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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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论式》。魏晋文章，如嵇康阮籍之作，在当时来说，是有些新思想和新风格的，鲁迅也说过他们的思想比较“新颖”；但是，时代已是近世，上追魏晋，就等于倒退。而且太炎为文，又好用古字，比严复的文章，还要难懂。这样的古文，同样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这时虽作古文而有所革新的，是维新派的人物梁启超。关于他的文章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作介绍。他说：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只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从这些话看，梁启超的主张，是和桐城义法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文章，在那个时代，也确实有些特色；就文体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创造。但是，这样的文体，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也都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虽号“新文体”，其实并没有真正脱离古文的旧调。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说明：单是古文自身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了。白话要代替文言，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问题还在于：什么样的白话才能代替文言。　　　　
　　　　戊戌政变前后，曾经有过白话运动，其后白话书报也曾出现不少。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举过《白话丛书》的序文的例子，可见此种白话文章的一斑：　　　　
　　　　梅侣作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作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的书，……　　　　
　　　　周作人说：这种文章是“由古文翻白话”，“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也即是说，形式是白话，其实仍是古文。这样的文章当然也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曾用古文写作。但他不是用桐城派的古文，也不是梁启超式的“新文体”，而是受过严复、章太炎影响的写得相当古奥的文字见《集外集·序》。。鲁迅还曾用这样的古文和周作人一起译过一部《域外小说集》，结果也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千古文章，“老调子”确实“已经唱完”，此后的文章必须别开生面。　　　　
　　　　二、一代“诗史”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作者多起来了，这时候，中国的文体，才发生了新的变革。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从此以后，杂文便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业绩”，其中凝结着鲁迅一生最主要的精力。正像唐代诗人杜甫几乎将全部思想感情一寓于诗那样，鲁迅也几乎是把全部思想感情都倾注在杂文里。针砭时弊，论证古今，释愤抒情，嬉笑怒骂，内容之丰富，笔法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像这样的杂文，我以为可以看做一代“诗史”。　　　　
　　　　当然，鲁迅关于自己的杂文，曾经谦言：“不敢说是诗史”，只说：“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但在我看来，应该说就是“诗史”，而又不仅是“诗史”。其内容之丰富，是超过了过去所谓的“诗史”的。　　　　
　　　　首先，在鲁迅的杂文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鲁迅从一开始写作杂文，便指向了广泛的社会锢弊。尽管他说当时在《新青年》的《随感录》里“作些短评”，“所论的多是小问题”，例如，“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鲁迅还说这些文章都是“应时的浅薄的文字”，并且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应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今天看来，这些所谓“浅薄的文字”，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虽然时过境迁，仍能从中看到“时代的眉目”。　　　　
　　　　鲁迅把这类文章叫做“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对于自己的这些文章虽然不甚满意，但他对于写这类文章却是看得非常重要的。他在后来的一封书信里说过：“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莽原》，“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目的是：“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又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以看出，鲁迅写杂文，办刊物，目的都在对于社会、对于文明进行批评。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他的杂文中占了最大的比重。从“胡须”到“牙齿”，从“他妈的”到“费厄泼赖”，几乎无所不谈。《坟》里有《说胡须》、《从胡须到牙齿》、《论“他妈的”》等篇。在这些文章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写于1925年的《灯下漫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例如其中一段：　　　　
　　　　……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这是鲁迅对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的概括，也是对于所谓的“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的概括。鲁迅在1925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旧社会旧文明的批评何等深刻。他对于中国的精神文明有深刻的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也有深刻的观察，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都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批评也就不是泛论，而是触及了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的实质。也因此，他对于那“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十分憎恶，而对于那“诅咒中国的现状者”，则认为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鲁迅写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目的，是和他写小说一样，都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所以，当他指出旧社会旧文明的实质之后，便又说道：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当时还是进化论者，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在今天看来，虽然缺乏阶级观点，但在那个时代，在知识青年比较觉悟的时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像这样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纵读古今，大抵都是针对时事。不过，这些早期的作品，一般说来，虽然涉及了时事，却还较少直接触犯当时的政权。大约到了1925年之后，鲁迅的批评就往往和当时的当权者短兵相接了。在“女师大事件”中，在“三一八”事件后，鲁迅从亲身的经历中写出了好几篇直接干预时事政治的杂文。例如正当鲁迅写那《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时候，“三一八”事件发生了。鲁迅的杂文对于这一事件作出了最及时的反映：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2）

　　　　又一段：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鲁迅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及时的报导和最真实的揭露。　　　　
　　　　再写下去，鲁迅又指出：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像这样的评述是充满着义愤的。　　　　
　　　　关于“三一八”的文章，鲁迅不止写过一篇。这些文章已经不仅是“时代的眉目”，也超出了过去的“诗史”，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像这样的文章，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在这以后，“四一二”、“九一八”、以及30年代的白色恐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鲁迅的杂文中都有强烈的反映。当然，鲁迅的杂文并不是历史的大事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没有一件不及时地反映在鲁迅的杂文里。因此，读鲁迅的杂文，也可以说等于读一部历史，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　　　　
　　　　其次，作为历史来看，鲁迅的杂文中虽然没有人物列传的名目，却包含着许多人物的传记。在今天，我们的“中华民国史”还没有写出，但是，有些“民国”以来的人物，至少是“儒林”的人物，已经在鲁迅的杂文中栩栩如生了。从“正人君子”到“特种学者”，从“革命小贩”到“第三种人”，从“土绅士”、“洋绅士”到“洋场恶少”，还有那“遗老”、“遗少”和“叭儿”。总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种种“社会相”，无不跃然纸上。这里试举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从中可见鲁迅是怎样描述了杨村人这个“革命小贩”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　　　　
　　　　又一段：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鲁迅这一封信全篇都是绝妙好辞，这里不可能全引。如果将鲁迅这封答信同杨村人的来信加以对照，（来信是作为附录的）即可看出，鲁迅是多么准确、生动地描绘了杨村人其人，而且，不止杨村人，还包括了一批“阔人”和“骁将”。当然，这篇文章的形式只是一封回信，并不是真给杨村人之流立传。但是，鲁迅笔下的这类人物却比人物传记还要传神。鲁迅论述杨村人如此，所论其他人物，也往往如此。鲁迅杂文之所以“招人憎恶”见《准风月谈·后记》。，那原因恐怕也正在此。　　　　
　　　　作为“诗史”，鲁迅杂文当中是不是止于描述了上面所说的这流人物呢？读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守常全集〉题记》等篇的读者，自然记得，鲁迅杂文里还塑造了革命烈士的形象。例如《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