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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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对的；但过分强调它的积极的一面，说它的革命性怎样强，怎样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这也有些过甚其辞，也是不合实际的。　　　　
　　　　应该肯定，《野草》所表现的精神，就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同时也是作者当时旧的世界观正在动摇、摧毁，却还仍旧有一定的势力，而新的世界观又在大酝酿、准备大飞跃，却又尚未建立的矛盾。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当然，在鲁迅头脑中存在着的这一系列矛盾，如果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在两个以上矛盾同时存在的复杂情况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是比较容易的。尽管鲁迅在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是这样一对对的矛盾，但他的主要矛盾，还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旧世界观的矛盾。只是他的表现方式不同，有时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时又表现为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但其实质，还是一样的。　　　　
　　　　这里的问题是，究竟鲁迅所反映出来的一对对的矛盾，哪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一方面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呢？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他又说：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67。　　　　
　　　　如果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的学说，来分析鲁迅当时的思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以《希望》这篇散文诗所体现的精神来说吧：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确是互相对立着，互相斗争着。应该肯定，首先，中国当时的黑暗现实，在鲁迅的头脑中，的确占了主导的地位，起着支配的作用。不然的话，他早就在现实中看到理想，根本也就无所谓黑暗与绝望，当然也不必彷徨与苦闷了。他说：“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这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的，人生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然而，现实的黑暗，使得他一切的理想都不能实现，因而觉得空虚了。但是他还没有忘记所谓的希望，用明知是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来填补那失望的空虚。可是，“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然而，“我的青春”虽然已经耗尽了，但还有“身外的青春”，还不能说是没有希望。然而现在的青年又是怎样呢？难道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吗？那么，没有办法，我还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我还不肯放弃这个希望。可是，听到裴多菲的诗句，希望却是一个娼妓。　　　　
　　　　这一切所表现的，难道不就说明：在鲁迅的头脑中，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就是绝望这一面吗？但是，矛盾是会转化的。矛盾的双方在互相转化着，矛盾也在发展着。在当时，鲁迅新的世界观，虽然还没有建立，但他那不倦的韧性的战斗，他那继承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却又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当他读到裴多菲的另一句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他又找到了论据，在绝望中看见希望，还要战斗下去。等到他真的决定，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来一掷自己身中的迟暮时，真正的暗夜也就退缩了，没有了。“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希望这一面，起了主导的作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这也就是说，原来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希望，已经转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原来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绝望，却又转化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从属的地位了。　　　　
　　　　这是鲁迅的不妥协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而《野草》，也就是这种不妥协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胜利的记录，是这个战斗的过程以及达到胜利的心灵的记录。　　　　
　　　　因此，在《野草》全书中，我们的确可以看见鲁迅思想上阴暗的消沉的一面，而且，初看起来，好像这一矛盾方面，的确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从实质上来看，却是充满着诅咒黑暗，反抗现实的战斗，充满着积极的向前迈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终于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了。不从实质来看问题，任何有意或是无意的夸大与缩小，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都会陷到错误的泥坑中去的。　　　　
　　　　对于《野草》精神的探索，我想，也应该从这里入手吧。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精神试论（3）

　　　　二　　　　
　　　　毛泽东同志说：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散文诗《野草》自然也不能例外，它是当时中国现实黑暗社会人民生活在鲁迅主观头脑中的反映，不过它的反映方式，比较的曲折，比较的隐晦，而且时时借用隐喻、讽喻或是象征的手法，因而把读者带入诗的境界，——有时甚至带入非现实的境界，这就使得粗心的读者，觉得难以捉摸，难以探求他的精神所在了。那些只是从文字表面看问题的批评家，说什么《野草》是鲁迅的“心灵的历史”，说是他的“内心深处阴暗的心灵的暴露”，那简直是文不对题的胡话。如果不是有意的歪曲，也应该说是根本不懂得文艺的说法。　　　　
　　　　我们已经知道，散文诗《野草》的写作年代，是1924～1926年。也就在这个时期，鲁迅还写了另外许多东西。以杂文而论，《坟》的后半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而已集》，都写在这个时期。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也是这个时期的创作。说《野草》是鲁迅内心深处阴暗心灵的外露的批评家们，你们要知人论世，为什么不拿它和这时期写的作品联系起来看一看呢？为什么不顾及全篇，并且顾及全人呢？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鲁迅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竟然战斗性那么强烈、那么充满着火热的激情，而《野草》，却又这样阴暗，这样消沉呢？这是无法说得通的。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这是鲁迅论“革命文学”的名言，但以之论文，特别是论鲁迅自己的文章，那就更加适合。鲁迅是战斗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忘记了战斗，也不会忘记了现实。尽管当时旧中国的现实，的确非常黑暗，而且压得令人窒息、令人难受；但鲁迅却是不会被黑暗现实所吓退的。他一向就反对过去中国文人的“瞒和骗”，主张正视现实，要“睁了眼看”；他不会把别人带进梦境中，叫别人睁着眼睛白日做梦。在《野草》中，虽然一连有六七篇作品，都是用“我梦见——”这一开头的形式写成，作品的气氛，也的确阴暗，阴暗得有点令人颤栗，但仍旧还是现实的曲折的反映，是用非现实的梦境来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法。如果不从现实的曲折的反映，不从暗喻、讽喻或象征等表现手法入手看问题，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应该肯定：散文诗《野草》，是当时黑暗中国现实的曲折的反映，是当时客观世界在作者主观头脑中的曲折的反映。尽管他的取材、笔调、风格，比起另外的作品——杂文与小说来，截然不同，但它所表现的内在精神，和它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我们不能轻易抓住一点、强调一点，就认为《野草》是怎样阴暗消沉，或革命性怎样强、怎样预见革命的必然胜利；这些说法也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　　　　
　　　　鲁迅的杂文，都是针对当时的时弊，无情地予以攻击或揭露的。它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反映，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用了许多所谓“曲笔”，但也由于针对当时的时弊，不留情面地进行了入木三分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所以也确实反映了“五四”以后十几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发展的史迹，因而被我们誉之为“诗史”，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　　　　
　　　　小说《幸福的家庭》写到一个作家要创作一篇小说，要给“幸福的家庭”的主人翁，选择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因而他驰骋想象，找遍了当时的整个中国，也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地方。这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但也毫无情面地将当时中国的现状曲折地反映出来了。　　　　
　　　　《野草》中的《失掉的好地狱》，应该说，这就是过去中国现实社会的隐喻或象征。但它的反映中国现实，更要曲折一些。鲁迅曾在一篇题为《杂语》的文章中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全集》第7卷；第72页。这指的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一直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都是如此。他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第4卷；第281页。可知这地狱也必须失掉，就是当时的黑暗中国，必须彻底改造，彻底翻转来的意思。而所谓“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显然就是作品中站在“我”面前述说失掉的好地狱的历史的“伟大男子”的原形。所以，尽管这“伟大男子”怎样“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而在魔鬼口中说出：怎样得意地夺取了地狱的领导权以后的情形，——即越来越坏的统治，仍旧是现实中国的曲折的反映。　　　　
　　　　另外，譬如《淡淡的血痕中》，据鲁迅自己说是“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所作的。这就是所谓“三·一八”事件，——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生刘和珍，就死于这次惨案的——鲁迅也写了不少的文章。如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举起如椽的大笔，正气充塞于天地间，以孔子作《春秋》的笔法，大书道：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象。《鲁迅全集》第3卷；第188～189页。　　　　
　　　　这是毫不隐讳毫无避忌的面对面的揭发与战斗，这是置生死于度外指着暴君的鼻子痛骂的“叛逆的猛士”的行为！他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对于刘和珍英勇行为的赞颂，但同时也是鲁迅自己不屈的战斗精神的写照。　　　　
　　　　在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虽然这种“神圣的憎恨”，还是同样；歌颂“叛逆的猛士”的精神，还是同样，而他所用以表现和反映的方式或方法，却完全不同，曲折得多了。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这仍旧以大无畏的精神，洞见一切的眼光来藐视暴君与造物主，歌颂巍然屹立的叛逆的猛士，使“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但是比起《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和《记念刘和珍君》等篇来，却是曲折得多，因而意义也就深广得多了。　　　　
　　　　再说《这样的战士》吧。鲁迅的提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