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9-大家　　　　　:"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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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打着各样旗号回到八届十中全会所讲的“基本路线——即以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的提法、口号上去，更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口号——如揪“走资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上去。回到“文革”去会是什么后果，我们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又是“十四大”的黄钟大吕之音。巴金最近撰文说：“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得到鼓励、尊重和保护。”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偏偏有些同志不制造紧张空气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依据，就实现不了“自我”，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紧张：是猛省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是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而不是靠吓人、靠自封吃饭的。所以我们希望能有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生动活泼、新鲜创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文风的文艺评论，而不是陈陈相因、摘引武断：披大旗做虎皮，名为“捍卫”，实为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棍帽齐飞的讹诈恫吓。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2）

　　　　要正确地区分与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不要如此吃力地发明一些似是而非的拗口概念——如“虽然自己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影响的人”——以达到更多地打击旁人的目的。为什么那么害怕团结一个人，那么害怕浩浩荡荡，那么热衷于小圈子，热衷于到处搞分化瓦解，不但搞到下头，而且搞到上头、搞到中央那里去呢！　　　　
　　　　希望重视文艺的多方面的功能，使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祥和大度，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使人民高兴、提高、进步，而不是气急败坏、一花独放，到处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搞得人民群众敬而远之或者厌而弃之。　　　　
　　　　阵地要建设在人心里，脱离了读者又脱离了作者的阵地，只能是形式主义的自欺欺人或者是自说自话的圈内自我循环。　　　　
　　　　希望搞大团结，而不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自立门户、“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团结。中国这么大，搞文艺的人不搞五湖四海而搞一手遮天，不但可恶，而且可笑可怜可叹，诈唬了半天，一出小小的独幕闹剧而已。　　　　
　　　　要珍惜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无事生非，不要给党中央添乱，不要因为一己的骄横无能与失策失利而动不动火烧屁股连连告急求救，不要事事要求中央为己所用有求必应；不要一旦未“应”便牢骚泛滥怨党尤民。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即使帮不上忙使不上劲至少也不要频频干扰妨碍，更不要公然去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去学着文化大革命的腔调批“唯生产力论”！　　　　
　　　　经过“十四大”，人们对于加速现代化建设、加速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希望那些一心要求中央与他保持一致的人再不要散布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孤立无援、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转入地下的胡说八道，再不要动不动以自己将要吊到电线杆子上来威胁讹诈哭丧吓人吓己败坏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了。　　　　
　　　　希望超越姓社姓资的片面的、过分的、抽象的争论，焕发文艺生机，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生产力，立足于提高和丰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立足于增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的精神活力，提高精神素质；立足于稳定、改革、发展。　　　　
　　　　更希望那些前一段一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导旁人的直至中央的向为己任的亲爱的同志认真学习并和大家一起学习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转变观念，不要再讳言改革开放与“左”的危害，不要再讳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要再讳言团结、稳定、繁荣，不要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尤其是此次“十四大”的文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势头中，文艺工作者必将作出自己的新贡献，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92年10月27日在当代文学研究会上的发言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3）

　　　　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现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在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去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我当时的绝对主观的感觉是，她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的心情恰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妇联的工作干部。当然不会有哪一个才高九斗的正在看好的强力型女作家愿意调到妇联去搞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妇女工作”。她们爱搭不理，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外国女性的提问。　　　　
　　　　于是我插嘴说：“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　　　　
　　　　于是我看到了提问者的困惑与失望的表情。那糊涂劲儿与我们方才的样儿并无二致。也许我的话根本翻译不过去。许多民族的语言一切名词都要区别阴性和阳性，或者是男作家，或者是女作家，或者是复合的男女作家们，而我们的语言培养的是不分性别属性的对于作家、人、学生、服务员、发言人直到动物的中性属性的认可，中性才是本体本质，而男作家女作家、男服务员女服务员……中的性别称谓，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定语。比如发言人的特性、价值与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他是发言人而与他们的性别无关。英语里要区分男发言人（spokeman）女发言人（spokewoman）对于我们炎黄子孙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我还在回答一个向我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过：“在我们国家，女作家的风格可能一般比较细腻一些，此外，不论在取材还是主题或使命感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并无区别。”是的，我们男女作家一起写“四人帮”的肆虐，写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公社的悲喜剧，写官僚主义的麻烦……同悲喜而共哀乐。至于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记录片的题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兵、女警察都有了……至于女作家，她们比男作家还“厉害”呢……我们还有什么妇女问题（除了边远农村）吗？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4）

　　　　正像刘慧英以丰赡的材料与雄辩的论述所表明的，男权价值标准、男权历史意识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真是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郎才女貌（我更愿意说是才子佳人）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发扬光大和这种模式包含的女人附庸于男人的陈腐意味；诱奸故事模式所透露的女性的无力、无望、无独立价值（窃以为表现了男权的虎狼意识与视女性为需要慈悲保护施恩的羔羊）的意蕴；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回避；以为社会解放可以自动解决问题的天真与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视而不见；女性的孤注一掷式的爱情乌托邦以及这种乌托邦的破灭带来的激愤与失望；女性仍然缺乏爱的自由的事实；既要保持传统的女性标准（容貌、品行）又要符合半边天的新的社会要求、劳动出工要求，与鼓励丈夫情人献身投入（参军、加班以及从推迟婚期到牺牲生命）的要求的女性的两难或多难处境；对于自然母性的价值判断的困惑；从寻找男子汉到诋毁男性的女作家所流露的传统观念对于男子汉形象的理想化的假定、依赖与对于女性自身的缺乏信心；将性与爱分离开来的传统意识，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性意识、性爱的各种各样的歪曲丑化糟践；圣女（作者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词——愚爱）型与荡妇型（狐狸精、色情间谍美人计至少是尤物型）女性形象所表达的传统男权观念；以献身事业为名“始乱终弃”的伪善、自欺欺人与厚颜无耻；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在我们的语言中女人似乎比人低一等，女作家似乎比作家低一等。著名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明朗的天》中有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妻子吵架的场面，男人骂道：“女人不是人，女人是女人！”随着我们的女作家的功成名就与俨然人物，谁能不越来越倾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意识呢？）。所有刘慧英的书提及的这些，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吗？我们（包括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形象地触及到这些问题的男、女作家）又有谁不是常常倾向于回避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回避了突破男权传统的樊篱与男权历史意识这一有点麻烦的问题而满足于浅尝辄止的一般性结论（如认为一切不幸都是某种恶势力所造成的）吗？惜哉！　　　　
　　　　刘慧英的书稿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她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它从托尔斯泰到曹雪芹，从丁玲到铁凝，广征博引而又是鞭辟入里地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考果实。读之令人击节。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靠咒骂、靠干干脆脆地转变观念、靠一念之差的调整或是新名词的引入就能解决的。刘慧英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男权观念使然。恰恰相反，男权观念的形成不但有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有它的多方面的、在当时很可能是合理的根据，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产生与维持的依据。我们很可能会为这一切而嗟然叹息，比叹息更重要的却是为我们这里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些比起“婚姻自由、同工同酬”来说更属于深层次的问题而欣慰。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头脑在进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却也是确定无疑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们的女性文学会出现更新更好的觉醒。　　　　
　　　　原文是刘慧英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对文学中男权历史意识的批判》序，题目为笔者所加。本文略有删节。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我的喝酒（1）

　　　　我的喝酒　　　　
　　　　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够获得一点兴趣和轻松的源泉。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记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像——任何想像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譬如学、说、读维吾尔语，譬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还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鸡雏。譬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譬如，也譬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未饮三分醉，将