接地跟陈西滢之流斗争这一原因外，“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故意把鲁迅杂文歪曲为揭发“阴私”的文字，“刀笔吏”的“构陷”，把原则斗争硬扯到私人恩怨上去，也有密切关系。鲁迅跟陈西滢之流的斗争，是围绕“女师大风潮”展开的。乍看起来，他们之间的论战，似乎有点感情用事，意气之争；实质上，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两种社会力量、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他们之间斗争的特点和性质。
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内容和意义，人们已有很多阐述，本文不想赘述。这里准备从另外几个问题上来考察这两本杂文的思想和意义。
从着眼思想革命到瞩目流血斗争
1924年11月，早遭国人共弃的皖系头目段祺瑞在直奉战争中，趁机爬上临时执政的宝座，皖系政客，安福余孽，纷纷窃据北京政府的要津。段祺瑞上台后，就大刮尊孔复古妖风，春秋二季，举行祀孔典礼，甚至对于“关岳”（关羽、岳飞），国务会议还作出派海军总长林建章“恭往致祭”的决议《公推海长林建章恭祭关岳》。《京报》1925年9月16日。。一时间，“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有些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有些市民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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