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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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文艺，鲁迅先生一向力排“闭关主义”，主张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地“拿来”。他曾说：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鲁迅这种“拿来主义”的气概和“无须脸红”的精神，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极可宝贵的传统。《野草》就是一部“拿来主义”的典范。
鲁迅在《野草》中怎样借鉴和吸取外国文学的营养而又进行自己创造的呢？探索一下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闭关自守”多年的文艺，更多更好地“吸收”异域的果汁，求得自己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散文诗的提倡与《野草》的产生
散文诗集《野草》是介绍和学习西洋文学而产生的文艺硕果。
“五四”时期蓬勃兴起的思想和文学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高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下，如饥似渴地介绍和吸取外国文学的乳汁，以化作自己发展的营养和战斗的武器。鲁迅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短篇小说发展的原因时说：
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产生的情形，大体也是如此的。1931年，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对于这些有所为而发的“小杂感”的写作缘起和战斗内容，是作了清楚的说明的。在《野草》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听到鲁迅直面暗夜一般的社会发出的战斗的呼喊，感到他在寂寞中坚韧探索和勇猛奋进的脉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鲁迅勤于批判地吸取西洋文学的艺术遗产，为中国文学开辟新领域的披荆斩棘的拓荒精神。
散文诗，这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开始传入中国的。
《野草》写于1924～1926年。早在四五年以前，还在新诗革命初起不久，就有些人在介绍和尝试创作散文诗了。
从1918年夏天起，初期白话诗人刘半农在创作新诗的同时，就写了《晓》、《饿》、《雨》、《静》、《在墨兰的海洋深处》等优秀的散文诗篇。自认“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刘半农：《扬鞭集·自序》。刘半农，是首先尝试创作散文诗的一个人。
新诗的伟大奠基者郭沫若，在这一方面同样起了开路的作用。1920年12月20日，他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用《我的散文诗》为总题，发表了《冬》、《她与他》、《女尸》、《大地的号》四首短小的散文诗作品。1921年2月16日，《学灯》刊载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郭沫若还为之写了一篇小序，努力将外国散文诗这种形式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在此前后，从1918～1924年左右，《新青年》、《晨报》（第七版）、《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学灯》、《觉悟》、《语丝》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刘半农、沈颖、周作人、西谛（郑振铎）、沈性仁、张定璜、苏兆龙等人翻译的屠格涅夫、波特莱尔的散文诗。有的刊物还专门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散文诗的文章。如《文学旬刊》自第23～27期，载有YL的《论散文诗》，西谛的《论散文诗》，王平陵的《读了〈论散文诗〉以后》、滕固的《论散文诗》。如郑振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要晓得诗的要素，决不在有韵无韵”，而在于“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不必管他用什么形式来表现。有诗的本质——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而用散文来表现的是‘诗’；没有诗的本质，而用韵文来表现的，决不是诗”。文章中还介绍了法国的波特莱尔“很早的用散文来做诗。俄国的屠格涅夫也做了五十篇的散文诗。”《论散文诗》，载1922年1月1日《文学旬刊》第24期。张闻天还翻译了长篇论文《波特来耳研究》，发表在1924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五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在这期间，郭沫若、刘半农、朱自清、冰心、徐玉诺、焦菊隐、徐雉等人，先后都发表了一些富于哲理意味和寓情于景的散文诗及散文小品。上述这些译介和创作，对于培植散文诗这朵艺苑的新花，无疑都起了积极的建设的作用。
在散文诗这朵新花光彩的色泽中，同样浸透着鲁迅先生的心血。
在新诗诞生的初期，为了迎击封建文人的詈骂，打破诗坛寂寞的窘境，鲁迅在创作小说和杂文的同时，也挥笔写下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这六首白话诗，为新诗的发展敲起了壮助声威的“边鼓”。我们读这几首新诗，都会感到它们颇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色。它们那种饱含哲理的隽永风格，那种寓意深微的象征手法，那种不拘韵律的散文格调，应该说是带有散文诗的某些特征的。对于这一点，著名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朱自清后来曾经这样评述过：
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但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的艺术探源（2）
朱自清这里讲的是在外国“自由诗”影响下，新诗所表现的注重“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特点。也可以看做是对鲁迅几首白话诗的概括。从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无韵的散文诗最初的努力吗？
但是，这几首白话诗，还只是自由的无韵诗创作的尝试。尽管他们具有散文诗的某些特征，但毕竟不是散文诗。那么，鲁迅在创作《野草》之前，有没有接触和介绍过有关散文诗方面的理论和作品呢？
回答是肯定的。
早在1906年，鲁迅在日本东京刚开始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他便读到了荷兰望·霭覃的《小约翰》。这本用散文诗式的童话写成的书，不仅使鲁迅当时感到“非常神往”，就是在20年后，仍然十分珍爱，认为这是一本“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后来，鲁迅终于把它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对于这本诗一样的童话，鲁迅说：它“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鲁迅译文集第4卷·〈小约翰〉引言》。
1908年，鲁迅翻译了在中国最早介绍裴多菲诗歌的一篇论文《裴彖飞诗论》，其中说裴多菲的诗歌，“凡属杰作多可述以散文。或之他国言文，不损美致，盖诗趣满中，永久无间，所以为美，非仅赖其声调言辞者也。”《鲁迅译文集第10卷·译丛补》。这虽然是译文，却是与鲁迅后来一贯的观点相符合的。实际上说明，鲁迅在很早就了解诗歌的本质是要“诗趣满中”才能“所以为美”，而“非仅赖其声调言辞”。这些特征，与散文诗是基本一致的。
大家都知道，鲁迅前期接近过尼采的著作。这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以外，就是他很喜欢尼采散文诗式的文章。1920年，他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发表在《新潮》杂志上。在译后附记中，鲁迅说：“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鲁迅译文集第10卷·译丛补》。鲁迅这里有肯定，也有批评。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尼采这种“用箴言集成”的散文诗式的文章，对于鲁迅后来散文诗及其他创作，不能说是没有一点有益影响的。
1921年，鲁迅为《小说月报》“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译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一文。其中谈到捷克作家察伊尔“也作散文，然而不过是无韵的诗”。《鲁迅译文集第10卷·译丛补》。
从1921年起，鲁迅开始翻译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诗剧《桃色的云》和他的其他童话作品。不久又汇为《爱罗先珂童话集》出版。鲁迅一向把这些童话作品当作诗一般的散文看待的。他说：“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鲁迅译文集第2卷·〈桃色的云〉序》。不仅鲁迅把这些童话当作散文诗看待，别人也是如此。当时与鲁迅一起翻译爱罗先珂童话的合作者胡愈之，就说他的童话《枯叶杂记》“从大体看来，竟可以说是长篇的散文诗，——其实他的别的童话体作品，也都可以当作散文诗看的”。《枯叶杂记》译者附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6号。
在《野草》写作之前，鲁迅又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新作《红的花》；发表在1923年7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这篇歌颂革命青年为理想献身精神的寓意深刻的作品，其实就是一首优美的象征的散文诗。
就在《野草》的第一篇《秋夜》写作和发表的同时与稍后，鲁迅翻译了荷兰作家谟勒泰都黎（即台凯尔）的两首散文诗《高尚生活》、《无礼与非礼》，发表于1924年12月7日的《京报副刊》上。这位荷兰作家新鲜活泼而又寓意深警的文章，被誉称为充满着“那荷兰散文的温暖生动的心声”。《鲁迅译文集第4卷·〈小约翰〉原序》。
上面这些回顾和叙述，是十分粗略的。其中，有鲁迅翻译的有关文章，有鲁迅自己的评述介绍，也有散文诗的翻译作品。关于鲁迅介绍翻译波特莱尔散文诗的情况，因为要在下面专门论述，这里便略而不谈了。从上述这些情况已经可以看出，鲁迅对散文诗在中国新文学中的介绍和提倡心境是怎样的殷切了，他为了栽培这株现代文艺的新花，劳动是怎样的辛勤了。
这种辛勤劳动更重要的结晶，便是《野草》的产生。
鲁迅在20年代中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集中精力连续创作了二十几篇散文诗作品，不是没有缘故的。过去有人认为，鲁迅由写“短篇小说转到散文”而写《野草》，是其“在艺术上”“软下一步”，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的表现。毕树棠：《鲁迅的散文》，《宇宙风》第34期。其实，这是不了解《野草》写作在艺术领域战斗意义的一种误解。事实上，《野草》的诞生，和鲁迅的写小说、杂感、新诗一样，在开拓新的艺术领域这一方面，同样是具有鲜明的战斗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小说和散文的成功，无须去说。就是幼年时期的白话诗，经过几年艰难苦涩的战斗和实践，也已经用自身的成绩证明了这种艺术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尽管也还有些顽固的复古派文人和穿着洋服的遗少，仍在那里窃窃私议地摇头，但那毕竟是秋虫自鸣，无伤大局了。独有散文诗这种艺术形式，仍是新文学中一个薄弱的环节。而且，由于一些人对于新诗过于散漫的缺陷的不满和非议，便进而涉怨于散文诗存在的理由。因此，提倡和介绍散文诗就成了斗争的需要。如郑振铎就针对一些人对“散文可以为诗”的疑惑，在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了“许多人怀抱着‘非韵不为诗’的主见，以为‘散文不可为诗’，实是不合理而且无知”，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等“许多散文诗家的作品已经把‘不韵则非诗’的信条打得粉碎了”。《论散文诗》，《文学旬刊》第24号。有些文章也论证了散文诗的特点和发展的必然，提出：“我国新诗，大部分是自由诗，散文诗极少”，“希望有真的散文诗出现，于诗坛上开一纪元。”滕固：《论散文诗》，《文学旬刊》第27号。在鲁迅创作《野草》之前不久，沈雁冰在一篇文章中批判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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