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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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它们犹如植物学中通过年轮研究树木，医学中通过切片观察细胞，显然都和近代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社会生活愈来愈趋细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愈来愈受到人们关注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文艺思潮被介绍到封建半封建的中国，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化跨出的重要一步。但是，鲁迅小说写平凡的普通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外，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特定的时代的新因素。鲁迅是1918年5月起发表白话小说的。当时中国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不仅现代民主主义思潮扩大了传播，而且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色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1918年3月间，刘半农在《中国之下等小说》的讲演《中国之下等小说》为刘半农1918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之讲演。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指出：“今后的世界，无论狭义的贵族、广义的贵族，都已有不可不消灭之势。我们对于文学之眼光，也当然从绅士派的观念，转入平民派的观念。……我辈要在小说上用功夫，当然非致力于下等社会实况之描写不可。这下等社会之实况之描写，凡未在做小说时尝过甘苦的，多把它看得很容易，以为下等人之生活思想异常简单，把我辈文人的思想刻画他，万无不象之理。不知心中存了这含有绅士派臭味的念头，他的著作，便万万不能与下等社会的真相符合，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今欲探求下等社会之真相，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便是自己混入下等社会，求直接的经验；第二，求之于下等小说，间接的以他人之经验为经验。”在这个讲演的末尾，刘半农还明确提出：“要创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使今后之文学与今后之世界趋于同一轨道”。同年四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也提出新文学作品可描写“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小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同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刊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同时，又发表《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等文，实际上鼓吹文学与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不管这些作者中有的人后来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不管他们当时有些想法多么幼稚、多么肤浅，新文学运动倡导者自1918年起纷纷提倡写下层人民、写工人农民，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新变化，说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正在到来。而鲁迅，就是首先在小说创作上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开启了这个革命性变化之端的作家。列宁曾经这样赞赏列夫·托尔斯泰：“在这位伯爵以前，（俄国）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转引自高尔基：《列宁》，《文学写照》；第42页。这段文字亦见于罗稷南译的高尔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第68页；三联书店；1950，译文稍有差异。鲁迅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了普通劳动农民的小说家（《水浒》写的是市井小民和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劳动的农民）。
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平等、友善、感同身受的真诚态度，真实地反映了普通劳动农民在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极端痛苦，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思想对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严重毒害，从而发出了震人心魄的反封建的呼声。少年时代活泼可爱的闰土，由于“兵，匪，官，绅”的长期压榨，加上“多子，饥荒，苛税”，竟“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承认命运，像大地一样默默地承担着一切重负，只对香炉、烛台之类发生兴趣。《阿Q正传》里那个很肯劳动而缺少觉悟的主人公，在赵太爷、钱太爷统治的未庄，失去了一切生计，连姓赵的资格都被剥夺，参加革命当然更不被准许，最后只能落一个受诬而致枪毙的可悲结局。《祝福》里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却连这点最卑微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只能在肉体受尽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笑凌辱后，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更使人震惊的是，祥林嫂不仅生前受尽痛苦与折磨，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受锯刑）。鲁迅就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揭露了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极端野蛮残酷。在表现农民所受封建压迫的痛苦方面，鲁迅小说达到的深刻程度，确实是前无古人，而且很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
正是从代表农民和广大被压迫人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鲁迅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决裂的精神。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这种强烈憎恨的感情，也正是鲁迅对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思想的感情。鲁迅在1926年写过一篇小说叫《铸剑》，可以说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感情。小说的主人公眉间尺为了向专制暴君报杀父之仇，宁愿割下自己头颅交给黑衣人，黑衣人也决心牺牲自己来完成烈士的遗愿，最后，眉间尺、黑衣人连同暴君的三颗头颅在沸鼎中扭、撕、咬，直到把暴君的头颅撕烂，其他两颗头颅也才甘心毁灭。我们不妨把这看做是鲁迅反封建彻底性的形象表白。这种彻底性是以现代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乃至接受了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具备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鲁迅小说与中国古代、近代一些具有不同程度反封建倾向的作品的原则区别。《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富有民主性精华、成为古典现实主义高峰的伟大作品，然而书中的民主主义成分，毕竟仍被“天命观”（实即意识化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厚壳紧紧包裹着，并未破茧而出，达到否定封建制的高度。它的作者，主观上仍想“补”封建社会的“天”。而鲁迅却是“塌天派”。他小说中的反封建精神，是彻底的不妥协的。《狂人日记》对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用“吃人”两个字做了概括，召唤人们从根本上推翻它；小说通过狂人之口，公开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可以说，贾宝玉叛逆精神已经止步了的地方，对于狂人，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这种差异，正好量出了鲁迅小说同以前一些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品之间的时代距离。
然而，鲁迅小说真正的现代内容，远不止于真诚同情农民的痛苦，要求坚决彻底的反封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待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弱点的态度上。鲁迅在小说中，清醒而沉痛地表现、批评了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本身的弱点，如中年闰土的麻木保守和迷信无知，爱姑的眼界狭小和对地主阶级人物存有幻想，华老栓一家的愚昧以及对政治（不管是哪一种政治）的冷漠，等等。特别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尖锐地批评了阿Q那种以未庄人的眼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把革命单纯看做分富家财物，不能正确区分敌友，只图实现狭隘报复之类的思想。对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何种态度：是友善地批评教育，还是鄙视地加以打击，或者相反，一味地给以保护，不惜把弱点当作优点来鼓吹，这里区分着现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托尔斯泰式的宗法制小农几种不同的立场。鲁迅和托尔斯泰都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痛苦，然而他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表现的：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农民在1861年以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被掠夺的痛苦，他诅咒资本主义，把宗法制小农理想化，连他们的弱点也加以接受和赞美，完全成了宗法制农民情绪的忠实表现者，因而就有了开历史倒车这一面。鲁迅则不然，他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痛苦，真诚地同情农民，但并不是从小农的观点情绪，而是从现代民主主义和朦胧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观察一切和表现一切的。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说明鲁迅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了善意地批评、痛心地鞭打的态度。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鲁迅感到愤慨；阿Q不准小D革命，鲁迅更感到悲痛。鲁迅和托尔斯泰的这种不同，表明托尔斯泰只能属于俄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的时代，而鲁迅则属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对鲁迅这样的启蒙主义者说来，像托尔斯泰那样接受宗法制农民的思想，甚至把宗法制理想化，乃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鲁迅小说在对待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弱点方面的这种态度，同现代无产阶级十分接近。中国新文学之所以在内容上也能当之无愧地称得起是地道的现代化的文学，同鲁迅小说所开辟的这个优良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多少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新文学在它诞生的初期就涌现了鲁迅这些具有高度思想水准的小说，这不能不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时代的骄傲。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2）
对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持怎样的态度，同样也是衡量小说的现代内容进入到什么阶段的一杆标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树立了张扬个性、“任个人而排众数”《坟·文化偏至论》。的思想，“五四”时期在一些作品中对此也大体上继续作了肯定和赞美。但随着“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和斗争实践的深入发展，鲁迅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弱点，越来越对这种思想持怀疑、批评以至否定的态度，这在一系列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幸福的家庭》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酒楼上》、《孤独者》里的主人公，都曾经受过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也都曾经向封建势力、封建习俗作过勇敢的抗争；然而曾几何时，吕纬甫失却了蓬勃的朝气，消沉、颓唐、敷衍、随俗得令人吃惊；魏连殳则由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终于痛苦地向恶势力妥协屈服。他们的结局以严峻的生活逻辑表明：在黑暗制度如天罗地网般笼罩下，个人奋斗十分脆弱无力，只会以失败告终。在小说写作的年代，中国知识界正盛行着易卜生通过《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之口说出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这句话当然反映了挪威进步小资产阶级作家“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的乐观战斗精神，确曾使“五四”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受到鼓舞，但其中也明显地包含着空虚脆弱的成分。鲁迅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结合自己战斗实践中的痛苦经验，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终于不把希望寄托在“孤独者”或“最孤立的人”身上。在易卜生信心十足地提出响亮口号的地方，鲁迅感到了虚弱。同样，对于易卜生在《娜拉》一剧中为妇女指出的个性解放道路，鲁迅也先后以论文《娜拉走后怎样》和小说《伤逝》等作了回答。《伤逝》、《幸福的家庭》两篇作品都用令人信服的形象的力量，说明了个性解放、家庭幸福决不能脱离社会解放、经济解放而取得。沈雁冰在1927年写的《鲁迅论》中曾说：“《伤逝》的悲剧的结果，是已经明写了出来的；《幸福的家庭》虽未明写，然而全篇的空气已经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剧的结果大概是终于难免的罢。主人公的幻想的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原载《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11月。这可以说是最早通过作品评论注意到了鲁迅思想上的明显变化的。鲁迅在这些小说中提出的问题，远比易卜生的深刻，这当然不是由于什么鲁迅的“天分”高过于易卜生，而是因为东方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背后又有帝国主义撑腰，这种社会条件使东方革命面对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也使个人奋斗道路在这里更容易暴露它的脆弱性。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介绍欧洲文学，包括介绍易卜生起头的；然而在短短几年内，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竟然在思想内容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超过易卜生而有新的发展（这点连欧美的一些文学研究家也同样是承认的），这又一次证明中国革命的实践已深入到何种程度，也表明鲁迅小说的现代内容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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