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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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当他们从外国回到中国、从书本转向生活、从讲堂走向社会，他们的思想就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们的思想追求就要多打几个折扣。所以《呐喊》、《彷徨》中此类人物的思想绝大多数都处于“逆转”状态，而在明显的“逆转”中把握他们思想理想的前后一贯性，则是这类人物塑造的重要特征。《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其思想都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但这种“逆转”却绝非完全的复归，N先生的愤激、吕纬甫的感喟、魏连殳的痛苦、涓生的忏悔、子君的夭折，说明他们的同情、他们的内心愿望仍然是在新思想、新理想一边的，像四铭一类坚决维护封建传统的，到底只是极少数。总之，不论是对劳动群众的微弱“正转”的思想变化和对觉醒知识分子的明显“逆转”现象的描写，都体现着鲁迅前期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进化发展的观念，也都表现了他对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渐进性特征的把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社会思想的变化是新生阶级的思想逐渐取代腐朽阶级的思想的过程，但这种阶级思想的斗争同样也是通过世代的系列逐步实现的。在世代发展的系列中，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因素逐渐增长，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因素逐渐消亡，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的意识观念就在这逐渐的递变中产生和发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极端缓慢，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极其微弱，且一直是同质的积累，极少新质因素的急增，这种变化在同一个世代和相近的世代间不能更明显地体现出来。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是以“老”为本位的，“老者”积累着更丰富的经验，“幼者”只有听凭于“老者”才会获得必要的知识。但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发展的速率骤然加大了，“老者”在旧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和形成的思维方式、意识观念已经难以完全包容“幼者”和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所能够获得的全部，相反，他们一开始便生活在与上一代人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更易于接受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新的信息，由此便会浸润并形成与上代人不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念，这种增长着的新因素恰恰是代表着社会思想发展的新变化。科学文化的更大普及，使这种过程表现得更加显著。在这时，以“幼者”为本位，以青年为本位，便构成了现代社会意识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以承认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前提的。鲁迅在进化论思想的作用下形成的以“幼者”为本位、以青年为本位、青年必胜于老年的思想，尽管还有一些不够精确的地方，但在总体上却是反映着现代社会思想特征的，是与封建传统的以“老者”为本位的思想尖锐对立的。他的“青年必胜于老年”，不论是后来还是在前期，都是作为世代发展的系列而言的，而并非个体对个体的绝对比较。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是把反封建斗争的意向中心放在“救救孩子”之上的（《狂人日记》），他热切地企望新生的一代能有一种新的生活（《故乡》）。在《肥皂》中他设置了秀儿和招儿，表现出新的一代对新事物的由衷热爱和向往。与此相联系的，则是鲁迅对孩子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旧传统的浸染所感到的极大悲哀。在《狂人日记》中，“狂人”看到孩子们也睁着怪眼睛看他，从而感到特别的怕，特别的伤心；在《长明灯》中，孩子对“疯子”的冷漠宣告了“疯子”斗争的最终失败，造成了他的悲剧的最高峰；在《孤独者》中，大良、二良对魏连殳态度的变化是摧毁他斗争意志的巨大力量。在“孩子”身上看未来，在“孩子”身上看希望，是《呐喊》、《彷徨》内蕴的一条重要思想脉络。鲁迅承认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同时又不认为青年一代便会迥异于老年一代，从而把他对未来的希望和对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艰巨性、长期性的认识结合了起来。《呐喊》和《彷徨》不是悲观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但也不是盲目乐观主义的。它们的长期的思想生命力和巨大的历史概括力，就在于它们恰切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变革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以及二者彼此交织的特征。　　　　
　　　　鲁迅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的道德信条，所以他也并不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完全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他只在当时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中寻求新思想的萌芽，并反复表现了，在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里，在一个畸形道德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里，理想的人性是不可能充分发展的。　　　　
　　　　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与西欧中世纪神学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后者是以神为本位的，以神的权威控制人间社会、扼杀人的现世欲望是其重要特征；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术道德，主要不借助于神的力量，而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是以维护封建制度下的“社会”需要而规定人的行为规范，扼杀、禁止每个个人的欲望和要求的。所以，在西欧中世纪宗教神学那里，直接组成的是“神”、“人”的对立，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先进思想家、文学家的反封建斗争是以“人”为旗帜向“神”宣战的；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术道德这里，构成的是封建正常秩序的“社会”需要与被统治者、被压迫者的“个人”的生存欲望和生活意志的对立，即“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不承认人的基本权利、不承认个人有独立的意志，为了封建社会秩序可以无限制地剥夺人的权利和意志是它的主要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的反封建思想的战士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中首先揭起的是“个人”、“个性”的旗帜，在这种旗帜下向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封建思想宣战是其主要的斗争方式之一。我们看到，《呐喊》和《彷徨》的所有悲剧作品，都呈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个人”被整个“社会”吃掉是其基本结构方式。以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思想个性向不承认这种生存权利和独立意志的社会进行控诉和抗争，是所有这些悲剧的根本内容。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4）

　　　　假若说在以不觉悟的劳动者或下层知识分子为悲剧主人公的作品中，封建社会扼杀了这些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是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在以觉醒知识分子为悲剧主人公的作品里，则直接出现了“个性”与“社会”的碰撞。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我国“五四”时期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具体特点和觉醒知识分子的特殊命运。那时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不是随同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同等速度成长起来的思想婴儿，当中国近代微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救国救民的历史需要为他们提供了诞生的条件，他们便一股脑儿喝下了西方在几百年间逐渐蓄积起来的与封建思想观念截然对立的观念意识的乳汁。这样，他们的思想观念便与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较之西方思想家与本国社会思想观念更为巨大的裂痕。他们不但遭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排挤和迫害，而且也无法得到尚被封建习惯势力束缚着的广大社会群众的理解和同情。他们陷入了极端孤立的状态。这个本质上应是多数人向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战争，在当时却不得不、不能不表现为少数人向多数人进行的思想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封建传统思想是以整个“社会”的面目出现的，是以“多数”、“群众”的面目出现的，而代表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却是“孤立的个人”。试问，在这样一个思想的战争中，鲁迅是应当站在以“多数”、“群众”的面目出现的封建传统思想一边呢，还是站在代表着先进思想的“孤立的个人”一边呢？我认为，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也就能够正确回答对鲁迅前期个性主义的评价问题，而这也正是《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长明灯》、《伤逝》、《孤独者》和在某种程度上的《药》的基本艺术构图的实质。这些作品的基本价值尺度不是用“社会群众”的思想眼光批判其中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　　　　
　　　　物质力量的缺乏必须用精神力量的充实来支持，群众基础的不足必须由个人意志的坚毅来支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封建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要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封建立场，就必须有傲视世俗的无畏态度、有强毅不挠的精神力量、有坚定不移的个人意志。这是鲁迅笔下所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共具的思想特征，也是他前期个性主义思想所包含的主要内容。《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主要性格特点是“狂”，是无视俗见、威压不住的一股狂傲之气；《长明灯》中的“疯子”的主要性格特点是“疯”，是咬住一个目标死不松口、压不倒骗不了的“疯劲”；《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没有被压垮之前也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傲视世俗封建思想势力的个性主义精神。《在酒楼上》则在另外一个侧面上表现了个性主义精神的必要，它表明脱离开个性主义战斗精神支持的人道主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势必表现为温情的、软弱的人道主义，势必导致向封建主义思想势力的妥协。体恤别人的痛苦，牺牲个人的利益，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但当封建思想的葛藤缠绕在所有社会关系之中的当时，觉醒知识分子便有可能循由这条道路而丧失反封建的意志与热情。为小弟迁葬，在吕纬甫认为是迷信的传统习惯，但在这种习惯心理支配下的他的母亲却为此焦急万分，几夜睡不着觉，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吕纬甫便去迁葬；千里迢迢送朵剪绒花，在吕纬甫觉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但出于对母亲和对顺姑的人道主义同情，他也乐意去做；教“子曰诗云”，是不符合吕纬甫的意愿的，但家庭要抚养，雇主不要教“ABCD”，吕纬甫也便牺牲自己的意志，屈就了封建现实。一味地牺牲自己的思想意志走向了向封建思想势力的妥协，一味地为别人的小悲欢着想走向了斗争意志的薄弱，这就是吕纬甫悲剧的内在本质。《在酒楼上》实质上是对缺乏个性主义精神支持的单纯人道主义的艺术考察。在封建思想控制着社会最广大人众的意识观念的时候，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个性主义精神，便是鲁迅试图说明的核心问题所在。　　　　
　　　　鲁迅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也否定脱离开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五四”时期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但却是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它的重要性不能仅仅表现为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表现为对广大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作用和意义。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若仅仅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仅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势必走向向封建思想势力的妥协，甚或走向反人民的道路。鲁迅所肯定地表现着的人物，都是既具有个性主义精神、也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物。《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以其狂傲的个性主义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但他反对封建礼教的目的却不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且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救救孩子”的人道主义目的，《长明灯》中的“疯子”也是如此。鲁迅之所以对《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表示了极其炽烈的同情心，其原因就在于在他的精神毁灭之前，他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得是比较紧密的。在那时，他既不乏人道主义的博大思想基础，也不乏个性主义的强毅抗争精神。但在封建思想势力的重压下，他走上了与吕纬甫相反的思想道路；吕纬甫放弃了个性主义而取了单纯的人道主义，魏连殳放弃了人道主义而取了单纯的个性主义。但二者都放弃了反封建的目标，与封建现实达成了或一种形式的妥协则是相同的。　　　　
　　　　鲁迅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下”为本位的思想，是从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他们的生活命运和思想命运为基点，控诉上层统治者对他们的摧残和戕害的思想，它与传统封建思想的以“上”为本位的等级观念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鲁迅深刻地表现了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痛苦命运，猛烈抨击了统治者的专横冷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前期思想是与中国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各主要部分、在其根本性质上尖锐对立的思想系统，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